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啟迪
常有朋友問我：“你的《山道彎彎》是怎麽‘彎’出來的？”我說：“我是在故鄉的山道上撿的。”是的，我的每一個作品，都是生活啟迪我的。
就說說收在這裏的幾個中篇吧——
一
我是一個山民的兒子。
我對大山和生活在大山裏的山民，有著深深的戀情。我的多數作品都離不開山，離不開山鄉，離不開山民。最近完成的這部《山女淚》，就是這樣。
前年秋天，我接到一份電報，是山鄉的一個親戚打來的。說是她丈夫病重，很思念我。
我啟程了，到那個山鄉小城的醫院裏去看她和她的丈夫。那天，從醫院裏出來，她送我到縣招待所。坐在我的房子裏，她談起了自己的身世……
她十八歲的時候，一位堂姐去世了。不久，由家裏包辦，她嫁給了比自己大二十多歲的堂姐夫——她現在的丈夫。婚後第二年，家鄉解放了，她擔任了村婦女主任。在宣傳新婚姻法的時候，有人對她說：“你男人比你大這麽多，你應該和他離婚。”她動心了，請工作隊的同誌代筆，給她在外地的丈夫去了信，要求離婚。她丈夫收到信後很著急，接連給她來信，訴說心裏的憂傷。正念初中的丈夫前妻的兒子，也給她來信說：“媽媽，你不要走。你走了誰來給我們做鞋縫衣……”她的娘家人也來做工作。她終於回到丈夫身邊，接著，又在城裏參加了工作。
一九六二年，她丈夫和單位領導鬧矛盾。此時，他已五十多歲，身體又有病，便被強令退休。將近八十歲的婆母住在老家。老人思想守舊，怕把骨頭丟在外麵，不願出來居住。於是，領導又動員她退休。她想到八十高齡的婆母，便同意了，遂和丈夫一道回老家，去盡一個兒媳的責任。
婆母去世後，兒媳又要分娩。她便和丈夫離開老家，到兒媳工作的單位去帶孫娃子。此時，她三十來歲，自己沒有生育過，卻開始學著帶嫩毛毛了。
生活，不斷給她出難題。第二個孫娃出世才三個多月，兒媳竟病故了。撫育兩個孫娃的擔子，全部落到了她的身上。後來，兒子又娶了媳婦，家庭的構成複雜了，新的矛盾產生了……
孫娃長大了。丈夫老了，常常生病。她又細心地照料著丈夫。這次，當她聽說丈夫患的是不治之症——肺癌時，一下子昏倒了。可憐的女人，當然會擔心：她把生命的大半都奉獻給這個家庭了，現在老了，丈夫再一去世，自己在這個家庭裏還會受歡迎嗎？
聽她說到這裏，我的心格登一動，似乎從這個普普通通的女人身上，看到了一些什麽。我在心裏默默地思索著。
她擔心的事，終於出現在生活裏。丈夫去世後，那位後來的兒媳，把她看成是家庭裏一個多餘的人。她來找我，要我陪她到當年下放他們的單位裏去上訪。因為她是一九五三年參加工作的，不屬於那次下放的對象。她要求複職或者按月發給點生活費。她自己無兒無女，生活已無依靠。
我陪她去到那個單位。在幾天的上訪活動中，我醞釀著這篇作品的初步構思。這時，甘肅人民出版社準備出版我的中篇小說集子，來信問我還有沒有新作。於是，我連忙動筆，特為他們寫了這部小說。
這部小說原先的題目，叫《無名山女傳》，意思是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山村婦女作的小傳。題目寫出後，自己感到不滿意，覺得俗氣了，但一時又想不出好題目來，隻好這樣寄給編輯同誌了。
沒有想到，數千裏以外的編輯同誌，收到後，除了對整個作品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見外，還和作者一起，苦苦地思索這個題目。《山女淚》這個題目，就是甘肅人民出版社那位沒有見過麵的編輯同誌為我出的。我很滿意，非常感激，並接受了他的提議——以此作為這本集子的書名。
二
三年前，一個月明星稀的夏夜，我和煤礦上的幹部、工人在坪地上歇涼，扯著亂彈。一個辛酸的故事流進了我的心裏：某煤礦的一個礦工犧牲了，其弟頂職進礦，其妻改嫁給其弟；不久，其弟也犧牲了……
