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打通曆史看風景
這是一部解剖中國人治官場的百科全書式的著述，也是一部以大曆史觀觀照曆史細節、以人性化視角關照曆史人物的著述。其鮮明的個性和史觀，展現出了一幅幅新的曆史風景，令人耳目一新。看似調侃，實則沉重。寓嚴謹於詼諧，寓史觀於談笑。談笑背後，是深沉的思考……
曆史是可以打通的曆史書上漫不經心的一句話，可能就飽含著生命個體的許多歡樂和痛苦、鮮血和眼淚！一帶而過的一個官職變動，或許隱藏著精英人物在官場這個舞台上奮鬥和掙紮的無數秘密！
當我們穿越時空隧道來到某個時代的時候，一個個細節，似乎是跳動的符號，讓我們真切感觸到曆史人物彼時的人生體驗，理解許多曆史事件背後人性的力量所發揮的作用。
細節，往往被曆史著作所忽略。
但是，隻有透過細節，才能真正穿透曆史，還原真相，你才會突然發現，原來如此！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人類事務中永恒的和符合規律的因素就是人性。他還認為，人性從古至今幾乎沒有變化。我是很讚成這個觀點的，遺憾的是，在以往的曆史研究中，人性往往被大而化之的概念所掩蓋。曆史人物首先是人，是作為一個人一個特定曆史階段的生活，參與人類事務；而人性是共通的，所有人性中本質的東西，都可以用以觀察那些叱吒風雲、大名鼎鼎的曆史人物。
如此，曆史便和現實打通了，我們便可以和他們對話了。
當然，還有社會環境的因素。
我這裏所說的社會環境，可以理解為國家的政治體製、經濟形態、意識形態，特別是官場文化、社會風氣等。
國學大師錢穆說過，中國的現代國家體製，是從明朝開始的。所以，我們和明朝最容易打通。
打通曆史和現實，那些神秘莫測的曆史人物就不再神秘莫測，隻要我們觸摸到了細節，對他們就能像對我們自己身邊的朋友或者敵人一樣熟悉，可以毫不費力地揣摩出他們在某個場景下的心理，判斷出他們做出某個舉措的動機。
無論那些曆史人物有意識地掩蓋了多少內心的秘密，隻要我們找到路徑，就可以一覽無餘；無論那些人物過去曾經多麽權勢顯赫，令人生畏，隻要我們把他看作一個人，他就活生生地展現在我們的麵前。
當下的中國，無數人夢想著成功，因此，張居正這個人就成為許多人的偶像。
他們確實也選對了。
這或許與我們對曆史人物的評判不無關係。
堪稱成功人士的一個標本張居正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認為他是中國曆史上最成功的讀書人，也是中國官場中最遊刃有餘的政壇高手。這兩“最”紀錄，迄今為止恐怕還沒有人打破過。
張居正是在和平年代，從社會下層靠個人奮鬥攀上權力巔峰的。這個人沒有任何家庭背景，他自稱“家世貧賤”。貧就是不富，賤就是不貴，應該屬於社會下層，既不是“太子黨”“官二代”，也不是大款之家的“富二代”，是比較典型的下層子弟。不僅如此，少年時代的張居正因為家世貧賤，受到欺淩也隻能忍氣吞聲。他又生活在“太平盛世”，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那一招也用不上，隻能憑讀書、考試起家，進入人才濟濟、僧多粥少的官場。
一般來說，這樣既沒有背景又沒有錢的家庭出來的年輕人，在官場是沒有什麽優勢可言的。中國人都知道，在這個號稱文明的國度裏，“有人”，什麽事都好辦；“沒有人”，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啊！況且，在人治官場，明爭是犯規，暗鬥是常態，很考驗人也很折磨人！張居正初入官場時，中央高層爭鬥尤其激烈，史家甚至以“混鬥”描述之。一個個政壇大腕兒，不是很知趣地自己卷鋪蓋走人，就是被整倒，狼狽而去。唯獨年紀最小、最沒有家庭背景的張居正，成為唯一的不倒翁！他縱橫捭闔、左右逢源，基本上沒有遇到過什麽挫折，更沒有挨過整，可謂仕途順遂，高歌猛進，年紀輕輕就進入最高權力中樞，四十多歲就成為堂堂中央大國的最高實權人物、中華帝國的掌舵人！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他牢牢控製著龐大帝國的最高權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而且，這個讀書人出身的國家最高實權人物做到了連絕大多數皇帝也做不到的個人獨裁！這是空前絕後的。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正常的治國架構是“皇家與士大夫共天下”，就是皇帝和讀書人出身的官僚共同治理國家。到了張居正這裏，就是他一個人治天下了，順帶把皇帝也給治得服服帖帖！至於那些讀書人出身的高級官員，要麽乖乖當他的馬仔，要麽灰溜溜地滾蛋！無論是超一流的政治家還是文壇領袖，無論是多嘴的言官還是強悍的將帥，無論是政敵還是師友，張居正都玩於股掌之上，收放自如。無論是體製內還是體製外，無論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還是無名小卒，無論是親信還是遊離分子，無論是善意還是居心叵測，隻要惹張居正不高興，必遭無情打擊，絲毫沒有餘地。而這一切，又都在不動聲色間進行，表麵上他沒有任何責任。就連被他整倒的一流政治家，終生都以“生死之交”的麵目和他保持著“友誼”！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張居正絕對是超一流的權術高手，揆諸曆史，能夠與之比肩的，絕對找不出第二人。他諳熟官場牌理，又不按牌理出牌；他既把韜光養晦之術玩得爐火純青，城府深不可測，又懂得把握時機，該出手時就出手；他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毫不猶豫地挑戰道德底線，又巧妙地進行掩飾，表麵上儼然是遵紀守法、重情重義的楷模！
