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名人的幽默

經常有一種說法，認為國人與洋人相比要活得刻板與現實得多，因此國人的幽默感沒有洋人強。這種說法對錯與否，再怎麽爭論也沒有一個最終的答案。我們下麵擷取來自當代中國文化名人的幾則幽默小事，或許能提供一個觀察與思考的窗口。

著名劇作家沙葉新曾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他的名片上麵是這樣寫的：“我，沙葉新：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暫時的；劇作家——長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顧問、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掛名的。”沙先生不僅在外交際極幽默，也將幽默的作風帶回了家。沙先生的女兒在幽默的熏陶下，也頗為有趣。女兒在少年時就對“女大不中留”有過一番妙論：“我認為‘女大不中留’的意思就是……嗯……就是女兒大了，不在中國留學，要到外國去留學。”後來她果然去了美國留學。

沙先生的女兒出國後，小兒子也去了美國留學。兒子在外麵愛上了黑人姑娘，想與其共結連理。女兒回家稟報父母，母親聽了大驚，女兒戲稱媽媽“有種族歧視”。“我倒沒有種族歧視，”沙葉新插話說，“我就擔心他們以後給我養個黑孫子，送到上海來讓我們帶。萬一晚上斷電，全是黑的，找不到孫子那不急死我們！”女兒連忙說：“那沒關係，斷電的時候你就叫孫子趕快張開嘴巴，那不是又找到了！”父女之間這場溫和的爭論，在幽默的外衣下進行得溫情脈脈。

以《鄉愁》而聞名內地的台灣詩人餘光中，家有四鳳，加上妻子，家裏形成一比五的男女比例，真是十足的陰盛陽衰。好在餘光中已習慣與五個女人為伍，沙發上散置皮包和發卷、浴室裏彌漫著香皂和香水的氣味、餐桌上沒有人和他爭酒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餘光中戲稱家為“女生宿舍”，稱自己為“舍監”。由於家中的電話裝在餘光中的書房，所以他會忙得不可開交：“四個女兒加上一個太太，每人晚上四五個電話，催魂鈴聲便不絕於耳了。像一個現代的殷洪喬，我成了五個女人的接線生。有時也想回對方一句‘她不在’，或者幹脆把電話掛斷，又怕侵犯了人權，何況還是女權。在一對五票的劣勢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在餘光中的滿腹牢騷中，我們分明可以聽出他作為家中唯一一名男性的自得與驕傲。與其說他是忍氣吞聲為家中的女人們忙進忙出，不如說他是心甘情願為家中的女人們吃辛吃苦；與其說他忙得焦頭爛額，不如說他是忙得不亦樂乎。聰明的餘光中是以正話反說的方式向妻女“談情說愛”的。

如果說說餘光中的“叫苦”還有一絲“欲說還休”的味道，那麽著名漫畫家丁聰的“抱怨”則完全是“一吐為快”了。有人問丁聰：“你身體這麽好，有何養生之道？”他回答說：“大概是有個好飼養員吧。飼養員就是我老伴，她做什麽，我就吃什麽，從不挑食，不挑食的孩子就是好孩子。”有時，丁聰索性將老伴稱為“家長”，他的幸福感便表現在不時地向朋友們抱怨“家長”的管束。名為訴苦，實為誇耀，丁聰正是運用這種獨特的方式向老伴進行柔情傾訴的。

作為當代名家，錢鍾書的“癡氣”幾乎無人能比。他曾很認真地對夫人楊絳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錢氏獨生女）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麽對得起阿圓呢！”對女兒如此“用情專一”堪為天下父親的楷模。上海作家陳村也視女兒為掌上明珠，談起女兒他就沒大沒小、口無遮攔了：“我現在是名花有主，動輒得咎。出門要請假，回家要匯報，自己看自己也覺得有教養多了。之所以有這點滴的進步，全是女兒天天對我的栽培。”倘若不是深愛女兒，陳村怎麽可能對女兒言聽計從、畢恭畢敬呢？他還說過：“我從小就沒有父親，不明白一個標準的父親是怎麽樣的。我本可以自學成父，可是真的當了父親才知道比較困難。好在有女兒的言傳身教，就把父親當了下來。”“自學成父”一方麵說陳村從小沒有品嚐過父愛的滋味，另一方麵也表明了他做一個好父親的決心。

看了這些文人名士和和美美的家庭裏，你是否心生羨慕？人家的文化我們我們也許難以學到，那麽，就學習一些他們幽默風趣的作風吧。建設一個和和美美的家庭，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一種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