第3章

對中國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會知道司馬遷這個名字；而知道司馬遷是位曆史學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敗降匈奴事辯解，觸怒漢武帝下獄，受“宮”刑，然後於汙穢肮髒之中死去的故事。

“宮”，即是去勢。司馬遷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中，一個很特別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惟一。

“宮”，和去勢，是一回事，但性質有所不同。“宮”是刑法。去勢，在有皇帝的年代裏，是當太監的首要條件。若不想當，也就不必去勢。當然也有或被父母鬻賣，或因生活無著而淨身入宮，不無被迫的個例。但大多數被閹者，甘願去勢，是作為謀生手段，求得進宮。因此，這班人對於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狀態，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為太監，生活在無數已將“那話兒”連根切掉的人中間，大家彼此彼此，誰也不可能笑話誰，褲襠裏有沒有那個玩意兒，便是無所謂的事了。

太監這行業，不僅中國有過，外國也有過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勞狄、尼祿、維特利烏斯和提圖斯等羅馬諸帝，如其後的拜占庭帝國諸帝，奧斯曼帝國諸帝，都曾在後宮使用割掉**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國明代，大概是曆史上破記錄使用宦寺的帝國，故有“十萬太監亡大明”這一說。任何朝代，太監或類似太監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於宦官有太多的機會接近帝王後妃，容易獲得寵幸；加之閹人的變態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們的仇恨準則。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讀來讀去，凡太監，都不是好東西。至少，好東西極少極少，所以，對這卑汙齷齪者多、陰暗險惡者眾的一群，統統蔑稱之為“閹豎”，倒也合適。

但司馬遷之被“宮”，與“閹豎”的去勢，截然不同。老實說，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軟，什麽毒辣殘忍的法子沒有使用過呢？但把文人××連根端掉者，劉徹是獨一份。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文人之受屈辱者，莫過於此。

“宮”刑，在中國，盛行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初期，以閹割或損壞男女**，旨在使其餘生在屈辱中度過。漢武帝異想天開，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裏，他不殺頭，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麽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宮”刑，來對付他的國史館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使其喪失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這一招，實在可謂既惡且損，加之下流下作。

這奇恥大辱對司馬遷來說，“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霑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對文人進行如此卑劣的報複，簡直使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文明的中華民族，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夠將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能夠將聖女貞德，將布魯諾在火堆上燒死，憤怒的革命群眾，甚至將路易十六夫婦送上斷頭台一一鍘死，不可謂不恐怖；在莎士比亞時代，人犯的腦袋，也有割下來掛在倫敦塔橋上示眾的，其殘忍可想而知。但像劉徹用“宮”刑對付一個文人，對付一個埋頭在簡牘中閱讀曆史的學者，這是世所罕見的無恥行徑。

每讀毛主席《沁園春》詞中“秦皇漢武，略輸文彩”這一句，我總會想起漢武帝“宮”司馬遷這件丟中國人臉的事情，虧他做得出來，下得去手。我始終想，問題恐怕就出在這句“略輸文彩”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劉邦，雖能吼出兩句“大風起兮雲飛揚”，可這位亭長從不以詩人自居，無論司馬遷說長道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漢高祖，至多當他放屁，不當一回事的。而漢武帝，詩詞歌賦都來得，雖“略輸”，還有點“文彩”，這一有，就壞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間，免不了計較，就要關心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就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了。而且，有權的文人，嫉妒起來，往往不擇手段。“宮”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個有文彩的皇帝，哪怕“略輸”一點，絕不是什麽值得文人大眾高興的事情。

司馬遷書讀多了，有點呆氣，他為什麽不想想，同姓司馬，那個司馬相如被欣然接受，這個司馬遷卻被斷然拒絕呢？難道還不足以總結出一點經驗，學一點乖嗎？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馬善拍馬，吃香又喝辣，此馬講真話，隻有割××。”為那張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價，真是太不劃算了。