這個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當時，我真想去尋訪她。但是，我沒有能見到她，就調離了礦務局。幾個月後，我回礦山采訪，住在一個工區的招待所。這個招待所的工作人員，隻有一個年輕的女同誌。會計是她，服務員也是她。她工作很負責，待人熱情和藹，但是言語很少，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幹活。工區辦公室秘書告訴我：她的丈夫因公犧牲兩年多了。別人給她介紹對象，她總是不答應。每個月帶著孩子去看望一次公婆，把節約下的錢交給公婆。
秘書隨便說的幾句話，卻象烈酒一樣使我醉心。我感到全身發熱起來。我踱步到樓房走廊的欄杆前，翹首眺望著沸騰的礦山：井架上，天輪在飛轉；電車道上，礦車在奔馳。我思想的輪子，也隨著天輪在轉，隨著礦車在跑……
我們的煤礦，比起舊社會來，生產條件是大大地改善了。然而，由於環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仍難免發生。社會上許多姑娘因此不願嫁給礦工。煤礦工人，長年累月地勞動在礦井裏，沒有享受自己應得的那份陽光的溫暖，然而，他們卻用自己的雙手，從地層深處取來煤炭，給人們以陽光之外的溫暖。愛情，對這些為人們貢獻光和熱的煤礦工人來說，顯得多麽不公平啊！
一種對礦工的崇敬愛慕之情，強烈地衝擊著我的心。我想寫寫這些普普通通的礦工，寫這些把愛情獻給礦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這時候，一些我平日認為不能上“文學作品”的普通礦工和他們的妻子，驟然間變了，就象是一塊黑不溜秋的煤塊，倏地投進了爐膛，吐出了騰騰的烈焰。他們的心靈，在我的眼前閃起光來。一個個普普通通的礦工和他們的妻子，向我迎麵走來了：他，一九五八年進礦，二十多個春秋寒暑，沒有請過事假、病假、傷假。八千多張日曆上，都記錄著他為社會主義做出貢獻的鮮紅的數字。二十三個春節，他都是在地層深處的礦井裏，在呼呼的電煤鑽聲中度過的。她——一個普普通通的苗家女，二十八歲時，人生的不幸落到了頭上：丈夫因公犧牲了；留給她的，是四個年幼的孩子，大的九歲，小的才一歲半。對於一個年輕女人來說，這，是多麽沉重的打擊啊！她丈夫是湘西人。在這個礦上工作的湘西老鄉，鼓動她向礦上提要求，將丈夫的遺體運回老家去安葬。應該說，這個要求是不過分的。當領導上來征詢她的意見時，她流著眼淚說：“運回湘西，國家花費太大。他在礦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愛這個礦，死後，就把他埋在礦區的山上吧。我們母子守著他……”簡短的幾句話，說得礦領導眼淚直落。當領導上進一步問她有什麽困難，有什麽要求時，她說：“我不能趴下吃社會主義，我要站起來幹社會主義。給我工作吧！”她工作了，當上了食堂炊事員，挑著油餅油條下礦井，把熱飯熱菜送到礦工手裏。她用出色的成績，贏得了廣大礦工的讚揚，當上了礦、局的勞動模範，並出席了全國煤炭工業戰線的群英大會。她那張端莊、秀麗的照片，印到了《全國煤礦英雄譜》上……
我更熟悉這樣一個女工：她文化不高，大小會議上從不敢發言，說一句話，臉都會漲得通紅。正當她和一個工人熱戀的時候，一場火災，把男朋友的鋪蓋燒了個精光。一位領導同誌開玩笑說：“結婚吧！結了婚，兩人就隻要一套鋪蓋了。”果然，他們就這樣結了婚。婚後不久，男方的母親生病住院，接著亡故。家裏原來什麽準備也沒有做，一沒棺木裝斂，二沒分文積蓄。這時，她把自己婚前積下的二百一十八元錢的存折交給愛人。又和她叔父交涉，借了叔父家一口棺材。安葬婆母後，她又把愛人十一歲的弟弟接到礦上讀書。至今，她參加工作多年了，手腕上連一塊普通的表也沒有……
一個接一個普普通通的礦工和他們的妻子，在我的麵前匯集。他們講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他們的行動，卻體現著我們民族的傳統的美德。他們都有著一個多麽美好的心靈啊！
礦山沸騰的生活衝動著我。我懷著一種對礦工、對礦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動筆了。這，就是中篇小說《山道彎彎》。
三
