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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諺語或寓言，都因其形象生動，典型意義，以及富涵哲理，言簡意賅，而具有長久的生命力。

中國民間的“過河拆橋”，“卸磨殺驢”諺語，以及典故“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成語，都因為其情節的十分缺德或相當缺德，而千百年地流傳，直到今天仍具有極其鮮活的生命力。

“過河拆橋”本來是很損的了，現在，小毛驢賣了力氣，將糧食磨好以後，還得把命搭上，可見這個小毛驢的主人，沒良心到了極點。看來這個宰驢的無賴，第一狠毒，第二殘忍，第三背信棄義，連眼皮也不眨，就開了殺戒。毛驢服了，扔下兩句話，厲害！厲害！因為它剛拉完磨，還沒有歇過氣來，一把刀在其眼前晃著，有什麽法子呢？隻好任其大卸八塊，投到鍋裏，和以大料茴香，成為鹵煮驢肉。

韓信墓

漢代的淮陰侯韓信，一個絕對的軍事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不是一個絕對的政治家，他想不到劉邦是卸磨殺驢的老祖宗，因此，我想他對那頭驢的感想，深有體會。因為，當他在雲夢，可能是現在洞庭湖一帶，被漢高祖劉邦抓起來問罪的時候，他沒說“卸磨殺驢”這句民諺，而是說了一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意思相類的話，足見他和被宰的驢所扔下兩句話，厲害！厲害！是有同感的。據考證，毛驢這種牲口，上古時期，中原地區不產，是漢代才從西域引進的家畜，當時還未大量繁殖、普遍役使，所以，這位受過**之辱的將軍，隻能發出這樣的感慨了。

劉邦

劉邦立國，張良，蕭何，韓信，最有功勞，韓信的戰功甚至更顯赫些，所以，封楚王。其實在楚漢相爭時期，韓信多少了解一點劉邦這種無賴習氣，就說，為了指揮作戰，號令部眾，你就封我一個“假王”吧！劉邦那時被項羽打得暈頭轉向，很需要韓信為他賣命，便裝作大發脾氣的樣子：真是荒唐，當什麽假王，要當就真格地當王。因為韓信平楚有功，遂封楚王。等到劉邦江山坐定，覺得韓信是個尾大不掉的實力，就防著他，當然，一直也對他放心過。而這個韓信，認為自己是楚王，在巡行所屬縣邑時，免不了帶著前護後擁的甲兵。有人向劉邦告密，說他存謀反之心。劉邦一想他不但善戰，還有實力，更有地盤，為防激則生變，接受間諜頭子陳平的建議，假作天子巡狩，會諸侯，放一個煙幕彈，趁此機會把他擒獲，將他押回鹹陽。

韓信沒料到劉邦會來這一手，半點舊情不念，於是，這個縛在檻車裏的階下囚，扼腕長歎：“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這句話雖然不如“卸磨殺驢”精練簡潔，但可以想像韓信說這話時，一定很氣憤，也一定很懊悔。

為什麽氣憤？劉邦的手段透著卑劣。其實韓信不了解，封建社會裏的開國皇帝，即或不是流氓，也是不反對使用流氓手段，來奪取江山和鞏固政權的；為什麽懊悔？當初不該不聽蒯通的話，如果自立門戶，劉邦也許打不下天下，坐不成江山，說不定現在和他平起平坐？

蒯通就是他說的“果如人言”的那個謀士，是這句話的最早創意者，版權應該屬於他，毫無疑問。當楚漢相爭未定局時，他曾經跑去給韓信進言：“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於是建議韓信“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還引文種、範蠡輔佐越王勾踐複國後被棄絕的例子，說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的道理，韓信的牢騷，由此延伸發展而來。

韓信是位了不起的軍事家，在用兵上，多多益善。但在政治上，卻不是劉邦的對手。別看他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運籌帷幄，得心應手，在官場上，就常有敗棋。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是舉足輕重的一個方麵，也未必不想稱王成霸，可他對蒯通說：“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以事，吾豈可以以鄉利背義乎！”

他曾經批判過項羽的“婦人之仁”，結果他自己卻感情用事，成了一個大老娘們，估計他對蒯通說出這番充滿知遇之情的話時，眼中說不定還閃著淚花咧。政治家在決策時，要是攙進了私人因素，無有不敗的。攙得越多，敗得越慘。韓信“載人之患”，“懷人之憂”，“死人以事”，作為一條漢子，絕對夠格，作為一個朋友，天下難尋。但他不知道劉邦為了維護他的政權，是一點也不能漢子似的講義氣，也不能朋友似的講交情。

