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規則賞罰分明

賞與罰是領導別人的兩大“利器”，賞罰分明，令出必行，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別人積極性的最佳辦法之一。

賞罰分明得當，是古今中外一切用人者的根本原則。領導者一定要正確使用賞罰，切莫隨心所欲，無原則賞罰。孫武曾把“法令孰行”、“賞罰分明”作為判明勝負的兩個重要條件，而曹操也說：“明君不賞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美國可樂公司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長勝不衰，暢銷全球。該公司總裁韋恩·卡洛韋在談到他如何取得這一成績時，他肯定地回答：“賞罰分明。”韋恩·卡洛韋堅持優勝劣汰的用人原則，他親自製定了各類人員能力標準，每年至少一次與他的屬下共同評價他們的工作。如果一個屬下不夠標準，韋恩·卡洛韋會給他一段時間學習提高，以觀後效；如果已達到標準，第二年就會習慣性地提高要求。經過評估，公司的管理人員被分成四類，第一類，最優秀者將得到晉升；第二類，可以晉升，但目前尚不能安排；第三類，需要在現有的崗位上多工作一段時間，或者需要接受專門培訓；第四類，最差者將被淘汰。

劉邦平定天下之後，大封功臣，蕭何地位最高，有人對此有異議，劉邦反駁說：“在打獵時，追捕野獸兔子的，是獵狗；但發現獸兔的蹤跡，指使獵狗追捕的，卻是獵人。你們隻能捕殺野獸，功績如同獵狗。而蕭何能發現野獸蹤跡，指使獵狗去追捕，功績如同獵人。”司馬遷在為蕭何作傳時，也十分中肯地評論說：“蕭何嚴守律法，為民生疾苦著想，依法從事，在建立漢朝的功臣中，功績地位居群臣之首。”這種從大處著眼的原則，是以賞罰來引導人所必需的，因此也是賞罰分明中所不可或缺的一條。

在現實中，賞罰要收到實效，就必須要懂得賞罰的藝術。

第一，賞罰要注意思想溝通。《孫子·行軍篇》中說：“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其意思是，在士卒還沒有從思想上感到自己的過失時，執行懲罰會讓他們不服，心中不服，就很難以指揮得動他們；而在士卒已經感到自己的過失時，如果不執行紀律，就不能很好地被用作戰。賞罰對於被賞罰者，有個心理承受能力的問題。領導者與下屬在思想上溝通了，賞罰就容易使其心理上能接受；雙方從思想上存在隔閡，獎賞會被認為是在收買人心，懲罰會被認為是在故意整。

第二，賞罰要注意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在紀律麵前應該人人平等。領導者隻有自己帶頭執行法紀，才能做到賞罰嚴明。自己有私心，貴賞，就不能有力地獎賞下屬；自己有短處，怕罰，就不敢大膽地批評下屬。領導者如果能做到言出法隨、嚴以律己，賞罰時大家就會心服口服。三國時，諸葛亮錯用馬謖，失守街亭，自貶三級，就是這種嚴以自律的典型表現。

第三，賞罰要出於公心。賞罰必須公正，當賞則賞，該罰則罰。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如此才能使大家心悅誠服。不然，如果“對其所喜者，鑽皮出羽以掩其過，對其所惡者。洗垢求瘢以彰其疵”，賞罰也就失去了強化作用，有時還會收到相反的結果。

第四，賞罰要講清道理。民族英雄戚繼光在自己的治軍實踐中認識到：“賞罰要合乎情理，理興於心，情通於理”，“賞罰人人知其所以賞罰之故，則感心發而頑心消，畏心生而怨心止。”賞與罰，先把道理講清楚，將善惡、功過分清楚，大家知道了受賞受罰的原因，賞則使大家見其功勞而心悅誠服，罰則會使大家及本人真正受到教育而消除怨恨之心。批評是罰的形式之一，罰一般都包含有批評的意思，在批評人時，領導者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明之以害，使對方從思想上受到教育，改正錯誤，克服缺點。

第五，賞罰要掌握“度”。這就好比，動力原理的運用要重視“刺激量”，刺激量不足或過剩，都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動力。賞罰隻有適度，恰到好處，才能達到激勵與懲戒的目的。獎賞過濫，無乃口功受祿，無勞受賞；在獎勵上搞平均主義，會賞而無思，起不到激勵作用。同樣，罰不能罰不當罪，處罰過輕，不能教育本人和他人；處罰過重，不給犯錯誤者改過的機會，會將人“一棍子打死”，不符合“懲前毖後、治病教人”的原則。所以，正確的賞罰應該是適度的賞罰，當賞則賞，當罰別罰，賞之有據，罰之有因。

第六，賞罰要嚴守信用。古代兵書《尉撩子》中說：“賞如日月，信如四時”，賞罰必須嚴格執行規章製度，言出法隨，說到做到，不能隨心所欲，說了不算。如果高興即賞，不高興即罰，會搞得下屬無所適從，人心混亂。長此以往，領導者就會失去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