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巢

這一生中，隻到過上海兩次。

兩次，都住在那座小屋。

也許，友人領我到過有名的外灘；也許，我隨友人走進過氣派的上海第一百貨大樓。而這些，都沒有給我留下記憶。大都市的繁華，沒有在我的腦海裏留下印記，我卻牢牢地記住了那棟平平常常的小屋。

那是1982年的春天，文學，在人們的生活裏正火爆的時候。我和已經西遊的小說聖手莫應豐、已經遠去海南的我們的大哥葉蔚林、已經出任湖南省作家協會主席的孫健忠，應《鍾山》雜誌的邀請，到無錫去參加太湖筆會。從長沙去無錫，必須在上海換車。四人中，我是小弟弟。出門在外，我隻管跟著走。對換車什麽的，我根本不去操心。那天，車到上海，我們走出車廂，隻見人潮熙攘的站台上，突然有人喊老莫和老葉的名字。我循聲看去，看到人群中有人揚起手臂，正快步朝我們走來。

來人是邢慶祥、丁元昌和魏心紅，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

就這樣，我和這三位以前隻有書信交往的編輯朋友相見了。

就這樣，我們相識了。

小屋，座落在一條並不繁華的小街上。因為街道不繁華，所以小屋顯得十分的安靜。小屋的建築設計也頗為別致。裏麵，還有閣樓似的小房。小屋的主人熱情、周到的服務，更是讓人稱道。為我們備辦飯菜的老師傅，處處為客人著想，飯菜安排得精致、可口，而又十分便宜。真可日經濟實惠。

這棟小屋，就是上海文藝出版社接待作家們的小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老邢他們就來到了，來領我們到出版社的辦公樓辦公室裏，我又結識了江曾培、左泥等好幾位編輯朋友和出版社的領導。閑談中，我得知老編輯左泥曾是《收獲》雜誌社的編輯。這不禁勾起我一樁心事。十七八年以前，我在南海前哨的軍營裏開始學習寫作，就得到《收獲》雜誌一位編輯熱心的幫助。我投去的每一篇稿子，他都十分負責地提出修改意見。在他的具體幫助下，1965年中，我就在《收獲》上發表了兩篇小說。但是直到這時，我還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每次來信，都是蓋的一個編輯部來信來稿處理章。我忍不住給他去信，詢問他的名字。他來信說，作為一個作者，想知道經常和自己聯係的編輯的名字，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作為一個編輯，能得到作者的信任，是給我最高的榮譽。然而，編輯部有規定，編輯的名字不得對外張揚。好在我們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說不定將來還能見麵呢！這裏，我告訴你一個字：我姓錢……我向老左說起這件事，向他打聽這位令我尊敬的錢編輯。老左默了默神，說，他叫錢士權。文化革命後，不知被分配到什麽單位去了。他答應幫助我打聽。很快，他就告訴我老錢現在的工作單位。我們終於聯係上了。

到無錫參加筆會回來，我們又住進了這棟小屋：有的編輯朋友，見我是第一次來上海，熱情地陪我上街，逛商店。現在想來，逛了些什麽商店，到了哪些街道，卻一點也記不起了。隻有那棟小屋，卻沉沉地刻在我的心頭……

從此以後，我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和《小說界》雜誌，聯係得更緊密了。大概是1984年末，我剛從一座礦山寫完一部反映礦山改革的長篇小說回到長沙，當時還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工作的丘峰同誌突然來找我，問我要看這部長篇小說。我一驚，問：“你怎麽知道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他笑笑說：“我們有順風耳呀！”後來我才知道，我下去寫這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恰巧《文匯報》一位記者來采訪我。這位記者把這個信息帶給了他們。他們就上門索稿來了。

丘峰同誌把這部小說稿帶走了。八天以後，我收到他們的電報，說是稿子已審，決定采用。這就是後來在《小說界》長篇小說專輯上發表，接著又出版單行本的長篇小說《山野情》。

1990年早春，“6·4”事件過去不久，文藝界的思想還頗為混亂的時候，上海文藝出版社又向我們發出熱情的邀請，舉辦澱山湖筆會，為作家們鼓勁、加油。我們又一次來到上海，又一次住進了這棟小屋。這一次，我和上海文藝出版社更多的編輯相識了。

在筆會駐地，在這棟小屋裏，編輯們熱心地探問我們的題材，一個勁地鼓勵我們快動筆，早日拿出好作品來。這句句話落在我們心頭，暖烘烘的。我突然覺得，這些熱心的編輯，也是小屋，是我們溫暖的精神的小屋。

小屋，我們精神的暖巢！

編輯，我們心中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