一九六八年夏，我從部隊複員回到故鄉的煤礦。有一天，黎明時分，食堂門口突然傳來鞭炮聲，接著是嬰兒的啼哭聲。人們跑出來一看，食堂外麵放著一個籮筐，籮筐裏裝著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嬰兒。
這是一個女嬰，沒有人收養。怎麽辦呢？生活，給剛剛聯合起來的礦山“造反”組織成員們出了個難題。
主意終於想出來了。三天以後，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勒令”，勒令這個礦務局的“頭號走資派”黨委書記帶養這個孩子。當時，這個老幹部和他的老伴都是五十開外的年紀了，而且自己有八個兒女。他們老兩口，又雙雙蹲在“牛棚”裏。怎麽個帶養法？無奈何，他們就從老書記的工資中，每月扣下四十元，請一位汽車司機的愛人帶這個孩子。幾個月後，老書記的妻子（一位處長）出了“牛棚”。她去看丈夫時，這位老書記說：“我們既然認了這孩子，就要盡到做父母的責任。你把孩子抱回來自己帶吧。”老書記的妻子，已是年過半百的老婆婆了，陡然又帶一個才幾個月的嫩娃娃，其困難可以想見。
孩子一天天地大了。到了三、四歲的時候，進了幼兒園。有一天，不知為啥事，她和一群男孩子罵起架來。男孩子們罵她：“你不是你媽媽生的，你是撿來的野崽，撿來的野崽！”下班的時候，那位老處長去接她，她抱著老處長的脖子問：“媽媽，我是你生的嗎？媽媽，我就是你生的呀！……”那位同誌眼淚刷刷地落下來，連連點頭，說：“你是媽媽生的，你是媽媽生的……”
八年過去了。“四人幫”粉碎了。礦務局的老書記調省煤炭局任副局長了。搬家的前兩天，他家裏突然來了一位農村婦女，帶來了兩隻母雞，幾十個雞蛋。老書記心裏有數：這是孩子的親生母親認孩子來了。老書記說：“孩子八歲多了，你如果要留她在身邊，就領回去吧。”老婦流著眼淚說：“不，不！我是來謝恩的！你們是孩子的恩人，孩子應該在你們身邊。”
孩子還是跟著老書記一家到省城去了。不久，我也調到了省城工作，經常見到這位老書記，也不斷看到那個孩子。每當見到他們的時候，我心裏總要熱乎一下。想寫他們，但似乎又覺得少一點什麽，一直沒有動筆。
一九八一年春，我以報社記者的身份，到北京采訪一些湖南籍的革命老幹部。一位女紅軍戰士，對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她生下孩子二十多天後，就長征了。帶著孩子行軍打仗，困難重重啊！尤其是通過敵人的封鎖時，就更難了。孩子不懂事，萬一哭叫起來，就會暴露目標。於是，每次過封鎖線時，她總是等孩子熟睡以後，將**放到孩子嘴裏，小心翼翼地朝前走。一個月後，她終於把孩子帶到了延安。一個女人帶著一個這樣小的孩子，難免不影響一點工作。她所在部門的領導就批評她，要她把孩子送給當地的老鄉。她哪裏舍得呢？孩子是同她一起經過長征的啊！有一天，她抱著孩子去找周恩來同誌。她還在窯洞門口和衛兵說著話，周恩來同誌就走出來，一把抱過她懷裏的孩子，連連說：“我們的小英雄，經過長征的小英雄呀！”她聽著周恩來同誌的話，熱淚刷刷而下：“周副主席，你還說小英雄哩，我都要把她送人了……”周恩來同誌敏感地聽出她話中有話，忙說：“送人？她可是我們紅軍隊伍中經過長征的最小的一個孩子。這要問問我們黨同不同意，問問在前方打仗的紅軍戰士同不同意？現在，母親需要休息，孩子也需要休息。我代表組織，批準放你一年的假，好好帶養孩子……”
這個故事流到我的心裏的時候，我的心又熱起來，前些年我目睹的那個故事又回到了眼前。經過長時間的“藝術消化”，終於寫出了《山霧蒙蒙》這個中篇小說。
四
《小路遙遙》是帶有自傳色彩的東西。“自傳色彩”並不等於自傳。最初萌生出寫這個作品的念頭，是在一家出版社的內部刊物約我寫篇談自己創作體會的文章的時候。拿起筆來，一個一個自己見過的和沒有見過的編輯同誌的形象，浮現在了我的麵前……
一九六五年，我在部隊剛學習寫作不久，就把自己的一篇習作寄給上海的《收獲》雜誌了。生活閱曆比我廣，社會知識比我多的副班長知道後說：“你，真有包天的膽啊！你知道那是什麽地方嗎？那是老作家們發表作品的園地。你，二十不出頭，嘴上沒有毛，剛剛握上槳，就闖太平洋？”
