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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孔子在年歲已高的時候花費十四年時間遊曆各國，充分顯示了他強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僅僅指身體，更是指他全身心麵對不同空間、不同事物時的一種能力，一種敏感，一種興趣，一種試探，一種回應。這一切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生命存在的真實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曾追尋著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足跡，出發上路，不斷地走，從埃及走到巴比倫，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親的遺產用完了，回到古希臘，被控告揮霍財產。在法庭上，他朗讀了一路上寫的《宇宙大係統》，征服了法官和聽眾，不僅打贏了官司，還獲得了高額獎賞。這個官司給歐洲後來的學者帶來了巨大的啟發，代代相繼出行，一直到法國的思想家盧梭等人。他們在旅途中寫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們的思考。他們甚至認為，自己在不行走時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餘老師好像一直很強調這種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識分子的生命狀態，您寫《文化苦旅》，也在踐行這種理念。

餘秋雨：我很早就發覺，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內在原因。當外在原因發生了變化，他們為什麽還是不行？那隻能是內在原因了。內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傷害，實際上是自我禁錮，造成了生命狀態的畸形。直到現在，大量“偽精英”“偽鬥士”的出現，都是在狹小的圈子裏裝腔作勢、爾虞我詐。這種狀態實在讓人不敢對比兩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覺得，下一代知識分子若想走出陷阱，應該遠遠地追慕孔子和他學生們的風範，走到萬千世界中去，麵對千姿百態的生態和心靈，學會感受、學會思考、學會表述。

孔子在路上，從五十五歲的壯年變成了六十八歲的老人，終於回來了。剛回到家裏，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經在一年前去世。回家的第二年，獨生兒子孔鯉也去世了。中國家庭倫理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王湘寧：好在他還有子路，有顏回，這些跟了他那麽多年的學生，還能夠讓他有個寄托。

餘秋雨：又過了一年多，最喜歡的學生顏回也去世了。他對妻子和兒子的去世並沒有強烈的表達，但對顏回的去世，他就向著上蒼哭喊了：“噫！天喪予，天喪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再過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時衛國發生內亂，子路聞訊，赴難就義，死得很慘烈，被人家剁成肉醬。差不多同時，他的另一個學生司馬耕也去世了。學生們的去世，對他的打擊非常大，比他十四年來在每個國家吃閉門羹還要難受得多。

至少，在吃閉門羹的時候，他還有很多幽默。有一次，他在鄭國和學生失散了。有人告訴子貢說：東門有個人，疲憊惶惑有如喪家之犬，大概就是你們要找的人吧？子貢順著這個人的指點找到了孔子，並把這個人的話告訴他。孔子一聽就笑了，說：“說我像喪家之犬，是的啊，是的啊！”可見這是一個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現在麵對親人和學生的一個個去世，他幽默不起來了。他感到任務很重：一方麵，隨著名聲越來越大，拜到他門下的學生越來越多，他來者不拒，要給他們開課；另一方麵，他還要大規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經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這是一部開創性的編年史。在思想內容上，他還提出了大一統、尊王攘夷、王道等重要的政治觀念。

裘小玉：這些，後來也深入人心。如果沒有這些思想，可能漢武帝也不會那麽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餘秋雨：一部編年史變成了一部政治學，這個學術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中外一些頂級哲人的思維，是通過講述往事來體現的，這比“**狀態”的哲理更有價值。因為失去了時空定位的哲理，往往隻是一些離開樹枝的落葉。孔子以編年史的方式表達的政治觀念，證明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實行過的，因此更有說服力。

一天，有人在西邊狩獵獲得了麒麟，孔子聽到以後心中一震，說：“吾道窮矣。”他感到上蒼給了他一個信號，他已經靠近大限了。於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寫了四個字：“西狩獲麟。”《春秋》就此結束。

《春秋》後麵的篇章，是他的學生補寫的。因此，他自己的“編年史”也結束了。他開始得病，還唱了一首歌：“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來了，梁木要斷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後，他就離開了人世，活了七十三歲。