可以說，在獲得和行使權力上，製度、體製上所有的有利條件，張居正都能發揮到極致；所有不利條件，張居正都能巧妙地轉化為有利條件，為己所用。
所以，按照傳統史觀、英雄史觀，張居正確實不愧為曆史上最成功的讀書人！作為一個讀書人，張居正無疑是成功的！
張居正的成功，秘密隻有一個，那就是高超的權術！
真麵目被掩蓋在曆史的迷霧中正因為張居正的權術實在是太高超了，所以這個人的真麵目，一直被掩蓋在曆史的迷霧中。
老實說，一般國人心目中的曆史，是真是假，恐怕應該打個問號！特別是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是不是符合曆史的本來麵目，還真是個疑問。
張居正這個人，就是一個例子。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張居正的形象比較差，基本上是一個反麵人物，尤其是他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評價不高。說他“殘害忠良，荼毒海內”；稍微緩和一點的，說張居正不能稱“純臣”。《明史》本傳上說他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製言路，倚信佞幸，用幹部基本出於個人愛憎，花錢買官的事情屢見不鮮；對於賢能的人，就仿佛擲沙遺塵，眼都不眨一下，而對那些吹吹拍拍的奸佞小人卻如同嗜醴悅膻從不厭煩。更有甚者，說張居正乃奸人之雄，忘生背死之徒，包藏禍心，傾危同列，狗彘不食其餘！他的“同學”王世貞私下說他很佩服張居正的功業，但是不敢說出口，不過他對張居正的人品也不欣賞，說此人“天資刻薄，以智術馭下”。清人所作《明書》將張居正和嚴嵩並列為奸臣。
不過近代以來，張居正的形象逐步改觀。梁啟超就稱讚他是明朝唯一的政治家。當然國學大師、史學家錢穆不認同，他認為張居正是奸相。20世紀60年代，有史家開始把他的某些施政稱為“改革”。80年代，改革家的桂冠正式戴在了張居正的頭上，索性還加上“偉大”的修飾詞，頌揚他的文字不少。
應當承認，史觀不同、角度不同甚至目的不同，評價一個曆史階段、曆史人物，難免會有分歧。
有分歧沒有關係，讀者自可從不同側麵全麵了解曆史，或許更容易獲取真相。遺憾的是，國人對曆史人物的評價，總喜歡貼上好人、壞人的標簽，往往先入為主，一旦與他已接受的形象有別，就怒不可遏！
把曆史人物作為人來看待，從人性化的視角去觀察、分析曆史人物，應該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從這個角度說，我不同意評價曆史人物可以不管他的個人道德操守，看他的貢獻就可以了。這是很危險的！領導人的道德操守，對國家、社會精神、道德倫理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而正如湯因比所說，精神上、倫理道德上的進步，才是真正的進步。僅僅以賺錢多少來衡量一個人的貢獻，是很成問題的。況且，或許正是曆史人物道德操守的作用，導致曆史發生了轉彎！陰謀詭計戰勝了正大光明，施展陰謀詭計的人在其他方麵或許有曆史貢獻，但倘若是正大光明者沒有被前者取代，他的曆史貢獻會不會更大？
所以，我認為評價曆史人物應該有兩個基本的標準，具體到張居正，如果作為一個人，應該從是不是寬容、誠信、公正這些方麵來考量；作為一個國家的掌舵人，即對國家、對人民負有重大曆史責任的政治人物，他是不是有作為，他的作為，客觀上是不是順應了曆史潮流，推動了國家和社會的進步。
這就有必要看看當時的時代潮流了。
站在轉型的門檻邊張居正生活的時代，是大明帝國的中後期。從大曆史的角度看，此一曆史階段，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和深思：
第一，這個時代被西方史家稱為曆史的分界線。正是在15世紀，以文化啟蒙和航海貿易為標誌，西方開啟了現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國來看，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態，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這個時代那樣，走到了轉型的門檻邊。用明史專家方誌遠先生的話說，在中國古代社會，萬曆時代是距離近代之門最近的一個時代。