我真害怕了，一顆心縮得緊緊的。
十天！短暫而漫長的十天，擔心加緊張的十天，悄悄而又不安地過去了。我發出郵件後的第十一個朝霞漫天的早晨，文書遞給我一封信，信封上有兩個鮮紅的草書字：收獲。我顫抖著雙手拆開信封。這是一張三十二開的小紙，紙上的字體既不漂亮，也不清秀，一字一句卻象烈火一團：“作品寫得不錯，經研究，我們決定采用。第四期是小說專號，你這篇爭取發表在小說專號上……”
我和這家刊物來往多了。每回，都是那種既不漂亮，也不清秀，一字一句卻象一團團烈火似的字體。他（她）熱情地接待我的每一份稿子，經常給我寫來熱情洋溢的信，並密切注意我在全國其他報刊上發表的習作。有一次，我在《羊城晚報》上發表了一篇小說，他（她）便立即給我寫來一封信，說：“看到你在《羊城晚報》上發表的新作，很高興……”
信，一封又一封。每一回，都激起我對他（她）的多少敬慕之情啊！他（她）叫什麽名字？我多想知道這個名字，記住這個名字呀！一腔深情鼓動了我的筆尖，我寫信去問他（她）的名字了。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有這樣幾句話，叫我永生難忘：“作為一個作者，想知道經常和自己聯係的編輯的名字，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作為一個編輯，對作者的這種信賴，深切感謝！編輯部有規定，編輯的名字不宜對外宣傳。好在我們是戰友，說不定以後還能見麵呢！這裏，我告訴你一個字：我姓錢……”
我終於見到了“老錢”。不是上海的那一位，而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
一九六八年，我從部隊複員到故鄉的一座煤礦當礦工，在那裏度過了漫長的歲月。粉碎“四人幫”後第一個春天裏，我根據自己的生活積累，動筆寫一部反映煤礦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初稿完成後，寄給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出版社寫信給我所在的單位，為我請假修改這部書稿。接著，我又接到責任編輯高彬同誌的來信，約定時間來家和我麵談修改意見。那天，我冒著毛毛細雨，準時到車站去接他，卻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第二天又撲了空，第三天還是……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就在我焦躁不安的時候，收到了出版社領導同誌的來信。萬萬沒有想到，老高就在赴我處的途中，摔斷了腿。那天他在湘潭看望一位作者後，背著書稿連夜奔車站搭車來我處。夜茫茫，雨紛紛。他眼睛近視，在一處燈光昏暗的地方，不慎跌進了一條很深的汙水溝。過路的人跑來扶他時，他一雙手正在地上摸著，嘴裏直叨叨：“我的書稿，我的書稿……”
他找到了稿子，看到它用塑料袋裝著，沒有被損壞，才噓了一口氣，欣慰地笑了笑，想站起身來。可是，他怎麽努力也站不起來了。人們把他抬到醫院，一透視，發現右腿骨折斷了。
我趕到醫院去看他，心裏是多麽內疚啊！我來到他的床前，還沒開口，他卻先說話了：“耽擱你了。要是我這次不出事，你的作品修改的進程會快一些……”
叫我怎麽說呢？這部書稿，我隻不過費了些墨水，熬了些夜，耗了些心思。而一個編輯，卻為之付出了血的代價啊！
我忍不住了，動筆寫開了，寫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感到，我筆下的戴真真，遠不如現實生活中那些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編輯們！我仍然深深地感到內疚……
我是一個笨人，寫作也是用的笨辦法。每一部作品，都是沸騰的生活推動我的筆尖的。
這，就是我對於讀者的自白。
一九八三年六月·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