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壯誌未酬 遇到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契丹貴族的後裔,遼朝東丹王突欲的八世孫。其父耶律履在金章宗時位至副宰相——尚書左丞,死後“諡曰文獻”,其漢化程度已經很深。直到耶律履花甲之年,楚材降生。深通“術數”、會相麵算命的耶律履曾對親人說: “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裏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於是他根據《左傳》“楚雖有材,晉實用之”的典故,給自己的小兒子起名為“楚材”,字為“晉卿”,似乎他早已看到金朝必亡,自己的小兒子則會成為異國的名臣。實際上,這不過是修史者為楚材降蒙辯護,故意將他投靠成吉思汗看作是天命安排。
耶律履作為金章宗時的宰相,他很難預見幾十年後金朝會滅亡,即使他看到一點苗頭,也不會對別人講這種大逆不道的話。其實耶律履的話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契丹族的後裔為金朝所用,也可看作是楚材晉用。
楚材三歲喪父, “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成吉思汗建國稱尊的1206年,耶律楚材17歲。“金製,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不願靠父親的特權做官,希望與其他士人一樣參加科舉。 “章宗詔如舊製。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為掾。”24歲時被授為開州同知。在他25歲那年,金宣宗南逃,蒙軍圍攻中都。楚材之兄辨材、善材皆扈駕。楚材奉命留中都,被丞相完顏承暉選拔為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楚材從小博覽群書,尤通經史,旁及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在童年和青年時代,他目睹了連年戰亂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因此在中都被圍期間他拜萬鬆老人為師,皈依佛教,企圖從佛教理論中尋找精神寄托。
正如他事後在文集中所說: “予既謁萬鬆,杜絕人跡,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五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27歲“受顯訣於萬鬆老人”,成為一個佛門教外弟子,自稱“湛然居土”,法號“從源”。萬鬆老人主張“以儒治國,以佛治心”,這一主張恰恰符合耶律楚材的思想實際。
楚材長期接受儒家的思想教育,即使學佛之後,在他的思想深處依然保留著儒學的陣地,希望用儒家的政治主張治理國家,用儒家的倫理道德影響人民。因此,有人說他“跡釋而心儒,名釋而實儒,言釋而行儒,術釋而治儒”。應該承認,耶律楚材是一個崇佛宗儒的徹底漢化了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1215年,蒙古軍隊占領中都,耶律楚材同其他金朝官員一起投降了蒙古。1218年,素有吞並天下之誌的成吉思汗聽說楚材有學行,而且善於占卜,於是下詔召見他。二人初次見麵,成吉思汗大概是為了爭取同盟者,對耶律楚材說: “遼與金為世仇,吾與汝已報之矣。”耶律楚材不僅沒有感謝成吉思汗為契丹人報仇,反而表示了對金朝的一片忠貞: “臣父祖以來皆嚐北麵事之,既為臣子,豈敢複懷二心,仇君父耶?”表示他忠於金朝的國君,不敢要求成吉思汗替他報契丹族的亡國之恨。沒想到這短短的一句話正中成吉思汗下懷,使他發現耶律楚材是一位忠於所事的人,是一位可以依賴的人。“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谘訪。”
從此,耶律楚材受到成吉思汗極大的信任和尊重,成為成吉思汗的近臣。耶律楚材風姿長髯,蒙古語稱長髯人為“吾圖撒合裏”,於是成吉思汗親切地稱呼耶律楚材為“吾圖撒合裏”,而不直呼其名。
幾年之後,當耶律楚材與丘處機吟詩唱和時,他曾回顧了自己當年北上謁見成吉思汗時的心情,其中說“乍遠南州如夢蝶,暫遊北海若飛鵬”“一聖龍飛德足稱” "良平妙算足依憑” “華夷混一非多日,浮海長桴未可乘” “安得衝天暢予誌,雲輿六馭信風乘”。盡管他乍離中都,不免有如莊子“夢蝶”之感,但他仍對自己的前程充滿了信心,希望如大鵬展翅一樣遨遊北海。他把成吉思汗比作“龍飛九五”的聖人,把自己比作胸懷“妙算”的張良、陳平式的人物,希望協助成吉思汗完成“華夷混一”、統一天下的大業、乘風“衝天”而起,而不願乘“長數桴”浮海而去。
佛門寄希望於來世,耶律楚材卻想用胸中才學,協助成吉思汗追求當世的豐功偉業,立功北海,名傳後代,這正是他與避世修省的佛教徒的一個本質區別。
