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八十五歲高齡時，海倫·凱勒小姐孑然一身。這孑然一身意味著她著名的“老師”安·沙利文·梅西和她的幾乎是同樣著名的後來的助手波利·湯姆森小姐先後去世，留下她孤身一人。許多人很難想象，沒有這兩個女人中的一個—也許還有隨後來的第三個人，又聾又盲的海倫·凱勒怎樣能夠生存下來。

作為肉體存在的海倫·凱勒，在近年中失去了某些活力。衰老的過程給她的精力造成的損害，和給我們大家造成的損害是一樣的。然而，她的意誌力，她的精神力量以及她對別人的鼓舞力，仍舊充滿著勃勃生機地存在著—也許會在她也必然離開這個世界以後長期存在下去。為什麽？也許是因為她對我們大家來說是一個象征，證明任何人不論出生或運氣如何，都是一個特定的人物。作為一個小孩、一個女人、一個有嚴重生理缺陷的人—她使人們神往，盡管他們和她不一樣，卻都情不自禁地產生了對她的認同感。

凱勒小姐肯定不是孤獨的。毫不誇張地說，她每年得到成千上萬的信件、詩歌、獎勵、表彰—一條永不停息地流動著讚揚和愛的小河。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不是孤獨的。她住在位於康涅狄格州西港城的，她稱之為阿爾康山脊的舒適的家裏，她從1936年開始和湯姆森小姐一起在那裏工作，直到後者1960年去世為止。她家裏的工作人員和臨時護士—出於年老多病的需要—都能夠通過將手語字母拚寫在手心的方法，或者用她本人幫助發展起來並加以示範的所謂的震動法和她交流。她很多的時間都是在休息，在過去兩三年裏放棄了大部分的寫作和所有的公開演講。她仍舊讀很多書，特別喜歡重讀年輕時喜愛的作品的盲文版。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情況下，她賞花，和寵物狗玩耍，和密友或家人聊天。過去她款待過許多客人，從農夫到王侯，現在為了避免勞累，她不得不放棄這一樂趣。

凱勒小姐是在幾乎不曾停歇的寫作後停筆的。即使在她完成在拉德克裏夫學院本科的學習之前，年紀輕輕的她，在生命的大部分歲月尚未度過的時候就已經寫出了自傳。本書是這部先在《女性家庭雜誌》連載，後來於1902年出版成書的自傳的新版。

在自傳出版後三十多年的時間裏，安·沙利文在私人和職業生活中一直協助海倫·凱勒。凱勒小姐那時經常說，在嚴重的身體殘疾麵前，她在生活中可能取得的不論什麽成就其實是屬於她的“老師”的，後來她也不斷重複過這樣的話。

在今天有許多誌願者和政府機構從事大量的公共教育工作，我們中大多數人意識到，身體或精神上處於不利地位的美國人的數目之大是驚人的。所有的社會學和人口學的研究都證實了其實可能是很明顯的事情—身體的殘疾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經濟上的貧困。然而即使在這方麵進行了教育，我們中還是很少有人在情理上懂得世界上還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其他的海倫·凱勒們—意思是有些人不僅是全盲或隻有部分視力，而且還全聾或聽覺很差。

沒有人知道在凱勒小姐失去視力和聽力的時代，還有多少這樣的盲聾人。今天，估計至少有四百個學齡兒童—其中隻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在受教育—和大約五千個成年人處於盲聾狀態。對他們的特殊問題已經積累了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識，盡管問題很嚴重，需要擴大對他們的特殊援助，但是比起19世紀來，盲聾人的生活還是相對正常的。安·沙利文的學生將她個人取得的成就歸功於老師—但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沙利文小姐為今天對盲聾兒童或成人的關注和特殊服務的發展起了鋪平道路的作用。

1914年的時候，她們兩個人的家中加入了一個新成員—波利·湯姆森，一個年輕的蘇格蘭女子。波利接受過的訓練使她能夠在安·沙利文·梅西—在此期間她結了婚—於1936年去世後接過作為凱勒小姐的伴侶和助手的任務。那種訓練極其廣泛，深刻嚴格—特別是當這個助手必須在精力和決心上能夠和像海倫·凱勒這樣的一個人匹敵的時候。

