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子文化的現代性

浙江德清是我的外婆家，是一塊具有濃厚文化底蘊的土地。這次“中華首屆遊子文化節”由德清縣委發起並舉辦，體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延續。我在19歲那年，曾下鄉到德清洛舍公社所屬的陸家灣大隊，然後又離開這裏走向遙遠的北方。今天的“遊子文化論壇”，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意義——當年，一條孤獨的小船劃過煙波浩渺的洛舍漾，載我從這裏出發，離開了江南故鄉，一去30餘年，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遊子”（或稱遊女）。而我的母親，又是一位公認的“慈母”。所以在感情上，我對孟郊那首詩的認同，會更加強烈和親近。

今天的人們大多都是在路上遠行的“遊子”。而“慈母”的概念，不僅僅局限於文字意義上的慈母，應該也包括慈父、嚴母或嚴父。然而，在不同的曆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和當下的現代人所須承擔的家庭責任感，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的物質欲望增強，情感需求減少。家庭關係、父子關係、朋友關係、親情關係都不同程度地變得疏離和淡漠。但是這種“破壞”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彰顯出社會公共空間的增大、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加強，原先家庭成員之間生存的依賴性和互助性，自然會逐漸遞減；子女與父母親之間，傳統倫理中所規定的那種人身依附關係，必然在消解之中。我們置身於現代語境下，試圖尋求傳統道德與現代精神之間的連接點：在這個物質時代，究竟有哪些文化應該摒棄清算，哪些傳統應該保留延續。我們呼喚的是一種現代社會中人和人之間的真誠、親情、關懷、尊重和理解）今天我們講遊子文化，已不僅僅局限於道德範疇，它應該比傳統文化中的孝道，具有更為豐富和深厚的精神內涵。

但是現實的情狀並不令人樂觀——事實上，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不信任，家庭成員之間的防範與戒備，疏離與冷漠，尤其是子女與父母的精神溝通障礙、子女成人後對父母的贍養責任逃避等方麵，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冷酷與自私的傾向，某些極端的事例，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憂慮與關注。

古往今來，人作為一種具有精神與感情需求的高等動物，親情、友情、愛情，都是我們生活的精神支柱。然而，親情表麵上看來溫情脈脈，卻蘊含著極大的殺傷力，在某種情況下會成為毀滅自己和毀滅他人的溫情殺手，帶來惡劣的後果。我們看到一些腐敗事例的發生，表麵上是為顧及子女、親友、情人的生活前途，違規批條，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貪汙受賄。在這裏，親情其實隻是一種冠冕堂皇的借口，親情的背後更多的是腐朽的宗法、血緣、封建殘餘價值觀，比如封妻蔭子、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等等，直至權色交易。這樣的所謂親情，恰恰是現代社會應當堅決摒棄的，並應以理性與法治加以約束的。

另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市場經濟之後，人群大規模流動，更多的年輕人為了求學、謀生和發展，遠走他鄉，或進入城市，然後逐步改變了自己的經濟狀況和命運。其中有一部分“遊子”，從此置父母於不顧，對於那些曾為撫育他成長付出極大辛勞的父母兄妹親友和故鄉人，避之不及，羞於認親；無論在城市和鄉村，爭奪財產、為逃避贍養責任產生糾紛、虐待老人之類觸目驚心的惡性事件也時有發生……究竟是什麽樣的客觀原因，使得親情作為一種延續千年的傳統中華美德，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崩潰得如此迅速，脆弱得不堪一擊？難道僅僅是道義的指責就能挽回的麽？傳統文化的老根是否需要重新嫁接新枝，才能萌發健康的新芽呢？

我們怎樣才能夠找到一個適當的立足點，能夠從心靈的本源中尋求幫助？

社會機製和道德體係又該怎樣整合，才能創造出有利於健康人性發展的外部條件？

我想以自己為例，來進行一些思考和回顧。

我19歲離開杭州前，曾在德清插過隊，我所在的大隊當時是非常富裕的。外婆特別疼愛我，經常從鎮上給我送菜去。我在德清農村生活了3個月後，北大荒農場開始招收知青，我義無反顧地決定離開德清奔向更廣闊的天地。外婆知道後很傷心，所以直到現在我都懷有一份對外婆的歉疚之情。後來我從北大荒到了哈爾濱讀書，在東北生活多年，又到北京定居。30多年一直是個遠離家鄉的遊子。但我父母對我是支持的，從來沒有要求我為了照顧他們而選擇回杭州生活，不會把他們的意誌強加於我，這樣的父母是可敬可佩的。因為文學同樣也是他們的理想。父母與子女之間彼此的理解，是以精神追求的一致性作為前提的。

