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國地主不好當北方篇

第一千二二一章 古牒出鋒

五、民國地主不好當(北方篇)

之前閑扯了這麽多有些跑題的話,主要是為了戳破某些民國崇拜者,簡稱“國粉”的真麵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國範兒”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誕。否則,不管我怎樣描繪民國時代的日常生活,都總是會有人提出這些“曆史發明家”的“新觀點”,“證明”我寫的都是一派胡言,並且指責我是在為共黨粉飾曆史。

下麵言歸正傳,如果要穿越到民國時代,你會穿越到民國時代的什麽地方?

——民國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從沿海到內陸,在全中國的不同地域之間,社會麵貌差異極大。

當上海灘的十裏洋場,已經亮起了絢麗多彩的霓虹燈光之際;西藏拉薩的農奴莊園,還處於中世紀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國人曾經把一輛小汽車拆卸開來,用馱馬背著,翻山越嶺、千辛萬苦地運到拉薩。結果在拉薩把汽車拚裝起來之後一看,發現這裏首先沒有司機,其次沒有汽油,最後沒有汽車能跑的路……

鑒於上述種種天壤之別般的差異,所以我們在具體描述民國生活的時候,隻能選擇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地區作為樣本,從而以小見大,映射出整個民國年代的社會風貌。

必須要明確一點,那些穿越到民國的現代人,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除了少數想要搞紅色革命的人之外,應該都不會願意去當中下貧農或者拉黃包車的。而想要在民國時代過得比較體麵,那麽在鄉下似乎就得當地主老財,在城裏則要當小資闊少,或者索性直接當官走仕途……

在這裏,我們首先來討論一下民國時代地主們的生活。

在老一輩的很多人心中,最為經典的民國地主形象,恐怕莫過於《白毛女》當中的那位黃世仁了——他們通過巧奪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並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殘酷剝削農民,不勞而獲,侵吞著農民創造的財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

與現代那些經營大農場的農業資本家不同,那些傳統的中國地主們,似乎根本不用關心選育良種、租用農業機械、采購化肥和農藥,也不用關心如何興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給農民自己打理。

平時,這些地主們坐在家裏隻管享樂,有事情還可以征發佃農無償服役。到了秋收的時候,就讓管家帶著一幫狗腿子到田間去挨家挨戶地收租。萬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則逼迫農民賣兒賣女來抵債,或者發一點善心,酌情允許他們減一點租子,基本上跟現代公司裏那些等著分紅的大股東差不多。

如此說來,地主的生活應該是十分輕鬆悠閑的囉?

……這個……怎麽說呢?像這樣悠閑寬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裏倒是還有可能出現。可是到了兵荒馬亂的民國年代……呃……隻能說正應了那句老話:“地主家也沒有餘糧哇!”

總之,民國時代的地主,並不怎麽好當。

首先,民國年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橫行肆虐的軍閥和土匪。四川從1911年保路運動開始到抗戰前夕,一直在斷斷續續地打川軍內戰;河北省(當時叫做直隸)雖然位於京畿,卻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及蔣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戰場。

更慘的則是河南地區,正所謂爭天下必爭中原,作為內戰的重災區,河南省在整個民國時代,總是不斷地被各路北洋軍閥還有流寇們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義、鎮嵩軍、巨匪“老洋人”、紅槍會、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戰爭、蔣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最後全省流竄著40萬土匪,幾乎被打爛了。

在如此頻繁的戰亂之中,不要說升鬥小民的骨頭都填了溝壑,就連地主士紳的生命也毫無保障。

要知道,在民國時代的一大半年月裏,中國都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亂世界。那些軍閥們的兵馬,在大城市裏多少還講點紀律,到了鄉下就完全跟匪徒無異。

在清朝的時候,那些地方上坐擁廣袤田土的地主縉紳們,往往有著舉人、秀才、捐官(花錢買的官,多為虛職)之類的“功名”,不少人還有子侄或親戚在朝廷內當官,從而編織出一張巨大的關係網。

哪怕是在征戰動蕩的太平天國時代,除了作為反賊的太平軍、撚軍之外,湘軍、淮軍、楚軍這些掛在朝廷名下的兵馬,通常也都會對他們有些顧忌,從而不敢劫掠得太過分。不管是再怎麽跋扈的兵頭們,隻要尚未決心謀反,否則對待這些人脈關係盤根錯節的地主縉紳,多少也會有些忌憚。

