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利益的相對性

無論是“達則兼濟天下”，還是“窮則獨善其身”，文人的價值往往也是要通過他所獲得的利益多少進行認定的。利益的最大化和價值的最大化隻是計算方式的不同，性質是一樣的。比如說一個商人的價值通過掙錢多少來計量，一個民選總統的價值通過民眾支持率來概括……

那麽文人究竟應該獲得多少利益才是有價值的？在一個機會主義的時代，文人是不是應該像一把小偷專用的“萬能鑰匙”一樣，插在哪個門鎖裏都能打開門，門開了，利益有了，價值也實現了？

這是一個充滿了欲望和**的年代，選擇的多種可能性以及鋪天蓋地的利益驅動往往使當今的文人再也坐不住了，他們撕掉麵紗，赤膊上陣，胸前掛著一塊“是金子在哪兒都能發光”的廣告牌，他們從書桌前出發，尋找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價值。

於是，一些文人成了企業家，一些文人成了大款，還有一些文人當上了大官。在學術和專業之外，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實現了利益和價值的最大化。然而，更多出門淘金的文人在經營中血本無歸，一些文人甚至到了食不裹腹居無定所的悲慘境地，更有一些政治投機文人傷痕累累直到被政治拋棄。人們常常用那些極少數文人暴發戶們的神話故事來掩蓋大多數失敗者們的遍地血腥。

這是一個浮躁年代裏經常重複的邏輯錯誤。錯誤的往往不是概念，而是所提供的一個個非本質性的偽敘事和由此而派生出的危險的煽動。

任何一個哪怕是最優秀的文人也不可能像“萬能鑰匙”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地打開任何一扇門，也不可能既是一個文學家，又是一個企業家，還是政治家。你很可能什麽都能做，但不可能什麽都做得很傑出。比如孔子，他的學問無與倫比，但他到政府裏做過一段官，結果很不成功。李白是一個寫詩和過日子都很浪漫的人，他以為自己詩做得那麽好，當個“宰相”也是沒什麽問題的，所以他就抱著“濟蒼生，救黎民”的政治抱負應召到了長安，但他又不願從小官做起，不想當孫子就想一步當爺爺，混了幾年，官沒當上，詩也荒廢了。近代如陳獨秀，他比李白更具政治頭腦，也是有政治抱負的人，但他本質上是一個文人，他當中共總書記除了被政治對手擠兌和批判外，毫無政治手腕，最終他以“氣節”脫離了政治，還原了作為一個文人的尊嚴。胡適從美國回來後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他不僅談了，還躍躍欲試地到官場試了一回，甚至還被蔣介石耍了一回，蔣讓他到南京參加競選總統，當時天真幼稚的胡適問政界朋友，“我當了總統後，還有沒有時間做學問？”參選總統當然是貽笑大方的事，因為美國需要一個親美的人參選，所以留美博士胡適之就當了一回政治籌碼被示眾了一次。

這樣說，似乎又栽進了另一個陷阱中，即以不成功的個案來消解成功者的光輝。其實沒有。有一個結論必須得到尊重，即人的能力是相對的。盡管一個優秀的文人可以做許多事，但不能做許多事。因為最適合你做的工作隻有一個，這“一個”是人的天賦與智慧最佳優化的結果，類似於一種定數或天命。比如李白最適合做一個詩人，胡適最適合做一個大學教授，他們的錯位正好反證了人不可能是一個全能的人。還有當代的周揚和丁玲，他們投身政治的遭遇和曆史上許多文人的遭遇幾乎是相同的。即雙重人格的自我衝突與外在衝突的無法調和。因此，作為文藝理論家的周揚和作家的丁玲似乎更適合他們的真實角色。

文人曆來自信，但自信與自負是有區別的，自信是對自己能力的理性信任，自負是一種自我的盲目信任。文人悲劇的根源大多數在於自負。人認識自己比認識他人要困難得多，不是身在此山中，而是缺少自我審判的勇氣。我在北京時曾跟那些走投無路的“京漂”文人接觸過，我跟他們說的最多的就是：我們的能力其實是有限的，這個世界屬於我們的東西很少，如果我們都想要，也許什麽都得不到。如果我們一生能做好一件事並努力做得更好，這就夠了。

所以我讚成迂腐的是文人，油滑的不是文人；固執己見的是文人，左右逢源的不是文人；孤心苦詣的是文人，熱鬧喧嘩的不是文人；以身殉道的是文人，投機鑽營的不是文人。純粹的文人隻願意將自己的專業和學術視為神聖，心存敬畏，並具有一種宗教情感。而不願意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

從職業的意義上說，你所從事的工作必須具備三個要素才能獲得最大的價值或利益：我喜歡做的，我能做的，我能做得好的。而符合這三個要素的職業對於每個人來說，隻能有一個。但大多數人卻尋找不到這一個。找不到這一個準確的定位往往就會不堪總結或一生失敗。

人的能力的相對性，決定了利益的相對性。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作出了最堅決的選擇，才能實現人的價值的最大化。對於文人來說，尤其如此。我們必須反對盲目地提倡適應時代和潮流，不切實際地高呼轉變所謂的觀念。因為事實的結果對於文人來說可能不是適應和轉變，而是異化。但沒有多少人願意正視這一點或承認這一點。

那麽，許多文人成了企業家、政治家、大款又該如何解釋呢？我們隻能說，那些文人本來就應該是企業家、政治家、大款，他們先前在學術和專業領域裏的文人角色，隻不過是因為他們誤入歧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