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教張遼破敵

曹操自濡須口撤軍，四月回到鄴城。撤軍原因當然出師不利、春水將至、勝負難卜、不宜繼續暴師在外的一麵，但更重要的方麵則是不能長時間離開政治中心。此前西征韓遂、馬超，建安十六年(211)七月出兵，次年正月還鄴，前後半年多；此次用兵孫權，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東出，次年四月還鄴，又是半年多的時間。看似偶然，實有內在的必然因素。

實際上，曹操即使軍臨前敵之時，也從未放棄對於發展自己勢力、鞏固自己地位有關的朝中大事的謀劃。當時的政治中心實際在鄴，但諸多大事在形式上還要通過漢獻帝。曹操在其還鄴前後，謀劃並通過漢獻帝實施了兩件大事，一是正月庚寅(213年2月10日)“詔並十四州，複為九州”。十四州為司州、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梁州、雍州、並州、幽州、交州；複為九州，則省司州、涼州、幽州、並州四州，其中最重要的變動是割幽州、並州二州及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四郡入冀州。二是五月丙申(6月16日)“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並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撤兵，與其說是軍事原因，毋寧說是出於政治大局的統籌與考慮。

曹操撤軍，並非如烏林兵敗而返。他從容地做了一些禦敵部署，一使張遼、樂進、李典等七千人屯兵合肥；二是遣廬江太守朱光屯兵皖(今安徽潛山縣),大開稻田。三派間諜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

曹操擴地晉爵的作為，用心完全昭示於天下，大大震動了孫權、劉備等。

建安十九年(214)閏五月，孫權主動發起了向皖城的進攻。這時的皖城實為孤城一座。造成這種情況是曹操的一次錯誤決策所致。史載，建安十四年(209)曹操軍譙備邊時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不聽揚州別駕蔣濟“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誌，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的勸說，硬是令民內徙，結果造成“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矣”。這是對孫權有利的態勢。大將呂蒙勸孫權說：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於是，孫權親自率軍征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急趨孫權麵前提出速攻的意見，說： “治攻具及土山，必曆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麵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孫權接受了呂蒙的建議，即時發起進攻。呂蒙薦甘寧為升城督。甘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督攻在前；呂蒙以精銳繼後而進。“侵晨進攻，蒙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戰局果如呂蒙所料，很快便以勝利結束。張遼率兵來救，未至，聞皖城已失，隻好返回。

曹操得知皖城失守，頓覺受辱，因而大怒，頭腦又不冷靜了。時值秋七月，大雨綿綿，曹操決定再次親征孫權。然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但曹操決心已定，眾將士多不敢言，丞相主簿賈逵接受教令後，感到實在是不具備出兵的條件，事關重大，不得不諫，因與同僚三主簿上書諫阻，曹操大怒，將賈逵等人收監，問是誰的主意，賈逵坦稱是自己的主意，遂主動蹲進牢獄。

賈逵入獄後，曹操的怒氣稍消，頭腦慢慢冷靜下來，因而不久又下了一道教令： “逵無惡意，原複其職。”“無惡意”不等於無罪， “原”其罪，複其職，隻不過是從寬處理罷了。

曹操執意征孫權，遂以少子臨苗侯曹植守鄴，於建安十九年(214)七月親征。時有丞相參軍傅幹再諫：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製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傅幹的這種迂闊之論，當然難以說服曹操。

然而奇怪的是，時居尚書令要職的、多謀善斷的荀攸並沒有提出異議。荀攸為人，極少違逆曹操言行，常以讚襄曹操謀得成為己任。此次，荀攸仍不作異議，而隨軍出征，大概也是力使曹操謀有成。可惜，出兵不久，荀攸病死於途中。

曹操七月出兵，十月回鄴，前後不過三個月，戰況如何，雙方史籍均無明記，大概未曾有過重大接觸。或如傅幹所說，舉十萬之眾屯之長江之濱， “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曹軍未能得機逞其能， “軍遂無功”。

曹操麵對現實，始悟賈逵、傅幹等人言有道理，始知與其膠著於此，不如趁夏侯淵平涼得勝之威回軍而西取張魯。

這是一次得不償失的用兵。當然，也不能說其完全無功，客觀地看來，略有以下幾點作用：第一，既給孫權以威懾，又讓孫權得以安心西謀荊州，使孫、劉裂隙漸成。因此曹操回軍近年，孫權對於曹操近江之地未曾再謀前進，而是移軍荊州，遣呂蒙等督兵取荊州之長沙、零陵、桂陽三郡。第二，曹操軍臨合肥，詳細察看了地理形勢，預測了孫權將來用兵合肥的必然態勢，進一步體察了守將張遼、李典、樂進等人的相互關係及其各自特點，因而能夠預先布兵，出奇製勝。