但問題是,到了破舊立新的民國年代,這一切護身符和特權就統統打了水漂。民國時代的兵痞和軍閥大帥們,可都再也不會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裏。該勒索就勒索,該屠殺就屠殺,根本不會客氣——那年頭在鄉下死一個人,就真是跟死一隻螞蟻沒啥兩樣。

在楊白勞眼中,黃世仁無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馬的軍閥麵前,黃世仁也就是個屁。

雖然地主們也試圖走新時代的上層路線來維護自身權益,例如去競選國會議員之類。但民國前期畢竟是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麽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結好當地軍閥也是一條路子,畢竟縣官不如現管。但問題是大多數的軍閥旋起旋滅,這個“現管”更替得實在太頻繁。士紳們剛剛花大錢投資下去,軍閥就已經通電下野了……於是又白忙乎一場。

其次,在民國初年的河北、山東、河南、四川這些戰亂頻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軍閥們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以及維持奢華的生活,從而攤派給地主們的賦稅,也遠比清末時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隻需供養新軍一鎮(相當於一個師)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數量的綠營舊軍,還有向雲南、貴州、甘肅提供約250萬兩白銀的財政補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時候,四川人需要供養的川軍總兵力,卻已經膨脹到了340個團,約84萬人的龐大規模!每年所需的開銷自然是幾倍十幾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農稅居然“預征”到了民國一百年(2012年)以後!再加上川軍混戰對地方經濟的破壞,縱然是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地主士紳們也同樣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農村被“預征”賦稅的狀況,雖然不如四川這麽荒誕,但由於自然條件差,災荒頻繁,民間財富有限,戰爭的破壞慘烈,實際的負擔比例還要更加沉重。

當然,地主們也可以設法提高地租,把這些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但是土地上的出產就隻有這麽多,哪怕不給農民留下一粒穀子,能夠搜刮到的糧食也是有極限的。而軍閥們發明苛捐雜稅的本事,卻是從來都無上限的,一下子搞出來六七十種附加稅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煙捐、衛生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稅、花燈稅等等。正所謂“自古未聞屎有稅,如今隻剩屁無捐”嘛!

而且,在這些苛捐雜稅之外,軍閥們還喜歡向地主們以各種名義大肆攤派勒索,時常能讓人傾家蕩產。

例如在民國初年,陝西省便一邊推行剪辮令,一邊大肆攤派“光複款”。於是,鄉紳們便領著村民圍攻政府,號稱“複辮豁款”(我要繼續留辮子,所以不交錢了)。前清一眾遺老遺少聞之,皆以為“人思聖清”!

所以,在民國時代的華北和山東地區,盡管許多縣裏的地主豪紳,把實際地租已經收到了七成以上,還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貸來盤剝農民,把佃農們逼得隻能把穀糠麩子當做主食,到了災荒年月就要出門逃荒,乃至於到東北去“闖關東”。但是在軍閥們的橫征暴斂和土匪的肆意橫行之下,除了極少數最頂級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數中小地主的日子還是過得很糟糕。

根據1930年的一份鄉村調查顯示,如果沒有工商業之類的額外收入,隻靠地裏刨食,也沒有辦法逃避捐稅的話。那麽地主的家裏最起碼要有200畝以上的好地,才能頓頓都吃白麵饃饃,逢年過節吃一頓肉。

而在這個標準線之下的地主和富農,自家種的小麥就算磨成了白麵,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賣錢繳稅,以及換一些火柴、食鹽、布匹之類的必需品,隻留下棒子麵、高粱麵之類的粗糧來給自己果腹。

隻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節收了麥子之後,這些人家才能吃幾頓白麵做的麵條,在他們看來,這已算是一種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夠吃白麵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經極其稀少,更不用說吃上一年了。

至於更窮的貧農,每天能喝上兩碗摻著樹葉的番薯稀飯就算老天開眼了。

我們現代的農村常常擺設宴席,雖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雞鴨魚肉一應俱全,還有香煙和好酒供應。而民國年代的華北地區,根據馮玉祥將軍的回憶錄描寫,鄉村裏遇有喜慶喪祭之事,待客的席麵卻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隻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條、豆芽、豆腐泡等。飯是摻有很多細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時一不小心,就會把牙齒震掉(感覺很像古埃及人的夥食)。馮玉祥將軍在河北清苑縣住了十餘年,也隻吃過一次葷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謂的葷席,也不過每碗裏蓋了兩三片極薄的豬肉而已。

當時算是小富之家的馮玉祥將軍家裏,吃飯的配菜也隻有大蔥、蘿卜、鹹菜,從來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葷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窮的人家連鹹菜也舍不得吃,隻臨時泡點鹹水下飯。