當年北大荒的生活當然是孤獨和寂寞的。記得有一年，在我生日前幾天，我收到了一個信封，一看地址就知道是杭州寄來的，信封比通常郵件要鼓些，軟軟的。打開一看，是一塊白色的手帕，角上用紅色的絲線繡了我的名字，是“抗抗”兩個字。這個手帕是我媽媽寄給我的生日禮物，而手帕上兩個紅絲線繡的名字，是我媽媽親自繡上去的。我媽媽從小出去讀書，不善女紅，但她艱難地、極具耐心地繡上了我的名字。我覺得這塊手帕沉甸甸的，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它像母親柔軟的手掌，替我揩去勞動的汗水和思鄉的淚水。70年代寄遠程郵包很慢，所以媽媽選擇了一個非常輕巧的禮物送給我；我媽媽不會織毛衣，所以她給我繡了這個手帕，這是我一生中收到過的最珍貴的生日禮物。我曾真真切切地體會過“慈母手中線”的那種情境。我覺得自己和母親的關係，已經超越了親情，上升為一種自然的感情交流和互相需求的友誼，甚至同責任無關。

上個世紀70年代，知青家長都在找後門、找關係把子女辦回城裏去，大多數人都采取非常實際的辦法來幫助自己的子女改變命運。但是我的父母很不同，在那種情況下他們支持我去學習寫作，這是很多父母做不到的。因為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投入”和“產出”是不成比例的。即使能發表作品，也很難改變命運。當時我回杭州寫初稿、去上海改稿的時候，工資和糧票都沒有，我父母卻盡全力幫助我克服困難。他們肯定沒有想到過自己在經濟、感情、精力等方麵的投入，是否能夠得到應有的回報。由於這種理解和信任，我永遠感激他們。直到現在，我有一些問題和困惑，還會同他們討論。我雖然不能常常回杭州探望他們，但我會經常給他們打電話，他們能夠時時刻刻感受到我的關切和思念。所以，親情如果以信任、理解和交流作為前提，才能成為超越血緣關係和物質利益之上，一種精神寄托和自覺的要求。

基於以上的感性體驗，我不太讚同繼續沿用傳統的“孝文化”這一概念。“孝”是一種被社會規定的倫理道德規範，作為人人所應當遵守服從的道德操守，帶有強製性和公共輿論的監督性質。進入21世紀的現代社會，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早已破除了“父父子子”長幼尊卑的傳統儒家文化的家庭等級觀念，以及養兒防老的“投入——回報”關係，而更多地體現出平等、尊重、關懷和理解。“二十四孝”的曆史故事中，把肉割下來給父母煲湯，發生在物質極度匱乏和貧困的情況下；“父母在不遠遊”產生於交通、信息極不便利，疾病頻發的時代。而現在，除了獻血捐腎，等等特殊情況，父母親需要的更多是我們平平常常的愛心。比如陪父母說說家常話、關心父母的身體狀況、買一些安全實用的老年保健用品；遠遊在外的兒女，能常常與父母通電話；條件許可的話，把父母接過來同住，與父母一起去旅遊。在飲食起居之外，更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幫他們排遣孤獨與寂寞。尊重父母的興趣愛好，不幹涉老人的感情選擇，等等。這種關愛，才是老人真正需要的。有的人其實平時對父母非常冷落嫌棄，在父母過世以後，卻舉辦鋪張的葬禮建立豪華的墓地，以此贏得一個孝的名聲，或是炫耀自己的權勢。這樣的孝文化，不是當代社會所應提倡的。

麵對無可回避的全球化浪潮，一個國家的強盛與複興，在根本上取決於這個民族整體的文化教育水準。在傳統文化中，我們可以提取例如“責任”、“良心”、“國事家事天下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精華遺粹；在西方文化中，我們可以學到愛心、尊重、理解與人道主義原則。否則“道德重建”仍是空泛而無力的。在急速變化與轉型的時代，親情不斷遭遇“代溝”的攔截，於是，溝通與寬容，便成為兩代人之間的精神通道。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清醒和勇氣正視現實，我們會看到，傳統意義上的“孝道”，在這個充滿激烈競爭、高風險的時代，已經不可能按照傳統的樣式來複製和粘貼。遊子們和雖不遠遊但身心疲憊壓力巨大的兒女們，如何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長久地侍奉在父母身邊？一個強大的民族不允許它的主要生產力，陷入老弱病殘的拖累之中——由此，症結最後落在一個非親情的實際問題上：如果沒有相應完整的、人性化的社會保障，沒有相對完善的社會服務，親情隻是一種虛幻或難以實施的願望。這將是今天這個論壇所麵對的實質性難題：遊子們要有愛心，但愛心是以心的方式體現，還是以愛的方式顯現？當“愛”（行動）與“心”（願望）在時間支配上發生衝突的時候，人們應當更多地服從於事業（即實現民族複興的必要行為）還是服從於情感和道德（即文化傳承）的要求？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冀著一種兩全其美雙向兼顧的結局。那麽，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的介入與完善，將是一個使親情真正能夠到達、迫在眉睫的基礎建設工程。

（該文為2004年參加浙江德清首屆“遊子文化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