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耶律楚材參與了成吉思汗的萬裏西征,而且基本上不離成吉思汗左右,為成吉思汗出了不少主意。比如,1219年, “太祖西征,公從。襠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 ‘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征也。’”從而堅定了成吉思汗出師西征的信心。“夏六月過金山。” “九月望,過鬆關。”後來,楚材與丘處機對詩唱和,如實記錄了一路的見聞和當時的心情。
在《過金山用人韻》中,楚材寫道: “雪壓山峰八月寒,羊腸樵路曲盤盤。千韻競秀清人思,萬壑爭流壯我觀。”在和丘處機詩《自金山至陰山紀行》時,楚材又寫了著名的《過陰山和人韻》,如實再現了成吉思汗大軍橫越金山、陰山的壯麗景象,其中說: “陰山千裏橫東西,秋聲浩浩鳴秋溪。猿猱鴻鵠不能過,天兵百萬馳霜蹄。”“雲霞掩翳山重重,峰巒突兀何雄雄。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細路縈紆斜複直,山角摩天不盈尺。” “四十八橋橫雁行,勝遊奇觀真非常。臨高俯視千萬仞,令人凜凜生恐惶。百裏鏡湖山頂上,旦暮雲煙浮氣象。山南山北多幽絕,幾派飛泉練千丈。大河西注波無窮,千溪萬壑皆會同。君成綺語壯奇誕,造物縮手神無功。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遙思山外屯邊兵,西風冷徹征衣鐵。”
在另幾首詩中,楚材不僅描寫了過陰山的景象,而且抒發了自己當時的壯誌豪情,如《再用前韻》一詩寫道: “河源之邊鳥鼠西,陰山千裏號千溪。倚雲天險不易過,駙彌蹋蹙追風蹄。簽記長安五陵子,馬似遊龍車如水。天王赫怒山無神,一夜雄師飛過此。盤雲細路鬆成行,出天入井實異常。王尊疾驅九折阪,此來一顧應哀惶。崢嶸突出峰峭直,山頂連天才咫尺。楓林霜葉聲蕭騷,一雁橫空秋色寂。西望月窟九澤重,嗟呼自古無英雄。出關未盈十萬裏,荒陬不得車書通。天兵飲馬西河上,欲使西戎獻馴象。旌旗蔽空塵漲天,壯士如虹氣千丈。秦皇漢武稱兵窮,拍手一笑兒戲同。塹山陵海匪難事,翦斯群醜何無功。”在另兩首詩中楚材又寫道:“武皇習戰昆明上,欲討昆明致犀象。吾皇兵過海西邊,氣壓炎劉千萬丈。”"關山險僻重複重,西門雪恥須豪雄。定遠奇功正今日,車書混一華夷通。"
在這裏,楚材是站在西征的積極擁護者和支持者的立場上來描寫和頌揚成吉思汗西征的,因此他不僅將西征描寫為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而且毫不掩飾地透露了他崇拜成吉思汗、蔑視秦始皇、漢武帝的思想感情。在他看來,號稱窮兵黷武的秦始皇、漢武帝,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相比也不過如同兒戲一般,隻值得拍手一笑而已。他希望自己能像定遠侯班超那樣立功異域, “車書混一華夷通”。這正是他跟隨成吉思汗西征初期真實思想的寫照。
成吉思汗信任耶律楚材,不僅因為他忠於所事,還因為他確實是一位治理天下的傑出人才。成吉思汗以武力爭奪天下,開始比較重視軍事人才,迷信武力。西夏人常八斤善造弓矢,很受成吉思汗信用,經常自我吹噓,看不起耶律楚材等一幫儒臣,說: “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但在楚材看來,常八斤不過是個匠人而已,根本不配談什麽天下大事,因此他針鋒相對地回答說: “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他認為“儒者”正是“治天下匠”,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就不能隻靠武力,而要實行儒家的治國方針。 “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成吉思汗聽到耶律楚材的主張後,感到楚材確實是一個非同一般的人,於是對他更加信任了。
對於天文曆法,耶律楚材也有很高造詣。成吉思汗初起時,蒙古人不懂天文曆法,任用了一批畏兀兒人觀測天象。他們預報某年五月十五日夜裏要出現月食,楚材認為這個推測不準確,結果那一天果然沒有發生月食。後來,楚材推測第二年十月十五日晚將發生月食,畏兀兒人則不同意楚材的推測,結果到了那天夜裏,果然“月食八分”。從此成吉思汗對耶律楚材更佩服了,說: “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耶律楚材的思想主張逐步在成吉思汗身上發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漢人劉溫,字仲祿,因善做鳴鏑得幸於成吉思汗,他不反對以武力爭奪天下,也不反對儒家所宣傳的以德治天下,但他更留意於所謂長生健身之術,在儒、佛、道三家中,最推崇道教。1219年農曆五月,當成吉思汗西征路經乃蠻故地時,有一天劉仲祿向成吉思汗進獻醫藥,順便對成吉思汗說,金國有個長春真人丘處機,年高三百餘歲,此人不獨有治天下之術,恐怕還有長生不老之藥,建議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問道。於是成吉思汗先後頒發了兩份詔書,從而出現了長春真人的萬裏西遊。
