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在克裏米亞戰場上護理過傷兵

1855年，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第一次來到克裏米亞戰場，嚐試在這裏建立戰地醫院，也是在這裏南丁格爾患上了克裏米亞熱（Crimean fever）。但是，南丁格爾大部分護理工作是在斯庫塔裏（Scutari）完成的。斯庫塔裏臨近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距離戰爭前線約200英裏（約322千米）。南丁格爾於1863年寫了《醫院筆記》（Notes on Hospitals）一書。南丁格爾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醫院需要達到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不傷害病人，這個要求也許有點奇怪”，但是正因為有這樣的想法，南丁格爾改善了醫院的衛生狀況，將死亡率從42%大幅削減至2%。南丁格爾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為她出色的組織管理才能，也就是說她並沒有護理過很多傷兵。

1845年，當時年輕富有的南丁格爾希望成為一名護士，要求去索爾茲伯裏（Salisbury）的一家醫院工作。但是南丁格爾的父母不同意，所以她未能成行。南丁格爾於1896年曾致信查爾斯·朗德爾夫人（Mrs Charles Roundell），回憶說自己是如何到處尋找合格的護理培訓的。她還抱怨說“英國連一個合格的護理培訓學校都沒有”。她後來去了德國，在凱澤斯韋特（Kaiserswerth）的基督教女執事研究所（Institution of Protestant Deaconesses）學習了3個月的護理，人們經常說她在那裏接受了全麵的培訓。不過，南丁格爾繼續在信中說道，她“參加了那裏的所有培訓”，卻抱怨說雖然菜園子是由一位“很有能力的修女打理……但是幾乎沒有護理工作，衛生狀況也很糟糕”。

南丁格爾隨後前往法國，據露西爾·A.喬爾（Lucille A. Joel）所說，“盡管南丁格爾獲準可以巡視醫院，但是還是未能和仁愛修女會（Sisters of Charity）一起在巴黎學習”。喬爾說，1853年，南丁格爾在“一所由貴族女士為生病的女家庭教師開辦的慈善醫院（其實是療養院）裏無償擔任監護長一職”。《牛津英國曆史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一書指出，“南丁格爾真正的才幹在於管理，她可以把控大局，堅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南丁格爾立誌成為“醫院管理方麵的專家”。她同軍務大臣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一家私交甚好。當時，赫伯特建議她組建醫療護士隊，前往克裏米亞，發揮當地急需的她的“管理才能”，改善當地的醫療條件。

南丁格爾的管理才能在斯庫塔裏創造了奇跡。1855年，《泰晤士報》通訊員約翰·C.麥克唐納德（John C. MacDonald）報道說，“夜晚來臨，燈火熄滅後，所有醫療官都休息了，一排排躺著的傷兵也安靜了下來。有人看到她手提一盞燈，獨自一人在病床間來回走動”。詩人亨利·朗費羅則將南丁格爾寫入了自己1857年創作的《提燈女郎》（Santa Filomena）一詩中：“看，就在那愁悶的時刻/我看到一位女士手持油燈/穿行在暗淡的微光中/輕盈地從一間房屋走進另一間房屋。”兩個描述都沒有說南丁格爾做了護理工作，隻是說她在病床間走動巡視。

其實，克裏米亞戰爭期間湧現出了一位更好的護士榜樣—牙買加人瑪麗·西戈爾（Mary Seacole）。在其自傳《西戈爾夫人的奇妙之旅》（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一書中，瑪麗寫到自己乘船來到英國，“應聘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的醫療護士隊”。但是，她沒能親自見到南丁格爾，一位負責招聘的護士告訴她，她主動表示前往克裏米亞做護士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

所以瑪麗另找了一位招聘護士，但是“從她的麵部表情中，我發現她們即便有名額空缺，也不會給我”。看到別人覺得自己不能勝任，瑪麗感到十分困惑。她納悶是不是“這些女士覺得我的皮膚顏色比她們深，所以就不接受我的幫助”？

不屈不撓的瑪麗籌措資金，自行來到了克裏米亞。《泰晤士報》通訊員威廉·霍華德·拉塞爾（William Howard Russell）在1856年撰寫的《克裏米亞戰爭》（The War）一書中寫道，“戰鬥前線的5英裏（約8千米）外，西戈爾夫人在巴拉克拉瓦海灣（Col de Balaklava）和卡德柯伊（Kadikoi）兩地之間紮好了帳篷……和醫生一道治療各種傷兵，成效顯著”。瑪麗也說自己經常“處於炮火之中”。同年，一位副官長寫了一封推薦信（瑪麗在其自傳中引用了其中的話），該信說道，“這位女士照料傷兵盡心盡力，表現十分出色。即便在危險情況下，她也會竭盡所能幫助傷兵”。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毫無疑問是一位出色的醫院管理者。但是在人們的腦海中，南丁格爾這個名字總是與在前線親手照料傷兵的護士形象相連，這是錯誤的看法，瑪麗·西戈爾的所作所為才更符合這一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