《漢書·司馬遷傳》認為：“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這意思就是說：若是司馬遷能夠“明哲”的話，也許可以“保身”，具體一點，可以保住那**。但他心血**，跳出來為李陵主持公道，招來了這場沒頂（卵？）之災。

不過，要一個具有責任感，使命感，特別是這位太史令，還多一份曆史感的文人，讓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讓他對帝國的千瘡百孔閉上眼睛，讓他在這位年近六十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漢武帝麵前，裝聾作啞，那是不可能的。

“宮”司馬遷的天漢二年，大漢王朝的日子不甚好過，大麵上的風光依舊，內囊早盡了。由於曆年來徭役兵役不斷，狂征暴斂，人民負擔沉重，大批農民不得不離開土地，奔走流亡。這一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發生農民起義，來勢甚凶。所有這些敗象，都是劉徹隨著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來的必然結果。

孟德斯鳩說過：每個被授予權力的人，都易於濫用權力，並且將他的權力用到極限。康德也說過：掌握權力就不可避免地敗壞理性的自由判斷。意大利哲人馬基雅弗利說得更幹脆：久握權力，必致腐化。這也是所有長期執政的統治者，在其晚年，難以逃脫的失敗命運。

劉徹哪能例外，到了晚年，除了封禪巡幸，敬神祀鬼，便是好大事功，大興土木，與所有老年統治者一樣，最後必成為一個悖謬顛錯的老胡塗。司馬遷還以為他是當年意氣風發的“英主”，居然天真爛熳地“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要為李陵敗降慷慨陳詞。

其實子承父業繼任太史令的他，在國史館裏，早九晚五，當上班族，何等愜意？翻那甲骨，讀那竹簡，渴了，有女秘書給你沏茶，餓了，有勤務員給你打飯。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戰國，下至陳勝吳廣，楚漢相爭，那堆積如山的古籍，足夠他白首窮經，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親非故，“趨舍異路”，不相來往，更不曾“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有過私下的友誼。用得著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嗎？但是，知識分子的通病，總是高看自己，總覺得他是人物，總是不甘寂寞，有一種表演的欲望。

他認為他應該說話，他要不站出來為李陵說句公道話，還有誰來主持正義呢！他說：一，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三，李陵“轉鬥千裏，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學問太多的人，易愚；愚，則不大識時務；不識時務，就容易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出錯誤的事情。

他這一張嘴，果然捅下天大的婁子。

漢武帝是讓他講話來著，他該懂得，陛下給臉，垂詢你的意見，是要你講他願意聽的話。你如果不想對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裝胡塗，千萬別進逆耳之言。這位多少有點受寵若驚的關西大漢，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盤托出他的真實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毀了他的前程，連男人的看家本錢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個未能如期會師，致使李陵孤軍奮戰，兵敗而降者，正是陛下心愛的王美人之兄長，貳師將軍李廣利。但他要說，這個認死理的司馬遷。

結果，“明主不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一個“略輸文彩”的統治者，收拾這個當場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愛之人的文學同行，還不容易。陛下吩咐了，不用砍掉他的腦袋，隻消“宮”他就行了，然後卷簾退朝。劉徹，肯定會為他這得意一筆，回到後宮，跟王美人一塊兒偷著樂的。妲己，曾讓商王紂殺比幹剖腹驗心，褒姒，曾讓周幽王舉烽火報警取樂，那麽，漢武帝“宮”太史令討美人歡心，又算得了什麽？

宮刑，為五刑之一。《書·呂刑》曰：“爰始**為劓、刵、椓、黥”，“椓”，孔穎達疏：“椓陰，即宮刑也”，也就是去掉**。“劓”，削掉鼻子；“刵”，切掉耳朵；而“黥”和“墨”，則是在犯人的臉上刺字；“刖”，斬斷手足。《孔傳》曰：“截人耳鼻，椓陰黥麵，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古人對這類殘酷的肉刑，也是持否定態度的。結果，“殺”，在五刑中，倒成了最簡單的刑法，因為砍掉腦袋，隻須一刀了事。