作為中國最後一個由漢族統治的大一統帝國，明朝到了嘉靖、隆慶、萬曆時期，已經與開國時代大異其趣了。概括說，這個時代主要特征是：其一，建國後確立的國家各項製度已經損耗殆盡，公開的製度文本和實際運作南轅北轍，所謂的潛規則大行其道。其二，政治寬容度與建國初期相比已大為寬鬆，官場和社會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史家甚至用“自由奔放的時代”評價之。其三，經濟發展，工商繁榮，積聚財富成為可以炫耀之事，社會呈現多元化態勢。其四，文化向多元化發展，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孔孟主義、程朱思想及其與時俱進發展而來的陽明理論，雖未公開拋棄，卻也大受質疑，新思潮則大為流行。其五，國家已陷入體製性腐敗怪圈，弄虛作假成風，賄賂公行，“事雖細微，非賄不成”。官員們爭相以斂財為能事，從號召節儉的國家最高實權人物，到大小機關各色有權有勢的人物，爭相追逐享樂，官場上彌漫著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風。其六，“富益富，貧益貧”，貧富分化嚴重，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掩蓋著無數的社會矛盾。
用流行的說法，一方麵官場腐敗，貧富分化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另一方麵，經濟方麵出現了商品經濟活躍的局麵；政治方麵自由度相對寬鬆，文化出現多元化態勢。
因此，方誌遠先生概括說這是一個自由奔放的時代；另一位專家毛佩琦先生則進行了如下描述：明朝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這句話的含意是，明朝政權包括強力控製和思想控製在解體，而明朝的社會包括經濟和文化卻在發展進步。換句話說，明政權的舊製度，已經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相脫節，舊政權舊思想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要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應保護甚至強化舊製度，而是要打破舊製度。
怎麽打破？我看未必就是革命，甚至未必要通過自覺的行動。
專家研究說，從西歐現代化的經驗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啟蒙，兩輪驅動，從而推動著這些國家邁過了轉型門檻。
中國呢？從當時的情況看，差不多也具備了這些條件。
如果當時的國家掌舵人具有寬廣的胸懷和強烈的曆史責任感，即使為青史留名的個人政績觀計，能夠多些理性、寬容，鼓勵工商業，拓展對外貿易，是不是就順應了曆史潮流？是不是就可能打破奄奄一息的舊製度？中國會不會找到新出路呢？
曆史不能假設，但是不等於說，不能通過邏輯推理得出可能的結果。
與時代潮流強力逆行當然，研究、閱讀曆史，不能做事後諸葛亮，苛求前人，以現在的眼光，指責他們沒有認識到時代潮流。事實上在曆史即將進入拐點的時候，當時的精英階層，幾乎沒有人覺察到自己正處於時代的變局中、轉型的門檻前。曆史的軌跡並不是按事先設計按部就班前進的，翻閱曆史，你不能不浩歎影響曆史進程的，往往是轉瞬即逝的偶然性。
當轉型的大門搖搖在望時，也曾經閃現過一縷曙光：高拱，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應該具備了順勢而行的膽識和擔當。
我不是說高拱已經覺醒，把握到了曆史的潮流，但是他的主張和舉措，不經意順應了這個潮流，即使是隨波逐流，說不定也會把航船駛向新的航道！
高拱在意識形態上公開反對孔孟主義、程朱思想及其發展了的儒家意識形態——陽明理論；政治上主張公開性；經濟上主張發展工商業，反對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主張對外貿易。
就舉一個例子。
比如，高拱極力主張造船隻、開海運。
須知，多數研究曆史的中外專家公認：正是同時代西方航海活動，拉開了現代曆史的大幕，促使西歐國家向現代化轉型。而專家考證說，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造船業的發達程度、國民在這方麵的積極性都在西歐國家之上，唯一不同的是執政者的政策。
巧合的是，高拱當國後，啟動了海運和造船業。按照韋慶遠先生的說法，“當時，開海通洋以貿易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如果（像高拱所主張和推行的那樣）允許大批船隊定期從海上來往南北，客觀上必然大有助於東南各省對海外貿易線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於國內沿海的物質交流，也極有可能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但是，高拱被張居正推翻了。
