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除異己

天京大屠殺是太平天國由盛而衰的一個轉折點。釀成事變的根源不難索解，事變的爆發點卻始終是個謎。東王府直到事變前夕還是很平靜的，致使韋昌輝的屠刀揮舞得那麽如心如意，這明明是在東王毫無防範的條件下的突襲。所謂“逼封萬歲”一事，真實性頗多疑問。一則，楊秀清要奪權何必做得如此猴急；二則，大權在握，要個“萬歲”何用？三則，既然做了這種必然遭忌的事，為什麽竟是毫不警戒地在東王府睡他的大頭覺？

論者說，這故事是在慘案發生後對東王的“欲加之罪”，用以平息某些人的困惑、懷疑和憤恨，它是天王府編造出來的。據石達開的回憶說：“達開領眾在湖北，聞有內亂之信。韋昌輝請洪秀全誅楊秀清，洪秀全不許，轉加楊秀清偽號；韋昌輝不服，便將楊秀清殺死”。殺楊本是機密事件，隻有在洪、楊、韋三人心底裏最明白；當時李秀成尚未封王，石達開西征在外，他倆說的都算不上第一手材料。但石達開一直是主要當事人之一，他所了解的應該較能接近實際。盡管他說得略而不詳，且有某些歧義，但有一點很清楚，是天王主動加了東王封號，與逼封之說恰恰相反。本來，這種爭奪權位的肮髒勾當最容易產生政治謠言，後來石達開出走了不是又產生所謂“誅楊密議”的嗎？東王被殺，北王受誅，翼王又出走，群情惶惑，人心離散，洪秀全隻好給東王平反來平息眾議，於是“開詔擅殺”和“誅楊密議”兩項新的內幕新聞，相繼占領了謠言市場，前者是加重北王罪名的，後者是讓翼王分擔殺楊責任的。詔書上還說：“妄為推測有何益，可憐叛爺成臭蟲。”出了怪事，怎能禁得住群眾的“妄為推測”呢？不論怎樣添注塗改，逼封萬歲的謠言已經廣泛流傳，再也收不回來了。

不管“逼封萬歲”有無其事，反正洪、楊矛盾已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起義初因軍令需要集中，楊秀清做事又極能幹，因此洪秀全指定諸王一律“聽東王將令”。東王不識字而極聰明，從事判斷敵情，決策進退，頗多獨到見解。他多次出奇製勝，化險為夷，在軍中威望極高，這些原都是正常的事情。可是，由於楊秀清握有假托天父附身傳言的特權，他的神權高過了洪秀全的王權，這就成了準備子孫萬代相傳的洪家王室之大忌。建都以後，東王府權勢顯赫，威風張揚，楊秀清一切專擅，幾乎重要的事都得通過他決定。

1856年楊秀清把他的戰功推到了最高點。天京受南、北大營的困擾已久，這次東王下決心全力加以掃除。這一戰，曆時五月，從江北橫掃到江南，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在高資戰敗自殺，從孝陵衛東逃的欽差大臣向榮在丹陽自縊身亡。在天京外圍糾纏了三年多的一支威懾力量宣告瓦解，清廷大受震動。

太平軍第一次打了個大規模的殲滅戰，而且打得漂亮，這是值得稱道的。東王自以為了不起，誌得意滿，驕傲了。其實，清廷經此挫折，更識得了太平軍的厲害，正在重新部署，準備卷土重來，嚴重的拚死決戰就在眼前，而天國領袖卻陶醉了起來。老話說，“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現在對外打了一個對於消滅清廷實力而言並不具有決定意義的勝仗，竟然禍起蕭牆，實在是令人惋惜的。天京熱烈舉行祝捷大會，享有最大光榮的當然是班師回朝的東王。東王出門，坐四十八人抬的大轎（天王洪秀全坐六十四人大轎），由二十七節的龍燈開道。龍燈五色洋縐長達數十丈，高丈餘，行不見人，鼓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東王儀仗次於天王，排場的豪華煊赫，“侯相為之側目”。自信心特強的東王自我陶醉的熱度狂烈地高升了，天王和其他各王怎能看得過去。

僅僅為鞏固權力而除掉一個東王，隻要不多牽動其他將士，影響力亦不大。可是動手的北王韋昌輝做法極蠢，殺了東王一家後就此大開殺戒。先用計誘集東王部屬和關係人，聚殲在東王府；再轉到外邊，大肆株連屠殺有關士兵和家屬，據說總數至少兩萬，以致從觀音門內漂流出江的“長發屍骸數日不斷，江流因血汙為之變色”。內訌接著演出第二幕。石達開返京不滿韋昌輝所為，韋即圖謀殺石；石星夜縋城逃出南京，韋又把石全家老小殺了。第三幕，懲辦韋昌輝和秦日綱，由幸存的東王部屬來動手了，先殺了幾百人，正要按照北王方式繼續殺下去，幸經陳玉成及時趕到勸阻。他說：“太平軍皆東、北王舊部，如欲株連，非殺盡太平軍不可。”一場大屠殺才算告一段落。

在這場曆史上罕見的內訌屠殺中，不少轉戰萬裏的起義將士，農民軍骨幹，不是死在與清軍鏖戰的沙場，而是倒在自相殘殺的血泊之中。石達開驚歎：“自攻自殺，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即複。”說得多麽痛心！正如後來李秀成所追憶的，從此“人心改變，政事不一，人各一心……各有散意”。這是上層的反應。下層呢？當時流行起一首歌謠說：“天父殺天兄，總歸一場空，打打包裹回家轉，還是做長工。”

天京事變的真相是洪秀全排除異己，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一次行動。他借韋昌輝、秦日綱之手除掉了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楊秀清。又借東王餘黨誅殺了韋昌輝、秦日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