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i侖魯訊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藝與批評》的後記裏所說： “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俏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隻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餘的唯一的希望，隻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 “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 ‘硬譯’和‘死譯，有什麽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麽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麵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於是出示日“此風斷不可長”雲。

別的“天書”澤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有是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裏，便可以解釋。Proletary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 “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麵，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 s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隻會生孩子的階級！ （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麵”，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於以現在為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Chemic譯作“舍密學”，讀者必不和埃及的“煉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 （《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足“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隻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 “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製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於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於死譯說： “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誌摩先生的詩，沈從文，淩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壁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