第三、民國時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連三地爆發著可怕的災荒。

例如從1920到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亡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5000萬。

從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連續大旱,蝗、風、雪、雹、水、疫並發赤地千裏,顆粒無收。此次災情延續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最起碼高達1000萬。

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但在這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高達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根據某些外國記者的描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甚至被公開售賣。

1942年,中原爆發大饑荒,“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1000萬人口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人口瞬間削減三分之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貧苦農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們的日子也是慘淡無比。縱然家裏屯著些糧食和銀錢,也得首先拿出來招募家丁,購買武器,加高院牆,修築土堡,抵禦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賄賂前來打秋風的軍閥部隊。能夠維持生存就已是極端不易,更別提什麽奢侈享受了。

最後,哪怕在我黨誕生之前,鄉下的農民也是整天抗租鬧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齊,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時候,常有人卷了糧食棄田而逃,讓地主家裏什麽都收不到。

這樣一來,地主家就不得不養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農繳納租子,於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筆開銷。

更要命的是,這些打手的忠誠心有時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過於軟弱或苛刻,甚至還會聯合土匪幹掉地主全家,然後自己把財產分了,當個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國地主必須能打,正如當今的村幹部一樣。

鑒於上述這些情況,像電視劇裏那種仿佛《紅樓夢》裏那座大觀園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錦衣玉食的奢華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馬亂、災害頻繁的華北地區,光靠從田地裏收租子是很難維持的。

那些能夠在鄉下過著奢華生活的人,要麽是另外有工廠、商行、礦山、鴉片之類的非農產業額外收入,要麽就是最起碼有上萬畝地的頂級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盤大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手裏沒有一支過硬的兵馬,那麽根本就看不住場子。而有了上萬畝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馬的人,通常就已經是軍閥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軍閥擊敗,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後也別指望還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學功夫高手整天跟人鬥毆,倒是從來不愁缺少對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來串門,地主土豪們也時常拉起團練彼此攻打。那年頭每一個能夠保住家業的地主,幾乎都是打出來的。如果你特別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幫兄弟,那麽就算是要像“樊哈兒”(電視劇《傻子師長》的原型)一樣晉身軍閥大帥,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對打打殺殺之類的事情興趣不大,隻是想要過上比較現代化的生活,那麽可就非常困難了——根據1930年的一份統計,在河北清苑縣11個村2000多戶人家上萬口人之中,總共隻有自行車7輛、手電筒6個、熱水瓶2個,而收音機則是一台都沒有。電燈是不用想了,因為鄉下一般根本沒有電力,也沒有自來水。如果還要自己弄發電機的話,似乎隻有那些大軍閥的家裏,才能拿得出這許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凱,在老家鄉下退隱之時蓋的別墅,裏麵不光有電力供應,還拉了電報線,連私人電報房都有。

甚至就連普通的金屬製品,在當時也是相當昂貴的東西——直到1949年,中國還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全國鋼鐵產量隻有15萬噸,剛剛夠造北京奧運村那個鳥巢。因此鄉下的普通人家裏很少見到鋼鐵製品,農具往往隻在最關鍵部位包上一層鐵,獨輪車的車輪是木頭的,富人的馬車才有包鐵輪子。家裏的水桶是木頭的,水瓢就是一個大葫蘆一剖兩半。買一把菜刀就能讓一戶農民掏空一年時間節省下來的積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農村在民國年間唯一比較明顯的“現代化”標誌,就是較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燈,農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銷能力。要知道,在當時的北中國農村搞什麽煤油燈的市場營銷,幾乎跟在現代的索馬裏做小商品生意一樣危險。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農民的生活條件非但沒有更加的現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惡化了——為了轉嫁軍閥們的苛捐雜稅,地主們普遍把種地的租子上漲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隻收五成租子的話,就已經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繳納了地租之後,佃農的餘糧通常已經不夠維持生計,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貸,從而陷入“借了新債還舊債”的螺旋陷阱,從而負債越來越高,最終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在承受了沉重的賦稅剝削之後,同樣也很難避開高利貸的陷阱,從而踏上破產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規律來說,越是小塊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災和蝗災,軍閥們自然會用刀槍逼迫你賣了田地繳稅,而地主們則趁機壓價強買;遇到大雨天,往往也會冒出幾個很有良心的地主,組織狗腿子扒開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讓大水衝走界標,然後再花幾個小錢到衙門裏活動一番,於是你的地就變成他們的祖業了。接下來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還是早點收拾包裹跑路吧!

總之,民國年間的地主,固然已經是不好當,但民國年間的農民,更是當都不能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