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學會三思而後行

人對事物的認識總會受時間、空間的局限，而我們麵對的是變化的、運動著的世界，因此，我們經常會遇到因考慮不周、魯莽行動而造成損失的情況，所以我們遇事要“三思而後行”。要知道，許多矛盾和問題的產生，都是衝動、未經深思熟慮的結果。

衝動情緒往往是由於對事物及其利弊關係缺乏周密思考引起的，在遇到與自己的主觀意向發生衝突的事情時，若能先冷靜地想一想，不倉促行事，就會衝動不起來了，事情的結果也就會大不一樣了。

石達開是太平天國首批“封王”中最年輕的軍事將領，在太平天國金田起義之後向金陵進軍的途中，石達開均為開路先鋒，他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攻城奪鎮，所向披靡，號稱“石敢當”。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他同楊秀清、韋昌輝等同為洪秀全的重要輔臣。後來又在西征戰場上，大敗湘軍，迫使曾國藩又氣又羞又急，欲投水尋死。在“天京事變”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韋昌輝的叛亂，成為洪秀全的首輔大臣。

但是，就在這之後不久，石達開卻獨自率領20萬大軍出走天京，

三思而後行與洪秀全分手，最後在大渡河全軍覆滅，他本人亦慘遭清軍駱秉章淩遲。石達開出走和失敗的曆史是魯莽行動的體現，足以使後人深思。

1857年6月2日，石達開率部由天京雨花台向安慶進軍，出走的原因據石達開的布告中說，因“聖君”不明，即責怪洪秀全用頻繁的詔旨，來牽製他的行動，並對他“重重生疑慮”，以致發展到有加害石達開之意，這就使二人之間的矛盾白熱化了。

而當時要解決這一日益尖銳的矛盾有三種辦法可行：一種辦法是石達開委曲求全，這在當時已不可能，心胸狹窄的洪秀全已不能寬容石達開；一種是急流勇退，解印棄官來消除洪秀全對他的疑惑，這也很難，當時形勢已近水火，如石達開真要解職的話恐怕連性命都難保：第三種是誅洪自代。謀士張遂謀曾經提醒石達開吸取劉邦誅韓信的教訓，麵對險境，應該推翻洪秀全的統治，自立為王。

按當時的實際情況看，第三種辦法應該是較好的出路，因為形勢的發展實際上已摒棄了像洪秀全那樣相形見絀的領袖，需要一個像石達開那樣的新的領袖來維係。但是，石達開的弱點就是中國傳統的“忠君思想”，他講仁慈、信義，他對謀士的回答是“予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節”。

因此，石達開認為率部出走是其最佳方案。這樣既可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進行從事推翻清朝的活動，又可避開和洪秀全的矛盾。而石達開率大軍到安慶後，如果按照原來“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此作為根據地，向周圍擴充。安慶離南京不遠，還可以互為聲援，減輕清軍對天京的壓力，又不會失去石達開原在天京軍民心目中的地位。這是石達開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石達開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決心和洪秀全分道揚鑣，徹底分裂，舍近而求遠，獨去四川自立門戶。

曆史證明這一決策完全錯了，石達開雖擁有20萬大軍，英勇決戰江西、浙江、福建等12個省，震撼半個中國，曆時7年，表現了高度的堅韌性，但最後仍免不了一敗塗地。

1863年6月11日，石達開部被清軍圍困在利濟堡，石達開決定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換取部隊的安全，這又是他的決策失誤。當石軍中部屬知道主帥“決降，多自潰敗”時，已潰不成軍了。此時，清軍又采取措施，把石達開及其部屬押送過河，而把他和2000多解甲的戰士分開。這一舉動，頓使石達開猛醒過來，他意識到詐降計拙，暗自悔恨。

回顧石達開的失敗，主要是個人決策的失誤，他自不量力的行動，決定了他出走後不可能有什麽大的作為。

當我們在做決定時，常會犯一個老毛病，就是“自不量力”地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甚至“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因此，在麵臨做出決定時，首先，應先問問自己做這個決定到底是為什麽？有什麽目的？如果做此決定會產生何種後果？這樣能促使你三思而後行，避免衝動。

其次，要鍛煉自製力，盡力做到處變不驚、寬以待人，不要遇到矛盾就以“兵戎相見”，像個“易燃品”。見火就著。倘若你是個“急性子”，更應學會自我控製，遇事時要學會變“熱處理”為“冷處理”，考慮過各個選項的利弊得失後再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