遠古時代，統治者視人民為草芥，老百姓如肉在俎。據《漢書·刑法誌》：“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要是刑亂邦用重典的話，五百增加到一千，那就該是道路以目，動輒獲罪，不知什麽時候，什麽場合，什麽原因，就會掉耳朵，掉鼻子，割××，送性命。所以，漢武劁司馬遷而不殺，留一條命在，該磕頭喊萬歲才對。

讀《水滸傳》，陸虞侯往林衝臉上刺字，押往滄州；武鬆在陽穀縣犯事，臉上刺了金印發配。對人犯的施虐行為，到唐宋，到明清，還在延續。這種遠古時期留下來的殘忍的惡行，像基因一樣，在國人的血管裏流動著，一遇機會，就會爆發出來。要不然，“文革”期間，那些造反派和紅衛兵，怎麽想起給走資派掛黑板，戴高帽，剃陰陽頭，往死裏折磨呢？不學無術的革命派，不可能從史書中得到啟發，很大程度上是血管裏的基因在起作用。

司馬遷“下於理”（理，古指司法官），大約是他四十多歲的時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還要小一點，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紀。但他卻隻能在“蠶室”裏泡了。顏師古注《漢書》：“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在沒有麻醉劑，沒有消毒措施，沒有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藥的情況下，按住司馬遷，剝掉褲子，割下××，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

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集中的一篇《病後雜談》裏說到：“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先生認為“宮”刑，隻施用於男子，事實並非如此，據《孔傳》：“宮，**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女子也要受“宮”刑的。

究竟如何對婦女實施幽閉，史無記載，一直是個不解之謎。據清褚人獲《堅瓠續集·婦人幽閉》中透露：“《碣石剩談》載婦人椓竅，椓字出《呂刑》，似與《舜典》宮刑相同，男子去勢，婦人幽閉是也……椓竅之法，用木槌擊婦人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盡廢矣，是幽閉之說也。”

記得前些日子，有一位先生，忽然說他明白了，寫出文章，他認為古代是用杵擊的野蠻方法，使婦人子宮脫垂，造成幽閉雲雲。其實也是摭拾清人餘唾，別無新見。不過，如果說古代的行刑隊，具有對男女生殖係統如此精熟的了解，證明魯迅先生所感歎的，舊時中醫對於人體解剖學的知識，甚至不如封建社會裏專事行刑的劊子手，大概是有其道理的了。

話題或許離司馬遷遠了些，然而，若不知道中國舊時的統治者，和未成為統治者的起義軍的領袖，那種把人之不當人待的殘忍，也就無法理解司馬遷之憤，之怨，之慘，之悲哀了。

《漢書·司馬遷傳》說：“受刑以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一個褲襠裏空空如也，失去最起碼尊嚴的男人，“尊寵任職”，又有何補益？中書令為內廷官，必須閹人才能擔任。他的**沒了，正好千這個差使。說白了，等於告訴大家，他沒有那頑意，是狗男女，更是侮辱。司馬遷，這位關西大漢，若是允許他用土話罵街，肯定會仰天大吼：“這個鳥官，對我來講，管個尿用？”

他給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對他“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的被“宮”，痛苦之極，羞辱之極，簡直沒法再活在這個世界上。因為這種可恥的刑法，施之於他這樣“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文人身上，那是無法接受的。他不由得不大聲疾呼：“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作為家學淵源的太史令，過著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漢文壇的領袖，落到這等的境地，將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

對司馬遷而言，創口之難以愈合，長期淌血流膿，腐臭不堪的苦難，也許能夠忍受；那種“禍莫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的淒惶狀態，“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的羞恥，和被隔絕的孤獨，才是他的最大痛苦。