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形容自己畢生的工作主要是為了擴展對殘疾人，特別是盲人或盲聾人的理解和服務。然而我本人要提出的是，她的名聲主要基於她在其他人們普遍關心的領域中的活動。她和安·沙利文早年時在全國小城鎮進行的雜耍式的巡回遊說—她們甚至真的做過一陣子巡回雜耍演出—可能是為了向好奇的人顯示出一個盲聾的“啞巴”能夠思考和說話，而且所思考和所說的、關心的話題是相當尖銳和有挑釁性的。她參加了為婦女爭取選舉權的鬥爭，她的熱情和信念隻有很少的人能夠比得上。她因參加反戰運動而成為許多人的攻擊對象—卷入了一場大爭論，因此可能觸發了後來認為她過於“左傾”的惡毒無稽的指控。好像這一切還不夠似的，她還奮力從事消滅性病的鬥爭，很可能是在男女都有的場合或在公開講演中首先說出“梅毒”之類字眼的人之一。

毫無疑問，巡回遊說確實包括了提倡盲人教育和康複及培訓項目的努力。幾十個城市的頭麵人物聽取了她的關於設立或擴大地方誌願組織的援助的請求，州議會議員開會聽她有關建立公共支持下的服務的論述。這一切都是作為社會改革運動中的個人鬥士在進行的，對她的鼓舞做出呼應成了十分緊迫的事情。

一個全國性的誌願機構、當時和今天人們稱作美國盲人基金會的組織在1921年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務是收集這個領域裏的知識，傳播給尋求為盲人居民提供先進的社區服務的人。基金會建立以後不久，凱勒小姐成了這個團體中為數不多的創始領導人小組的一員，此後一直協助發展基金會本身的技術和財務力量。

不管需要什麽樣的過程來承認某些人是“世界公民”，顯然海倫·凱勒是符合標準的。她訪問並研究過的美國以外的國家，可能和別的任何一個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個人一樣多。她掌握幾國語言，學習語言的能力僅僅是部分原因—它實際上反映了她對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文化和民族傳統的本能和深刻的尊重。

在她的特殊關懷領域—失明—中，凱勒小姐早在1915年就正式確立了自己在國際上所做的努力：協助在巴黎建立了一個那時叫作美國盲文出版社的服務性機構，該機構後來並入紐約，成為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是美國盲人基金會的姐妹組織。

海倫·凱勒—有著非凡的豐富經驗的演員和在公眾場合多次出現的老手—於1961年4月最後一次在重要的公眾場合出現。國際獅子會俱樂部在華盛頓召開大規模的地區會議，她被邀請參加接受年度人道主義者獎。順便提一下，凱勒小姐是這個純男性組織唯一的榮譽女會員。她按照自己在這種情況下的習慣做法接受了這一邀請，目的是再一次得到為了殘疾人的利益而對一群重要的人物講話的機會。

已故總統約翰·F.肯尼迪—他本人對人類福祉做出了巨大貢獻—邀請凱勒小姐到白宮拜訪他。從記者的筆下看，這次接見是肯尼迪在當年早些時候就職以來最輕鬆愉快的會見之一。正式的會見很快變成了私人聊天，從這個事實可以明顯地看出兩位傑出人物毫不費勁地建立起了融洽的關係。凱勒小姐用自己的聲音足夠清楚地說話，總統能夠容易地聽懂她的話，她對第一夫人和肯尼迪的子女的安好表現出了典型的女性的好奇。總統使自己很快適應了需要通過凱勒小姐同伴的手語字母的傳達來和她交流的狀態，他說他們都很好，他很遺憾他們那天不在華盛頓，不能和她見麵。

不管是不是能夠引用總統在這樣隨便的閑談中說的話，至少報紙歡天喜地地報道了凱勒小姐的下一句話：她請總統把她的吻帶給他的女兒卡羅林。總統絲毫沒有失去作為個人和總統的泰然神情，向她熱情地保證他會這樣做的。

就在要乘汽車從旅館出發到白宮去之前，一個記者問她見過幾個總統。可能隻有海倫·凱勒才會說出的回答逗得房間裏的一小群人大為開懷。“我沒有數過”。當記者用另外的方式追問，問她記得認識的第一個總統是哪一位時，她想了一下回答說，“格羅夫·克利夫蘭”，在場的年紀稍輕的人不免有點肅然起敬。

肯尼迪總統是否把那時八十一歲的海倫·凱勒的吻帶給了三歲的卡羅林，這件事從未報道過，但是我們可以懷著一定的信心估計他這樣做了。

羅伯特·巴尼特

美國盲人基金會執行董事

謹將此書獻給

亞曆山大·格雷厄姆·貝爾

是他教會了聾者說話

並使有聽力的耳朵

能夠聽到從大西洋到落基山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