耶律楚材是長春真人西遊的積極支持者,據他自己說,當丘處機遞來《陳情表》,表示不願西行時,正是他受命起草了第二份詔書,成吉思汗“命僕草詔,溫言答之,欲其速致也。”而從第一份詔書的思想主張來看,
它與第二份詔書是一脈相承的,這份詔書即使不是出於楚材之手,也是得到他的讚同的。
丘處機是金朝全真道的首領,因他出身漢族,不願接受異族的統治,隱居在山林聚徒講道,拒不出山做官。1219年,丘處機在山東萊州昊天觀講道。那年四月,金朝的河南提控派人請他出山,他婉言謝絕了;同年八月,投靠了南宋的李全、彭義斌請他協助共定大業,他也拒不前往。不久,劉仲祿帶著成吉思汗的虎頭金牌和詔書找到了丘處機,金牌上鑄有八個字: “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其詔文說:
製日,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蓄,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祐,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於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缺)。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 (三公九卿),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衝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岩穀,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徑),莫可稱教。自幹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裏,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眾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筆。
這份詔書充分表達了成吉思汗君臣對丘處機的無比景仰之情。他們不僅把他當作活神仙,希望從他那裏得到“保身之術”;而且把他比作薑子牙、諸葛亮式的人物,希望他成為新朝的輔佐,登上“三九之位”,做大蒙古國的三公九卿,協助他們“安天下”,治理好國家。接到這種詔書,丘處機即使有回天之力、治國平天下之才,也不得不認真考慮,費一番躊躇。劉仲祿讀完詔書,對丘處機說: “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逾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
丘處機一看盛情難卻,隻好答應了成吉思汗的要求,願同劉仲祿去見成吉思汗。1220年正月北行。但走到燕京以後,聽說成吉思汗已率軍離開乃蠻,到更遠的西方去了,他擔心自己年事已高,受不了一路上的辛苦、風霜,想等成吉思汗回師以後再朝見。劉仲祿不敢自作主張,派一個隨從的官員曷剌去請示成吉思汗,丘處機寫了一份《陳情表》,對成吉思汗說:
登州棲霞縣誌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眾人。內顧自傷,哀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兼聞車駕隻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裏。風塵氵項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在,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去世),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年(庚辰年)三月X日奏。
丘處機這份《陳情表》的中心意思是說,他並不懂得軍國之事,沒有薑子牙、諸葛亮那種治國平天下的才能,因此難登三九之位;另外,他雖有“道德之心”,但時當亂世, “令人戒欲”,也不是那麽容易做到的;同時年事已高,形容枯槁,不耐風霜,因此他說不打算到西域去見成吉思汗,想等成吉思汗西征歸來後再去朝見。
成吉思汗收到丘處機的表文時,已經攻下了撒麻耳幹,他讓耶律楚材給他翻譯講解了表文的內容,授命楚材起草一份詔書,敦請丘處機西遊撒麻耳幹。這就是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的第二份詔書,其詔文說:
