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高台城被圍困
一天中午，賀誌堅找池窯戶請假，說家裏父親捎話來,家裏出了事讓他趕快回家，問出了啥事？捎話人沒有說。賀誌堅嘀咕思量著，出了啥事呢？一時又猜不出來，就找池老板請假。池窯戶說：“剛來沒幾天，唉，有事就去吧。”賀誌勇聽到堂哥家裏有事，也一起回去了。
再說紅軍打下高台、撫彝城後，平靜的日子過了十幾天，有消息傳來，說國民黨馬家隊和紅軍在高台、撫彝地區打起來了，這次大決戰似的打得很厲害，馬步芳把飛機、大炮都用上了。紅軍自元月1日占領高台和撫彝城後，馬步芳看到自己兵力不足，沒有取勝的把握，就趕快從自己控製的青海調兵，除了正規軍、還調來了大量民團參戰，馬步青部、韓起功部都參戰了。大野口峽穀內的煤窯、煤礦雖然地處山區，但每天進進出出的人、買煤的驢拉車、馬拉車也不少，山外有啥新聞不到一兩天時間山內就都傳遍了。
武威、張掖、酒泉地處河西走廊中部，這三個城市都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城市，距離南麵的青海省有蜿蜒逶迤的祁連山阻隔》，“祁連”是古代匈奴民族的語言，本意是“天”。能稱為“天”的山足見其雄偉、險峻和高聳。但張掖一帶過祁連山有一個叫“扁都口”的峽穀，古代把這一條峽穀叫做“大鬥拔穀”。這是東西幾百裏長的河西走廊進入青海的唯一通道，古代把這條道路叫做絲綢之路的羌中道或叫甘青道，隋朝的隋煬帝西巡張掖,走的也是這條道。從這條道上調兵，走的真是捷徑，兩三天時間，就從青海到臨高地區了。
這時期紅軍駐紮在倪家營子、沙河堡、撫彝縣城、高台縣城，擺成了一條一字長蛇陣，馬家隊一看這陣勢，高台城地處西北末梢相對孤立一些，駐守的紅五軍人數少，駐軍少，就集中兵力攻打高台城。裏三層，外三層的把高台城包圍的水泄不通。先是飛機大炮轟炸，然後再是步兵衝鋒攻城，一次兩次不行，就反反複複的每天攻。打了幾天了，目前還是沒有攻下來，目前兩家打成了膠著狀態。
晚上，窯工們又圍在煤油燈下，有的坐著，有的躺著。閑聊著，議論著，交換著看法。這些人雖沒有多高的文化，但能出來做工，也算是走南創北的，和村內種地的多數人比起來，已算是高水平的農村人了。大家聊著聊著,話題又轉到紅軍身上來了。
“嗯，馬步芳厲害！飛機大炮都用上了，這在我們這兒打戰還是第一次聽說啊。”劉蛋兒說。
“是啊！馬家隊是哪來的飛機呢？”袁家寶問。
“肯定是馬步芳找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援助的唄。”劉蛋兒說。
“哎，還說西安事變打成一致協定，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協議都簽了二十多天了吧，戰還打得這樣凶，那協議起了個啥作用嗎？”
孟學儒臉前晃動著煙袋，吸了幾口，接著議論說。“聽說馬步芳這次下了大本，調過去參戰的部隊和民團有十多萬人哩，從青海調來的部隊延延續續的從我們家門口走了十多天。紅軍隻有兩萬多人，守衛高台的部隊就更少，哎，再聽聽馬家隊又有飛機、大炮的狂轟亂炸，我分析紅軍的這邊懸著哩。”
“啥意思？紅軍要敗？”吳有糧看著孟學儒，疑惑的問。
“烏鴉嘴，少說不吉利的話！”袁家寶瞪了吳有糧一眼，訓斥說。
池窯戶是老板，單獨住在離窯工窩棚不遠處的一間土坯平房裏，平房內白天要記賬，算賬，要給窯工考勤，要銷售煤炭，要負責處理煤窯上日常事務，算是辦公室了。晚上沒啥要做的，閑得無聊時，也會跑到窯工的窩棚裏逛一逛，今天他揭開門簾,推門進來時剛好聽到窯工們正在議論紅軍。
“池老板，過來坐。”
“請坐！”
“坐爐子旁邊吧！暖和一些。”窯工們紛紛打招呼，有人讓開了一條凳子，讓池老板坐下。
“聊啥哩？”池窯戶問大家。
“我們正聊紅軍和國民黨馬家隊在高台、撫彝打戰的事哩”。劉蛋兒說。
“池老板，你見多識廣哩，給我們分析分析兩邊的對戰態勢啊。”袁家寶說。
“啊！你們都分析的對，我剛才進門時就聽到了。”池窯戶接著又說。“我也是聽別人說,馬家隊把高台城包圍了,一波一波的在輪番進攻呢。大約是本月12號開始進攻的，今天已經5天了，城池還是沒有攻破，戰打得很激烈，雙方傷亡都很大。”
“那，哪邊要占優勢呢？”有窯工問。
“馬家隊十多萬人哩，又是在個人的地盤上，彈藥糧食供養豐富。紅軍才兩萬多人，駐守高台的人數就更少，供養不足，畢竟是從外邊來的，還沒有站穩腳跟呢，每天的傷亡減員又難於補充，紅軍盡管做了動員，但加入紅軍的人還是很少，他們來這兒才十多天，這人心的變化是要有個過程的。”池窯戶說。
“能打就打,打不贏就走啊!咋讓人家調去了好多人，把高台城包圍起來了呢？紅軍在高台城一呆又是半個月的。”袁家寶問？