老實說，從一開始，對他就十分防範，百倍警戒的，從來也沒有放心過。要不是韓信南征北討，立下汗馬功勞，劉邦能不能當上皇帝，還是未定之數。但一旦坐穩江山，對不起，就要收拾這些有功勞，但不放心的元勳了，也不念往昔為他拉磨的曆史了。這也不僅僅劉邦如此，封建社會裏很多皇帝，立國以後，都按照卸磨殺驢的原則，無情地對待當年共生死的戰友，打江山的夥計，相濡以沫的患難之交，舍命相隨的左膀右臂。

所以，凡稱得上是皇帝的股肱，或非股肱卻是皇帝眼中認為具有實力的人物，他們的命運大多數是不值得羨慕的。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睦薨。這位分封的諸侯王劉睦，就是個比韓信要聰明得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漢明帝眼中是並不放心的。是處在脆弱險惡的環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始終保持清醒，不敢有絲毫令漢明帝生疑的表現。有一年，“嚐遺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籲！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誌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寫到這裏，給他一句評語：“其智慮畏慎如此。”於是，總算得了一個善終，沒有死於非命。

劉睦所以這樣一生“智慮畏慎”，因為他不過是皇弟，按祖宗規矩，“非劉氏不得王”，才得以分封一塊土地為北海王，不過是沾了血統的便宜。皇帝要是不喜歡你，隨便找個名目，就可以“除國”，讓你卷鋪蓋滾蛋，這是客氣的。弄得不好，讓你服藥死，你也不得不喝皇帝賜的那杯毒酒。班固在《漢書·景十三王傳》裏說：“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為什麽劉睦偏要部下像班固所說的向皇帝匯報，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樣子呢？很簡單，正因為他明白，他有“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的名聲，對漢明帝來說，他不怕你墮落，而怕你有為。統治者最怕的是對他構成威脅的人物，包括潛在的威脅。所以，韓信的倒黴，就在於缺乏劉睦這樣的“智慮畏慎”。

韓信覺得身上的征塵，胸前的勳章，赫赫的戰功，彪炳的資曆，與劉邦起事時的交往，是一份誰也不敢拿他怎麽樣的本錢。其實錯了，他忘了皇帝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可以隨便“予取予奪”的天子。你再大的本錢，也沒有他可以殺你的本錢厲害。“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鬧開情緒），信由此日夜怨望（發開牢騷），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肯定是罵罵咧咧了）。信嚐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不光言，還有行了）！’”結果，他因策劃陳豨兵變，而從中應合，被呂後鎮壓，夷三族。劉邦征陳稀歸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這個“喜”，證明劉邦早就想除掉這個心腹之患，假惺惺做出“憐”的樣子，也是貓哭耗子的表演了。

比劉邦還要多一份流氓精神的開國之君，恐怕要數朱元璋了。他在殺戮功臣的記錄上，在中國曆史上是破天荒的，簡直到了病態的程度。最沒有道理的屠殺，莫過於殺他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了。

朱元璋

此人是追隨他最早的開國元勳，據《明史·李善長傳》：他早在朱元璋還沒有成氣候，說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時候，就同他一齊鬧革命。“太祖略地滁陽，善長迎謁，知其為裏中長者，禮之，留掌書記。”他勸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為目標，而應該目光放遠。是他使這位鳳陽皇覺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從下滁州，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那時，朱和李都在郭子興屬下，郭很賞識李善長，要他給自己出謀劃策，他婉拒了。始終追隨朱元璋不變，表現出難得的忠誠，從此，一直成為朱元璋的智囊親信。“太祖得巢湖水師，善長力讚渡江。”正因為這一步，朱元璋便有長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打敗方國珍、張士誠，最後打敗元帝國。由於他多年參與決策，為朱元璋立國，做出傑出貢獻，所以，“太祖為吳王，拜右相國。”說明他是一位絕對稱得上股肱之臣的人物，要不然，朱元璋也不會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長子為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對大家宣布：“善長雖然沒有什麽汗馬功勞，但跟隨我多年，一直擔當後勤工作，保證糧草供應，穩定軍心，鞏固後方，他立下的功績，和漢代的蕭何一樣值得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進封到大國的爵位！”但是，李善長官至極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當烹”的韓信這句名言。而且追隨朱元璋大半輩子，竟不了解這位流氓無賴出身的皇帝，其狡詐多疑，殘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漸失去了最起碼的“智慮畏慎”之心。一些恣意枉法的行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對所有的功臣都持懷疑態度。於是，大開殺戒，連同藍玉一案，殺了好幾萬無辜臣民，最後殺紅了眼，臉一抹，連兒女親家也不認了。“謂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遂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善長子祺與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要不是有這點金枝玉葉的庇蔭，這一家就是滿門抄斬了。