成吉思汗皇帝敕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逾三子(指丘處機的三位師兄),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重,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雲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州途之雖闊,瞻幾杖似非遙。愛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
這份詔書言簡意賅,十分明確地向丘處機表明,他即使不能輔佐成吉思汗處理軍國之事,成吉思汗仍然崇尚他的“道德之心”;因為成吉思汗知道,要征服敵人盡管需要“軍旅試臨”, “實力率之故”,但要達到“久逸暫勞”、長治久安的目的,這不能隻憑武力,還要靠“心服而後已”。成吉思汗之所以從萬裏之外派出使者專門尋找丘處機, “不限歲月,期以必致”,正是由於丘處機“名重四海”,希望能從他那裏找到征服人心的辦法,借以從政治上、思想上加強對各地人民的統治,也就是向丘處機這個道教首領尋找統治術。
其實,這種主張主要反映了詔書起草者耶律楚材的思想,正率領大軍攻城略地的成吉思汗恐怕還沒有這麽明確的認識。耶律楚材“幼而學儒,晚而喜佛,常謂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畢矣”。他當時為什麽不竭力向成吉思汗宣傳儒家的“治天下”之道和佛教的治人心之術,反而舍近求遠,到千裏萬裏之外去敦請一個道教首領呢?他為什麽欣然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樂於為成吉思汗起草一份召見長春真人的詔書,而對“夫子之教吾佛之道,置而不問呢”?後來,耶律楚材寫了一篇《西遊錄》,其中就專門回答了這一問題。
自東漢以來,佛、道、儒被稱為三教,它們雖然都是漢族封建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但互相之間也有一些矛盾和衝突。 “其教門施設,尊卑之分,漢、唐以來,固有定論”。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君主的好尚不同,其社會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當蒙古貴族入主中原之初,道教的地位曾一度提高,直到忽必烈時佛教才上升到道教之上,而儒學在元朝卻一直排在第三位,並未引起統治者的真正重視。
而在成吉思汗時,蒙古貴族主要著眼於掠奪、屠殺,很少有人了解佛、道、儒對治理國家有什麽用處,即使晨昏朝夕不離成吉思汗左右的耶律楚材,也很難一下子使蒙古貴族明白這個道理。因此耶律楚材說: “餘以為國朝開創之際,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三聖人教皆有益於世者。嚐讀《道》《德》二篇,深有起予之歎,欲致吾君高蹈羲皇之跡,此所以讚成之意也。亦將使為儒、佛之先容耳。”他認為當時蒙古貴族還來不及修文崇善,還不知道佛、道、儒三聖人之教為何物。為了長治久安,首先有必要向成吉思汗宣傳三聖人之教。因此他願意將丘處機請來,讓丘處機向成吉思汗講一講用道德“匡時救世”的道理,從而為自己的佛、儒二教開辟一條途徑。所謂三聖人之教,說到底就是漢族地主階級比較文明的封建主義的統治方法,按耶律楚材的說法,用這種方法治理天下,就可以使老百姓“速以能仁,不殺、不欺、不盜、不**”,也就是用“因果之誡化其心,以老氏慈儉自然之道化其跡,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聖人之道若權衡然行之於世,則民之歸化,將若草之靡風,水之走下矣”。這種三聖人之教深入人心之後,一些有見解的人就可以“上策於朝廷,請定製度、議禮樂、立宗廟、建宮室、創學校、設科舉、拔隱逸、訪遺老、舉賢良、求方正、勸農桑、抑遊惰、省刑罰、薄賦斂、尚名節、斥縱橫、去冗員、黜酷吏、崇孝悌、賑困窮。若然,則指太平若運掌之易也”。也就是全麵實行漢族封建階級原有的製度和政策,這就是以後所說的“行漢法”。
這種三聖人之教對於勞動人民來說雖然也是壓迫之道、剝削之道,但麵對著蒙古貴族野蠻的屠殺和掠奪,實行這種三聖人之道,也可以說是“行文教,施善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儒家和佛教信徒的耶律楚材才樂於替成吉思汗起草詔書,歡迎丘處機向成吉思汗宣傳三聖人之教,而他本人對丘處機也能以禮相待,來往密切。盡管以後佛、道、儒三家也曾發生一些矛盾和鬥爭,但三者的合流和合作卻成為不可改變的趨勢,用這種說教代替蒙古貴族的屠殺和掠奪,這是漢族和其他民族封建地主階級的共同願望。