“我聽說啊，再就是通過看報紙知道，西安事變後期，國共雙方簽署了停戰協定，張學良陪同、護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到南京後張學良就被蔣介石扣押了。駐守在高台、撫彝一帶的紅軍，是他們的上峰不讓他們走。占據甘肅、青海的馬步芳，占據寧夏的馬鴻逵是西北最大的兩股軍閥勢力，他們對西安事變持反對態度，西路軍在山丹呆了一個月，在高台呆了半個月，就是為了牽製西北的‘二馬’這兩股大的軍閥勢力，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池窯戶說。
“哦，原來是這樣啊！”劉蛋兒說。
“那，張學良放回來了沒有啊？”袁家寶問。
“沒有，不過國民黨對紅軍的圍剿在陝西、甘肅隴東一帶的大部分地區已經停下了，西安事變的談判算是有效果，隻有我們這一帶，馬家隊還在圍剿紅軍，戰是越打越激烈了。”池窯戶說。
大家聽著，聽著，沉默了，心中暗暗地為紅軍的處境擔憂。池窯戶把聽到的接著說給大家：
“高台在河西走廊中部，有“河西鎖鑰、五郡咽喉”之稱。高台往西是酒泉，酒泉往西，便是新疆。所以這兩座城池對西路軍來說，無論是進軍新疆還是‘建立甘涼根據地’，都必須占領。紅五軍占據高台後，部隊逮捕了地主惡霸王天佑、盧懷植等，召開群眾鬥爭大會，並且公開槍決，這在當地產生了很大影響，人們奔走相告，一些青年積極參軍，紅五軍在高台縣成立蘇維埃政府，同時成立抗日義勇軍甘肅省第五路軍，那些天紅五軍士氣高漲。
1月初，馬元海集騎、步、炮兵及民團2萬餘人，對高台和臨澤實施分割包圍，並集中兵力進攻高台城。此時紅五軍兵力不足三千。
1937年1月12日，敵軍以超過紅五軍7倍的兵力，向高台發動了進攻。高台城池不大，也不甚堅固，難以堅守。董振堂準備趁敵人立足未穩，組織小分隊實施突圍，免遭全軍被圍。同時，暗中打通了高台城通往城外的地道，隨時都可突圍。但在緊急關頭，董振堂接到駐紮在臨澤的五軍政委黃超派人送來的總部急信，要求五軍配合西路軍總部的行動，堅守高台，以策應兄弟部隊的戰鬥行動。董振堂身經百戰，諳熟戰略，攻守皆能。而此刻，董振堂持信在手，唯有仰天長歎。隨後，董振堂即刻召開幹部會議，傳達指示，號召全軍將士：人在城在，誓與高台共存亡。”
“哦，是董軍長看到兩邊實力懸殊，有危險，準備帶隊撤出高台，可是上級讓他堅守，不讓他們撤出，他也就隻好服從了命令。是吧？”劉蛋兒問。
“嗯，是這樣的。”池窯戶說。
“那就再等一下，聽結果吧。”孟學儒說。
“不說紅軍了，孟大佬，你念一陣甘州寶卷讓我們大家聽吧，大家說行嗎？”袁家寶想轉換一下話題，調節一下氣氛。
“行，好！”大家都讚同。
孟學儒從枕頭下拿出《薛仁貴征東寶卷》來，接著前麵念過的部分念起來。
薛仁貴打獵遇元帥，唐天子遊玩鳳凰山
蓋先模，把敬德，親自押送；往三江，月虎城，前去獻功。
敬德在，囚車裏，憂愁納悶；再一走，到江都，有命難存。
有番兵，整三千，前後跟定；蓋先模，在後邊，跟的甚緊。
不覺得，又過了，一座高山；走山嶺，過平地，快走如風。
……
夜深了，窯工們聽了兩章寶卷後，都有些困乏，準備上床睡覺。池窯戶也回到了自己的房子內，他還沒有睡意，他還在琢磨共產黨紅軍這些人和事。紅軍已到我們這兒來了，這是個大事情，紅軍如果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一定會和當地的軍閥、地主等惡勢力集團發生衝突和流血鬥爭的，高台城被圍困就是兩大勢力集團鬥爭的例子。紅軍的政治主張如果成功了，實現了，那麽當今社會一定會發生大的變革，將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哩。他翻了翻放在桌子上的書籍和報紙。這些都是他兒子池登雲的東西，他想找一些介紹共產黨的書籍資料看一看，斷斷續續的翻到了不少，其中介紹李大釗其人其事的居多，這些資料他以前就看到過，不過當時不太在意，認識也比較模糊。現在再看一遍後，他對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先驅有了較為全麵的了解。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省樂亭人。少年時代在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後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留學，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1914年組織神州學會，進行反袁活動。