先秦時期人們的壽命都不長，但奇怪的是，“仁者壽”，智者亦壽，先秦諸子的壽命都很長。墨子活了八九十歲，孟子八十四歲，莊子八十四歲，荀子七十八歲，比起來孔子算少的了。當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韓非子，死的時候隻有四十多歲。總的來說，先秦諸子以高壽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廈的建造。

司晨：我記得魯哀公還專門作了誄文悼念孔子，這好像是最早的誄文。中國的事情很奇怪，偉人活著的時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後，才紛紛醒悟那個人好偉大。

餘秋雨：這種情況現在還是這樣，活著的人總是有“爭議”，因此大家隻把他看成“爭議”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爭議”結束，立即“偉大”。

孔子生前特別強調周禮當中的喪葬之禮，這一點和道家的區別比較明顯。道家覺得人生就是一片浮雲，哪兒來哪兒走，哪兒起哪兒止，無所謂。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澤江湖。但對孔子來說，人生不是一朵雲、一股氣，而是一個莊嚴的過程，要用隆重的儀式來終結它。

孔子為什麽要重視喪葬之禮？在橫向上，可以通過喪葬方式來維係生靈之間的互尊；在縱向上，可以通過喪葬方式來護佑家屬之間的傳代。他的學生因為認真學習了這方麵的知識，所以孔子本人葬儀之隆重，可想而知。

尤其讓後世關注的，是學生們的守墓儀式。大家要在墓邊守三年，穿衣、吃飯都有特殊規定。墓邊還搭建了窩棚，這些學生的家庭也要搬過來陪。來了那麽多家庭，親戚和相關服務人員也隨之而來，結果就成了一個不小的村落。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還看到孔廟裏收藏了孔子用過的衣服、帽子、琴、書、車，不知是真是假。後來很多皇帝都親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後真是很受重視，和活著的時候根本沒法比。

餘秋雨：那是到了漢代以後，孔子不僅是紀念對象，而且成了精神坐標。有許多皇帝親自來祭孔。最先來的是漢高祖劉邦，後來有東漢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我所喜歡的北魏孝文帝也來了。唐高宗、唐玄宗都來過曲阜，後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幾個皇帝，清聖祖、清高宗也部來過。祭孔，已經成為一種國家儀式。

費晟：那些學生為孔子守墓非常真誠，但後世的皇帝祭孔子就顯得有點矯情了。孔子的學生為他守墓的時候，孔子依然是一個鮮活的形象，可是當後世把孔子的學說政治化以後，展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學說被附上政治含義以後，喪失了它作為一個學說的獨立性，被片麵和畸形地發展了。

餘秋雨：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兩個孔子：一個是我們喜歡的思想家孔子，他的自然生命了結在七十三歲；另外一個是被偶像化了的孔子，他的學說被統治者們引到了另一個側麵。

王安安：這些皇帝確實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學變成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但是我想，也正因為政權的力量，儒家學說才會被普遍接受。那麽，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餘秋雨：當然有積極作用。你看，中國那麽多的朝代，那麽多的皇帝，他們民族不一、政見不一、血緣不一，共同地尊重一個人，這個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個文化人，這種現象，不管怎麽說也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他作為一個“統一符號”，保證了中華文化的千年傳承。

不僅如此，從隋唐開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製度，考試的內容有不少變化，但越到後來越偏重於儒家學說。那些學生可能隻是為了做官，並不是為了孔子，但是卻用極大的精力去背誦儒家經典。表麵上，好像是孔子滋養了他們，實際上，卻是無數年輕的生命滋養了孔子、滋養了《論語》、滋養了儒家學說。那些人考上科舉後拿了孔子的學說去做官，那麽無論在文官選拔層麵，還是官場實踐層麵上，孔子變成了一個“大孔子”，變成了一個橫跨時空的驚人文化現象，這在人類曆史上沒有別人可比。

我們為這個“大孔子”高興，但在心底裏，還是喜歡那個一路被人拒絕、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彈琴、一路頗為狼狽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