丘處機接到成吉思汗的第二份詔書後,不便再次推辭,於是與劉仲祿等一起西行, “崎嶇數萬裏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曆盡千辛萬苦去西域謁見成吉思汗。
丘處機與成吉思汗,一個是主張清心寡欲、反對殺伐的道教首領,一個是以征服為樂的帝王,他們幾乎處於矛盾的兩極,丘處機為什麽不赴金、宋之召,反而樂於不遠萬裏去謁見成吉思汗呢?丘處機的弟子李誌常所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對這一問題做出了回答。
丘處機生在金朝不赴金朝之召,身為漢族人不向往南宋,這是由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決定的。在成吉思汗南征金國時,金統治下的漢族和契丹等族的地主階級很多人不支持金朝,反而樂於和蒙古貴族合作,這主要是因為女真貴族的統治實在太黑暗、太腐朽了,並且大大侵犯了漢族和契丹族地主階級的利益。信奉全真教的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之所以隱居不仕,正是因為他們不滿於女真貴族的統治,他們是女真貴族政治上的反對派。
但另一方麵,丘處機之所以不赴金、宋之召,而傾心於成吉思汗,則是因為他看到金和南宋的統治者都難以救世,而成吉思汗卻是“天啟”雄主,自己的一套主張可以通過成吉思汗變成現實。全真教曾在傳說中薑太公垂釣的磺溪講道,這本身又包含希望統治者重用的意思,他們並不是一味地隱居不仕,隻要有周文王一類的人物出現,他們也會離開山林,大幹一場的。丘處機瞧不起南宋君臣,但卻十分佩服成吉思汗的“天賜勇智”,他雖然沒有成為薑子牙、諸葛亮一類的人物,但他對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影響也不可低估。他之所以不遠萬裏去見成吉思汗,目的就是要對成吉思汗施加一些影響。
在西遊的路上,丘處機曾給燕京的道友寄回一首詩,其中說: “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正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裏,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生命得消憂。”在以後的詩中又說: “十年萬裏幹戈動,早晚回軍複太平。”“道德欲行千裏外,風塵不憚九夷行。”“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幹戈致太平。”這些詩句說明,長春真人丘處機對“十年兵火”“萬裏幹戈”是十分反感的,因為它造成了“千萬中無一二留”的慘禍,自己雖然是一個“窮急漏洙” “殘喘”暮年的人, “仍念山東二百州”,仍然有責任努一把力,以便盡快結束這種局麵。究竟如何結束這種局麵呢?這種局麵是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造成的,丘處機作為一個道士既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用武力去反抗蒙古貴族,但卻希望用自己的道德說教去打動他們,使之有所悔悟, “早晚回軍致太平”。他不遠萬裏到阿姆河邊去見成吉思汗,正是為了“興道德”,為了達到“罷幹戈致太平”的目的,也就是用道教的世界觀去影響成吉思汗的政策,使之采取比較文明的封建主義的統治方法,而逐漸放棄野蠻的屠殺政策和戰爭政策。
召見長春真人
1222年春,丘處機一行到達撒麻耳幹。劉仲祿一路陪同,田鎮海從鎮海城相送,留守撒麻耳幹的耶律阿海及耶律楚材等對他們進行了盛情的歡迎。
當時成吉思汗並不在撒麻耳幹,丘處機一行曾在此等候成吉思汗的命令,故而在撒麻耳幹逗留若幹時日。後來,丘處機師徒雖曾到前線去會見成吉思汗,但由於戰事繁忙,成吉思汗又讓他們暫回撒麻耳幹等候。丘處機師徒在撒麻耳幹停留幾個月之久,在此期間主要由耶律楚材、耶律阿海等人陪同。
耶律楚材的《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河中春遊有感五首》以及過金山、陰山、過閭居河等詩篇,多為與丘處機在撒麻耳幹郊遊時的唱和之作。這些詩篇不僅反映了楚材對長春真人的盛情接待,如實描寫了撒麻耳幹的異域風光,而且多少透露出耶律楚材對成吉思汗西征已產生一些不同的看法。
丘處機親切地招呼他一起到撒麻耳幹郊外遊玩,他們信馬由韁,邊走邊談,感情十分融洽。甚至在郊外野餐烹茶,談玄說道,共同探討儒、佛、道的理論。