次年為反對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留日學生總會名義發出《警告全國父老》通電，號召國人以“破釜沉舟之決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中國，在北京任《晨鍾報》《甲寅日刊》編輯，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後任經濟、曆史等係教授，參與編輯《新青年》，並和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推動共產主義。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舉行演講大會。李大釗作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說。李大釗的演說是根據協約國戰勝同盟國是“公理戰勝強權”的觀點而發。李大釗認為，取得這次戰爭勝利的不是協約國的武力，而是人類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資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勝利是“庶民的勝利”。這篇演說發表在1919年1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上，同期還發表了李大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的觀點，熱烈讚揚俄國十月革命，預言：“人道的警鍾響了！自由的曙光出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和陳獨秀醞釀組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秋，他又領導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與在上海的陳獨秀遙相呼應，積極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負責黨在北方的全麵工作。在黨的三大和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22年，李大釗根據共產國際指示，赴上海會見孫中山。1924年，參與“國共合作”，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委。李大釗曾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說：“本人原為蘇聯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李大釗與趙世炎等人在北京組織5萬餘人的示威。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遂逃入東交民巷俄國兵營。1926年3月，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北京人民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鬥爭。
1927年4月6日，奉係軍閥張作霖派軍警突襲搜查蘇聯大使館，李大釗等80餘人在蘇聯大使館被捕，在獄中，他備受酷刑，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著有《獄中自述》。由於李大釗是北京大學教授，各方都有人試圖營救，張作霖麵臨很大壓力。此時蔣介石發來密電，建議“速行處決，以免後患。”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共產黨員和革命者被以“和蘇俄裏通外國”為罪名絞刑處決，時年38歲。
池窯戶覺得李大釗這些人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們不是為自己，為的是國家複興和人民幸福。他們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為他的信仰，為了全人類的解放而犧牲，確實是一群可敬可愛得人。他想起李大釗作的一首詩來：
壯別天涯未許愁，
盡將離恨付東流。
何當痛飲黃龍府，
高築神州風雨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