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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公元前五世紀前後，人類進入一個重要的曆史時期，西方哲學家稱之為“軸心時代”。東西方幾大文明共同進入一個大創造時代，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等人幾乎同時出現，共同承擔了人類的首度思維大分工。我為了把中華文化史放到世界視野之中，因此還希望大家在那個時代稍作停留。記得牧笛在課外閑聊時曾經提起過“軸心時代”，那還是由你開頭吧。

王牧笛：我確實作過一些準備，弄清了一些概念。“軸心時代”這個說法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曆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八〇〇年至公元前二〇〇年這段時間，稱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這個時期是人類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時期，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老子……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麵對這個世界。這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王安安：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形態。這些“軸心時代”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以每當人類社會麵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我們總是能在“軸心時代”的先哲那裏獲得精神上的指導。

餘秋雨：雅斯貝爾斯對於“軸心時代”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希望大家能記住。他說：“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臘開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

人類奠定精神基礎，這件事，我們的祖先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不過有兩個問題一直盤旋在我心頭。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麽在那個時代，不同地區的一流的思想家幾乎同時出現，這意味著什麽？

第二個問題或許更有趣：為什麽他們每一個人都開天辟地，而後代子孫隻能追隨他們，卻沒有能夠超越？為什麽人類最精彩的思想創造，集中完成在兩千五百年前？對此，你們怎麽看？

萬小龍：對於這種奇跡，我比較傾向於認為這是曆史的偶然，我不相信曆史有那麽多的必然性和規律性在那裏麵。在解釋曆史的時候，有時候接受一點偶然性也許意味著更客觀的分析視角。這是我對第一個問題的看法。關於第二個問題，為什麽後人沒有辦法超越前輩的創造，一直在追尋先人的腳步？我覺得，原因跟先人創造的學問的性質本身有關。他們思考更多的是哲學、藝術、宗教，而不是科學。科學的發現可以因為工具的進步而不斷被超越、被改寫，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入、不斷擴充，展現了一部不斷進步的科學史。而哲學、藝術、宗教卻屬於另一個範疇，和人類工具的進步、物質文明的不斷發展沒有直接關係，所以後人未必能超越前輩。

王安安：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像工藝和藝術之間的區別一樣：藝術可以具有不可超越的、永不磨滅的魅力和力量，而工藝卻絕無可能占領永恒的製高點。因為藝術是偶然性的、創造性的，而工藝是可傳承的、不斷進步的。我覺得科學和哲學的關係就可以類比為工藝和藝術的關係。

餘秋雨：你們兩位的意見我可能不讚成。千萬不要把“軸心時代”和以後時代的差別，看成是不同學科之間的差別。科學雖然看起來成熟於近代和現代，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現代物理學的許多規則，與《周易》為代表的東方神秘主義暗合。

諸叢瑜：我認為這種不可超越性的根源在於我們的前人做了一些框架的東西，我們不得不在這個框架、這個天地當中去做事情。哲學、藝術、宗教，則沒有可重複的試驗可以檢驗其對錯的，不像科學那樣，今後更接近事實、更理性的理論，可以有力、徹底地否定前人。

金子：我傾向於一種神秘主義的理解。可能在冥冥之中，到了這樣一個時間段，空間上遙不可及的幾個地方的人都走到了人類的童年時代，同時開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開始擺脫蒙昧，駕馭尚未成熟的理性驅馳於廣袤無邊的思維宇宙。我懷念那個人類的創造性思維迸發的時代，因為這種童年的生命力是無法被超越的。知識確實可以不斷積累，但是那種新鮮的生命力是很難被超越的，那種新奇喜悅的力量是很難再出現的。

餘秋雨：說得不錯。麵對“軸心時代”，我們會突然發現自身的渺小。我們沒有能力解釋這一切，也無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輝煌的思維。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記住。記住，要放在解釋之前。解釋往往是蒼白無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麵對著一座無法攀援的高山，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麽會有這座大山，為什麽會是這個形態。

“軸心時代”的思考，是多種文明的一種“共同作業”，但在內容上又互不相同。現在遠遠看去，甚至覺得有一種分工。例如，古希臘文明更多地考慮人與自然秩序的關係，印度文明更多地考慮人與超驗世界的關係，而中華文明則更多地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側重，也影響了各個文明今後的路向。在這一點上，我很讚成雅斯貝爾斯關於人類至今還附著於“軸心時代”精神基礎的觀點。

多年前我曆險幾萬公裏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遺址，感悟很深。原來，幾千年的不同命運，很早就種下了不同的種子。

劉璿：秋雨老師關於“種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亞裏士多德的一句話——隻有深埋在土地裏的橡樹種子長成橡樹時，我們才能發現它的本質。當時同一時期，不同文明的三種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當於橡樹種子，隻有等了兩千多年之後它長成了橡樹，我們才發現，原來它是那個樣子。談到我們現在怎麽辦的問題，我覺得就是要互相取長補短，我們的前輩已經在向著這個方向行動了。所以我們才有西學東漸，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長，各有特色，就需要各個文明之間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增進交流，相互取長補短。杜維明說現在我們要進入“新軸心時代”，各大文明之間要互相對話，互相理解，這種交流將是意義非凡的。

王安安：秋雨老師的一番話，無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來的一個困惑。外國媒體總是報道部分中國出境遊客不講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們是禮儀之邦、文明古國啊，我們的各種繁文縟節，隻會比別的文明更發達更全麵更細節，怎麽會遭到這樣的指責呢？可能是我們確實從“軸心時代”開始就一直在過度地研究周圍的人際關係，而不太在乎沒有直接人際關係的公共空間，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際關係之外的公德。有些時候這種自我編織的人際網絡甚至讓我們自己也感到壓抑。所以在沒有人際關係的場合，比如說去國外旅行，就會讓我們壓抑的神經忽然解放，我們就把一切禮儀的束縛都拋在腦後，甚至忘記了遵守最基本的禮儀小節。

餘秋雨：當然，我所說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來解釋各種生活現象。現象未必是本性的直接外化，不能牽強附會。近幾十年來，很多學者喜歡擷取一些社會現象快速歸納出結論，看似有據，其實武斷，並不足取。因此，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輩中的不少學者那樣泛論東方西方，空談中外差異，因為那是一種學術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