史載，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西征張魯。出發前寫了一道秘密教令，叫護軍薛悌帶到合肥，封套的邊上寫著“賊至乃發”四字。這時，孫權、劉備亦因曹操兵討張魯，劉備怕失益州，求和於孫權，孫、劉遂分荊州，複和。孫權得到湘江以東的荊州三郡，西向無事，便於八月乘曹操在西之際率眾十萬圍攻合肥。孫權兵至，張遼、樂進、李典、薛悌等人一起把教令打開，教令上寫著： “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為什麽這樣分派呢?“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這一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發教令之後，諸將以眾寡不敵而疑之，唯有張遼領會到曹操的用心所在，因對大家說： “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猶豫不定，張遼怒曰： “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素與張遼不和，但被張遼的堅決赴敵精神所打動，慨然說： “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於是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將士。明日大戰，張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孫權麾下。孫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張遼叱孫權下戰，孫權不敢動，望見張遼所將眾少，乃聚圍張遼數重。張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張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張遼複還突圍，拔出餘眾。孫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遂安，諸將鹹服。”

孫權圍攻合肥十餘日，然城不可拔，便撤軍還。兵皆上路，隻有孫權與少部分將士尚在合肥以東之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立即率領步騎突襲過去，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淩統率親近扶孫權出圍。孫權乘馬過橋，橋丈餘無板，幸好親近監穀利在馬後， “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

張遼追擊孫權，幾乎把孫權捉到，曹操得知此事後，頗為張遼的勇猛精神所動，遂拜張遼為征東將軍。

張遼等拒守合肥、敗走孫權，固然與其力戰分不開，但究其根底，實乃曹操用兵謀略的勝利。這反映出曹操在頭腦冷靜之時，的確善於度勢、料敵、知將的能力。

孫權利用曹操西征張魯之機，攻取合肥未能得逞。然後，雙方相持經年，各自固邊備戰。建安二十年(215)十一月，張魯投降；十二月，曹操自南鄭還；次年二月，回鄴；五月，晉爵為魏王；十月，再次治兵， “親執金鼓以令進退”,發兵征孫權。

建安二十一年(216)十一月，曹操率軍至他的家鄉譙縣；建安二十二年(217)正月，軍駐居巢(今安徽無為),二月，進屯江西郝溪，進攻拒守在濡須口的孫權， “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孫權派都尉徐詳麵見曹操請降。這時的孫權、曹操都開始注目劉備，因而表現得都很冷靜。孫權知其全力抗操實難獲得大益，而趕走關羽奪回荊州倒是現實的；曹操亦知目前仍不具備徹底擊潰孫權的條件，而劉備據有蜀漢，已成鼎足之勢，構成威脅，因而亦在考慮聯吳擊劉之計。孫權派人請降，正合曹操之意。所以很爽快地就答應了，報使修好，並且“誓重結婚”。魏吳修好，曹操即引軍而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孫權則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朱然、徐威等駐濡須口。此後，兩軍雖然遙相拒守，但除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孫權有過一次小的行動外，長時間基本上沒有發生大的戰鬥。

赤壁之戰後，曹操與孫權在合肥、濡須口等地至少有四五次的軍事接觸，雙方各有勝負，但都無大的進展。有時，曹操以四十萬之眾攻孫權，孫權亦以七萬或十萬之眾抵禦曹操，規模不能說不大，但終未形成大的戰鬥，到頭來曹操隻好發出“生子當如孫仲謀”的歎讚吧。

既然如此，那麽應當如何評價曹操對孫權的頻頻用兵呢?

首先，必須肯定曹操布防合肥，且以重要將領張遼、李典、樂進等拒守是非常正確的決策。其一，合肥地處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守，又扼孫權北取徐、揚之路；其二，合肥、居巢遙望建業，能夠對孫權構成威脅；其三，把孫權的主要兵力長期牽製於此，可保長江一線大部分地區的平安無事。魏吳接壤數千裏，而十數年間隻是在此一隅發生戰鬥，道理概在於此。這也是曹操決策的精當所在，時而發兵打一下，把孫權的兵力和注意力牽製住，以期達到讓孫權圍繞著自己的軍事意圖轉的目的。

其次，曹操數次東擊孫權，均屬耀兵性質，而無徹底打垮孫吳的企圖，所以雖然軍無大勝，卻起到了懾敵作用，使孫權不敢北向。史載，孫權曾想乘曹操西方用兵之機北取徐州，呂蒙立即指出：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州、冀州，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君臣躊躇再三，終不敢動。

再次，曹操對孫權用兵戰略上是可取的，但戰術上卻有得有失，頻頻失誤。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他依然不能正確地認識完全不同於北方的南方的天時地利，所以戰常失利。

總的來看，曹操赤壁之戰後對孫權多次用兵，雖無大勝，但絕非得不償失。這是他統籌謀敵的組成部分，對鞏固江東防線、西征張魯和討伐劉備、關羽等戰略戰術的確定，都有積極的作用。因此，應該肯定曹操的戰略決策的正確。這也是他軍事思想的成功體現，絕不可以其功少而如赤壁之戰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