在遊河中西園時,耶律楚材又借丘處機詩韻和詩四首,其中說: “異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識君遲。清詩厭世光千古,逸筆驚人自一時。”又說: “異域風光特秀麗,幽人佳句自清奇。臨風暢飲題玄語,方信無為無不為。”這些詩句說明當時耶律楚材對丘處機十分景仰,不僅歎服他的“清詩”“佳句”,而且欣賞他的“逸筆”“玄語”,甚至接受了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因此才流露出了“深恨識君遲”的思想感情。長春真人丘處機與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一為道家之首,一為佛門子弟,二人竟然在萬裏之外的撒麻耳幹邂逅相遇,豈不正說明聖人門徒心心相印,殊途同歸嗎?真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因此,無論是耶律楚材,還是丘處機師徒,都把他們的這一交往當作一件盛事吟入詩篇,記入了典冊。
耶律楚材與丘處機多次郊遊,尋芳踏春,其唱和詩篇自然不乏一些自然風光的描寫,但其中也是情景交融,透露了詩人當時的真情實感。如二月二日春分,丘處機在郊遊時寫道: “陰山西下五千裏,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霄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園林寂寂鳥無語,風日遲遲花有情。同誌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升平。”耶律楚材自然了解長春真人的詩意所在,竟毫不顧忌地回詩十首,其中寫道:“三年春色過邊城,萍跡東歸未有程。” “何日要荒同入貢,普天鍾鼓樂清平。”又寫道:“春雁樓邊三兩聲,東天回首望歸程。”“天兵幾日歸東闕,萬國歡聲賀太平。”又說:“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複歎行程。” “野老不知天子力,謳歌鼓腹慶升平。”他們一方麵不得不歌頌幾句成吉思汗的赫赫武功,但所有詩篇的落腳點都結在“待升平”“望歸程”“賀太平”“慶升平”之上,也就是希望成吉思汗早日結束西征,早日恢複天下和平。
二月十五日,丘處機師徒再次與耶律楚材等人遊西郊。丘處機寫詩二首,其中一首寫道: “深蕃古跡尚橫陳,大漠良朋欲遍尋。舊日亭台隨處到,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解流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耶律楚材和詩四首,其中第四首寫道:“金鼓鑾輿出隴秦,驅馳八駿又西巡。千年際會風雲異,一代規模宇宙新。西域兵來擒偽主,東山詔下起幽人。股肱元首明良世,高拱垂衣壽萬春。”
通過這首詩,耶律楚材向丘處機師徒表明了自己對成吉思汗西征的看法:從前西周穆天子驅馳八駿,西征至昆侖、天山;如今成吉思汗驅馳數十萬匹駿馬、英傑,遠逾天山,西跨蔥嶺,深入異域,確實不愧為“千年際會”“一代規模”。但如今偽主摩河末已困死荒島,新主劄蘭丁又不知去向,確實已到了“高拱垂衣壽萬春”的時候了。因此他希望作為“東山詔下”的“幽人”——丘處機師徒,應乘日結束戰爭。丘處機師徒“風塵不憚九夷行”,也正是為了“罷幹戈致太平”,為了勸說成吉思汗早日回軍,在這一點上,當時耶律楚材與丘長春達到了高度的默契和一致。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耶律楚材勸說成吉思汗回師的傳說,而丘處機的進言對成吉思汗自然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自從1221年追擊劄蘭丁起,成吉思汗一直親臨戰場。當丘處機一行到達撒麻耳幹時,他已派八剌等人進入印度,尋找劄蘭丁的下落,他自己卻駐軍在哥疾寧附近的八魯彎,等待八剌等人會師。當他得到丘處機師徒到達撒麻耳幹的消息後立即命令阿裏鮮帶回一道聖旨: “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聞道,無倦迎我。”又傳諭宣差劉仲祿說:
“爾持詔征聘,能付朕心,他日當置汝善地。”但時隔不久,成吉思汗又給田鎮海發一道手諭,其中說: “汝護送真人來,甚勤。餘惟汝嘉。仍敕萬戶播魯隻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於是丘處機留下三個門人,與其他五六人及劉仲祿同行,於三月十五日起程,路經碣石城,越過鐵門關,渡過阿姆河,於四月五日到達八魯彎附近的成吉思汗行宮。
成吉思汗熱烈歡迎丘處機的到來,派人給他們安排館舍後,立即接見。成吉思汗說: “他國征聘皆不應,今遠逾萬裏而來,朕甚嘉焉。”丘處機回答說: “山野奉詔而赴,此乃天意。”成吉思汗賜坐,請丘處機進餐,然後問道: “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丘處機說: “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成吉思汗也像秦始皇、漢武帝那樣希望長生,希望永享人世間的權勢和富貴榮華,但卻不像他們那樣固執,並不因為丘處機沒有長生之藥而生氣,反而挺喜歡丘處機的誠實不欺,重設兩個帳篷在禦帳之東,讓丘處機等人居住。後來,成吉思汗問田鎮海: “真人當何號?”田鎮海說:“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神仙者。”成吉思汗說: “自今以往,可呼為神仙。”從此以後,成吉思汗君臣就把丘處機尊為活神仙,丘處機師徒受到特殊的禮遇。