顯然這是毫無疑義的冤案，李善長死後的第二年，有人敢給朱元璋上書，為他平反。理由很簡單：如果李善長自己要謀反，還說得過去。他已經位極人臣，再去策動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沒有道理的。縱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夠給予他的一切，會超過陛下對他的寵遇嗎？朱元璋是個喜怒無常的皇帝，是個動不動在朝廷上要殺人的君主，像這樣責問他的一個虞部郎中，而且結論是衝著他的：“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很奇怪，朱皇帝竟然隱忍不發，顯然他也覺得這樣卸磨殺驢，未免太過分了吧？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遲敬德遇到李世民這樣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這位武將，當初，因為他是從隋軍投降過來的，唐軍上下對他極不信任，建議秦王李世民將他殺掉，以除後患。李世民卻很有遠見，對他深信不疑，並且說，你願意走，我資助你，你願意留，我們是朋友，這實在把他感動了。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獵中，恰遇王世充的幾萬兵馬，虧了尉遲敬德槍挑單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圍中的秦王。

如果說，這多少屬於報恩的行動，那麽，李世民能夠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動，也就是玄武門之變，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次宮廷政變，尉遲敬德起了推進器的作用。因為殺弟逼父，對李世民來說，是一次痛苦的抉擇，一是考慮實力，二是考慮輿論，三是考慮親情，故而猶豫不決，下不了決心。這時，尉遲敬德給他做工作：“人情畏死，眾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然後他說：“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並且還聲言，如果你不敢幹，我們大家便隻有逃命了。

在他的一再說服下，於是李世民動了手，“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絆，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也就從此刻起，李世民正式即太子位，開始他的貞觀之治。後來在評功時，唐太宗認為“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

可是尉遲敬德這位武人，“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麵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為襄州都督。”可見他和曆代居功自傲的臣下一樣，不但把誰都不放在眼裏的跋扈專橫，甚至背久了這樣一個功臣包袱，連皇帝也不大買賬的。可以想像李世民對他不會太愉快的，所以，把他外放了。“貞觀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嚐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為爭座次，把勸架人的眼睛差點打瞎，也實在太過分了，難怪唐太宗一甩袖子離席而去。

但唐太宗李世民到底要有修養多了，對尉遲敬德的處理，與以前的漢劉邦，與以後的朱元璋不同，他采取冷處理的辦法，曉諭尉遲敬德，一下子就提到那位淮陰侯韓信：“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謹飭，無貽後悔也。”

給老兄先敲一次警鍾，到時候別怪朕不講情麵！

尉遲敬德不是傻瓜，李世民明確提到了韓信，這教訓他不會不汲取。於是，從此以後，這位老兄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篤信仙方，飛煉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台，崇飾羅綺，嚐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這就是說，有如此明智的皇帝，才有如此順達的臣下。從那以後，他隻是講究享受，追求快樂，注重生活，甚至和社會，和政治，和權力，采取絕對疏離的政策，閉門杜客，自我隔絕。這就合乎那位北海敬王希望皇帝知道他的近況一樣，到了“聲色是娛，犬馬是好，誌衰意惰”的地步，李世民還有什麽不放心的呢？所以，他一直平安地活到七十四歲去世，給自己畫了一個很圓滿的句號。

尉遲敬德雕塑

看來，尉遲敬德要比韓信的下場好，比李善長的結果強，但要不是李世民，而是劉邦或朱元璋，他能享有死後“高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的榮耀嗎？細細分析起來，除了客觀情況的不同外，都是九五之尊，文化的有或無，高或低，其文明程度上是存在著相當差異的。也許這就是磨和驢的寓言，在封建社會裏還時不時會出現的緣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