然而，他在充滿血腥味的汙穢蠶室中，發憤著書。

記得在七十年代，“文革”狂飆，已是強弩之末，屠滅文化，也就中氣不足，一些古籍，部分解禁，內部購書，網開一麵。於是，我有可能一本一本讀司馬遷這部不朽之作，邊讀邊也不禁惶惑。司馬遷被“宮”後，肯定下體潰敗，**朽壞，膿血彌漫，惡臭糜爛，他堅持完成這部《太史公書》，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偉大。但是，在敬仰他驚天地泣鬼神的艱苦卓絕同時，不由得想，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當人待，把你的××割掉，讓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還有什麽必要，替這個狗屎皇帝，盡史官的責呢？

後來，我明白了，這固然是中國文人之弱，但也可能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之強。

連我這等小八臘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右派”歲月裏，還曾有過數度憤而自殺的念頭呢！因為那些王八蛋作踐得你實在不想活了。那麽，司馬遷，這個關西硬漢，能忍受這種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麽？他顯然不止一次考慮過“引決自裁”，但是，真是到了打算結束生命的那一刻，他還是選擇了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在無以為生時所走的那條路，寧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霎時壯烈。一時的轟轟烈烈，管個屁用？

因此，我想：

第一，他不死，“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他相信，權力的盛宴，隻是暫時的輝煌，不朽的才華，才具有永遠的生命力。

第二，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活著，哪怕像孫子，像臭狗屎那樣活著，也要堅持下去。勝負輸贏，不到最後一刻，是不見分曉的。你有一口氣在，就意味著你擁有百分之五十的勝出幾率，幹嗎那樣便宜了對手，就退出競技場，使他獲得百分之百呢？

第三，他不死，他要將這部書寫出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很明顯，他早預計到，隻要這部書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聖；他更清楚，在曆史的長河裏，漢武帝劉徹者也，充其量，不過是眾多帝王中並不出色的一位。而寫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語）的他，在曆史和文學中的永恒地位，是那個“宮”他的劉徹，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所以，他之不死，實際是在和漢武帝比賽誰更活得長久。

越來越昏庸的劉徹，已經完全走向反麵。唐司馬貞在《史記·孝武本紀第十二》後的《索隱論讚》中，評價他“疲耗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認準他是與秦始皇一套號的人。而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人君壽考》中說：“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悉沮，群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事付之八歲兒。”

被“宮”的司馬遷，會看不出這位“宮”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之人嗎？他在《孝武本紀第十二》裏，對這個一輩子信神弄鬼的劉徹，不無幽默地作了個總結：“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糜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以上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司馬遷《史記》）

這位“英主”真麵目，在他筆下，一層層地揭了個底朝上。按中華書局出版的由顧頡剛分段標點的《史記》，漢武帝這篇《本紀》，共四十九個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十九段，涉及封禪祭禮者十二段，兩者相加三十一段，字數超過全文的五分之四，這位“好神仙之道”（《漢武帝內傳》）的皇帝，在司馬遷的筆下，究竟是個什麽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對於司馬遷堅持不死，哪怕糜爛到無可再爛也不死，有一口氣，還要著《史記》的私衷，古往今來，隻有一個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東漢的王允。在《三國演義》裏，用連環計幹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處決另一位也是書呆子的蔡邕時，舊事重提：“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複使吾黨受其訕議。”（《後漢書》）

王允明白，雖然，文人是極其膿包的，統治者掐死一個文人，比碾死一隻螞蟻還容易；但是，極其膿包的文人，憑借著那支禿筆，卻能把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君，一一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受到千年萬載的詛咒和唾棄。

到底誰更強些，誰更弱些？從比較長遠的曆史角度來衡量，還真得兩說著咧！

司馬遷必須活下去，隻有活得比劉徹長，哪怕長一分鍾，一秒鍾，這個能“宮”他××的皇帝，就再無可能“宮”他的不朽之作。現在，“略輸文彩”的漢武帝終於真正輸了，終於走向死亡，而在精神上徹底升華了的司馬遷，此時此刻，那個早已不是他的，還給他帶來羞辱的肉體軀殼，已無存在的必要。於是，我們這位史聖，遂不知所終地在人間蒸發了。

生年不詳，卒年更不詳，這或許是治史的司馬遷，故意留給後人的一筆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著，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