不僅如此，被認為開啟近代之門的兩個標誌：文化啟蒙和航海都被張居正斷然飭禁！海運，停止！船廠，停工！講學，禁止！書院，拆毀！持不同政見者，殺！
也就是說，張居正以他的鐵腕和強力，把偏離傳統燈塔指引的航船，吃力地拉回了舊航道！
張居正這樣做，固然有他個人意氣用事、維護個人權力的私利在作祟，但主要是基於他的格局、胸懷、識見和執政理念，他要維護穩定，要恢複祖製！就是說，他自認為是為國家大局計的，是老成謀國的，是對政權負責的！
結果，在距離近代之門最近的一個時代，最終卻引導著中國與近代之路背道而馳。
發展就是這樣被政治強人給延誤的。
從這個背景來看，張居正可能有誤國的責任，至少，他沒有順應曆史潮流，而是奮不顧身地強力把航船劃向了傳統的泥沼。
用毛佩奇先生的話說，張居正對舊製度修修補補，使其加固，如同給垂死的舊製度服了一劑強心劑，延長了它的壽命。但是，加強專製、鞏固舊製度，是與當時迅猛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馳的。
當然，不能苛求張居正沒有意識到曆史潮流的流向，也不能說他的所作所為主觀上就是非要逆曆史潮流而動！何況，在他的識見範圍內製定政策、推行政務，也算得上鞠躬盡瘁、盡職盡責了！他的那些貢獻，從傳統的舊史觀來看，有些也值得肯定，甚至大書特書的。
但是，曆史學家必須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是他，而是被他推翻的前政府執政，他的貢獻還是貢獻嗎？
是強者又是悲劇人物從大曆史的角度重新審視張居正和他的所作所為，就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張居正並不是什麽改革家，他竭盡全力、鞠躬盡瘁，是為了把耗損殆盡的舊製度激活，對此，同時代的人都是認可的；他甚至也不能被稱為政治家，因為他不具有政治家的胸懷和格局，而這一點，恰恰是他為同時代的人所詬病的。
但是，張居正確實是政治強人、治國幹才，他能夠以威權推動鏽跡斑斑的國家機器在傳統的軌道上運轉起來，在舊製度的張力範圍內取得短暫的輝煌。
張居正仿佛手持柴油機的搖把，拚命搖動著鏽跡斑斑的機器，試圖使之加速運轉。加速、再加速，結果，當他用盡最後一口氣時，手一鬆，隨即就是一個反彈，把他狠狠地打倒在地上。
張居正身後受到清算，不是像有些史家說的那樣，是對他的所謂改革的反攻倒算。實際上張居正試圖重回建國初期、激活舊製度的努力，實現偉大複興的夢想，差不多是同時代人的共同願景。而所謂的複興，即使做到了也隻能是短暫的。假使是張居正的兒子繼任，也不可能持續下去。不妨把他和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比較一下。如果說，反對王安石的人主要是基於政見分歧的話，那麽，反對張居正者，則主要是基於他的統治手腕。大家之所以對張居正充滿厭惡，是因為在已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張居正卻毫不寬容，膽大妄為卻又不允許別人說話。別人不敢說話，他就更加恣意驕橫，越來越失去人心。作為CEO，他卻剝奪老板的權力並對其嚴厲鉗製；父親死了，他能夠不奔喪（注意，是不回家奔喪）；兒子考試，他可以做手腳（注意，是獲得狀元、榜眼的名分）。這都是觸到製度和道德底線的重大的、原則性問題，張居正卻敢做，而且誰敢反對，就嚴酷鎮壓！
人，要有所敬畏；掌權的人，要知所進退，不能一味地追逐權力、迷信權力、崇拜權力，一旦權力在手就“渾不吝”！那怎麽行呢？作為領導人，口是心非、剛愎自用、一意孤行、驕橫恣意，這固然可以圖痛快於一時，但最終是立不住的！這就是張居正身後遭到清算給我們的教訓！
實際上，張居正同時代的人物，用今天的眼光看，無一不是悲劇人物，他的老師徐階、朋友高拱、同學王世貞，包括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萬曆皇帝。
製度出了問題，非人力所能及了！
但是，也不能大而化之。古希臘先哲亞裏士多德，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悲劇人物“過失說”。意思是說，悲劇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劇，固然有許多原因，但還是其自身性格和行為上的某些過失造成的，他自身犯了大錯誤，才導致其陷入逆境。
這也是我所要極力探究的。
是的，重新審視張居正和他的時代，不僅探究張居正成功的奧秘，也要探究他性格、行為上的缺陷如何導致悲劇的發生。
筆者業餘時間寫下這本書，試圖以鮮明的個性、大曆史的宏觀視角、人性化的公平正義的史觀，穿過時空隧道，將讀者諸君帶進一個新的曆史風景中。在這裏，你將感悟到小人物身上散發出的人性光輝，也將為大人物身上所表現出的人性缺陷而歎息。就讓我們一道，沿著大曆史的脈絡，梳理細節，觸及人性深處，洞悉隱藏在一個個或驚心動魄或司空見慣的故事背後的重重玄機，重溫那個遙遠而貼近的時代裏有抱負的男人們的光榮和夢想、成功與失敗、屈辱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