由於當時天氣炎熱,丘處機隨成吉思汗到雪山避暑,約定四月十四日問道。後來,因巴裏黑一帶有人發動叛亂,成吉思汗親自去平叛,丘處機一行隻好暫時北歸撒麻耳幹。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師,丘處機一行則於中秋節渡過阿姆河、八月入見成吉思汗。然後又隨軍北上,九月十五日渡河而北。當天夜間,成吉思汗設帳齋戒,燈燭輝煌,揮退侍女左右,召見丘處機問道。開始隻有耶律阿海、阿裏鮮入帳陪同,田鎮海、劉仲祿等也在帳外等候,丘處機說: “仲祿萬裏同旋,鎮海數千裏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成吉思汗“於是召二人入師(丘處機)有所說,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 ‘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話”。十月十五日,丘處機回到撒麻耳幹的舊館。當時成吉思汗與丘處機的會見十分秘密,明確規定“使勿泄於外”,因此《長春真人西遊記》中並無明文記載。後來,在《玄風慶會錄》中記錄了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的問答之辭,著者是“元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移剌楚才”,收入《道藏》致字十一號中。後人認為此錄並非耶律楚材所記,而是李誌常的門人所作,其中宣講了道教的基本理論、道教發展的曆史、修身養性之道以及清靜無為、治天下之道等。陶宗儀在寫到“丘真人”時,對這三次會見卻記載得很簡單,其中隻是說:成吉思汗“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答以節欲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上說(悅),命左史書諸策”。
自這三次會見後,丘處機在陪同成吉思汗東歸時還曾有些接觸,比如十二月二十八日, “帝問以震雷事,對曰: ‘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氌,野有菌則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嚐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眾。’上悅曰: ‘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記以回紇字,師請遍諭國人,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 ‘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雲: ‘天俾神仙為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
1223年農曆三月八日,成吉思汗在一座山下打獵,射一隻野豬,馬失前蹄, "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長春真人入諫曰: “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成吉思汗說:“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並對左右人說: “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他。”
1223年農曆三月,丘處機請求與成吉思汗的大軍分路東歸,成吉思汗賞賜牛馬等物,丘處機師徒皆不接收,成吉思汗問阿裏鮮: “漢地神仙弟子多少?”阿裏鮮說: “甚眾。”成吉思汗下令說: “應於門下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禦寶。”
丘處機一行回到燕京後,成吉思汗又傳旨說: “神仙至漢地,以清淨化人每(們),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道與阿裏鮮,神仙壽高,善為護持。神仙無忘朕舊言。”
自從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以後,道教得到進一步發展,人數迅速增加。 “甲申(1224)乙酉(1225),西來道眾甚多”。耶律楚材也記載說:“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苛適宜者,若削發則難於歸俗,故為僧者少,人道者多。”成吉思汗竭力支持道教的發展,再次傳旨丘長春: “自神仙去,朕未嚐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門人恒為朕誦經祝壽則嘉。”自此以後, “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諭,教門日癖,百倍往昔”。
直到1227年農曆五月二十五日,成吉思汗去世前幾個月,他還派一個道士給丘處機帶去一份聖旨,其中說: “改北宮仙島為萬安宮,天長觀為長春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予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從此,丘處機成為道教教主,被人們稱為“三朝之教主”, “萬乘之國師”,“為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在這一時期,道教的地位明顯地高居於佛、儒之上。
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在離開蒙古草原以後,逐漸接受周圍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的影響,其中對成吉思汗影響較大的,先是畏兀兒人塔塔統阿,後是契丹人耶律楚材,然後就是漢人道士丘處機。塔塔統阿協助成吉思汗創造了文字,使蒙古族從野蠻進入了文明,並向蒙古貴族介紹了畏兀兒等族比較先進的製度和政策。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宣傳儒家思想,介紹漢地的統治經驗,但他對蒙古貴族的影響主要是在成吉思汗死後,窩闊台掌權的時期。據說成吉思汗結束西征,與耶律楚材的建議也有一定關係,但這裏包含一定迷信色彩,並非成吉思汗回師的主要因素。丘處機對成吉思汗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全真教的道德說教已經在蒙古統治層內發生了作用,以屠殺掠奪為職業的蒙古君臣們也開始注意“保護生靈”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在成吉思汗接見丘處機以後,蒙古軍征服西夏時雖然也曾大肆殺掠,但在成吉思汗臨死前一個月,成吉思汗卻明確地對群臣說: “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嚐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成吉思汗征戰殺伐了一生,在臨死時卻發布了一個不準殺掠的命令,這不僅僅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是一時的良心發現,而是說明他已經意識到用遊牧民族的奴隸製的殺掠方法,已經不能統治廣大漢族地區和其他地區,要想爭取民心,有效地統治封建化程度較高的廣大地區,就必須限製殺掠,逐步采取比較文明的封建主義的統治方法。這是一個重要的思想上、政策上的轉變,它與丘處機、耶律楚材以及其他漢人、契丹人、女真人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係。
滅西夏
蒙古與西夏的矛盾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就再次爆發了。據《元史·太祖紀》記載,1218年,成吉思汗“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出走西涼”。西夏本來已經歸降蒙古,為什麽又會出現這次衝突呢?《蒙古秘史》說,當時成吉思汗決定西征花剌子模,派使者去西夏征兵助戰,其使者對李遵頊說: “汝曾言,為汝右手焉。(今)撒兒塔兀勒(指花剌子模)百姓斷我金麋繩矣。將征討以折證,其為我右手而行之。”意思是說你曾經說過,將來一旦發生戰爭,你可以做我們的右翼。現在花剌子模人挑起了爭端,我已決定征討他們,請你做我的右手軍,隨我一起出征吧。還沒等李遵頊開口,西夏的大臣阿沙敢不就搶先發話了: “氣力既不足,何以稱罕為?”拒絕出兵助戰,將蒙古的使者打發回去了。
成吉思汗了解到這個情況後十分氣憤,說: “哪能允許阿沙敢不這樣挖苦人呢?看他們能跑到哪裏去!”但因為當時要集中兵力西征,成吉思汗隻好姑罷之暫時放下西夏,然而卻明確表示: “若獲長生天之佑護,得以牢握金勒歸來後,卻再理會之。”也就是說,在西征勝利回師後還要與西夏算賬。但這裏並沒有記載成吉思汗派兵進攻西夏,與《元史·太祖紀》略有出入。
《西夏書事》記載了蒙、夏這次衝突的原因和經過,其中說: “夏與蒙古自納女請降,合兵攻金,遂為役屬;繼征發日多,不堪奔命,禮意漸疏。蒙古主怒,渡河來攻,列城不能禦,直抵中興府,圍之。遵頊命太子德任(德旺兄,後被廢)居守,已出走西涼,已而遣使請降,蒙古兵退,始還。”以上記載說明,蒙、夏這次衝突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蒙古“征發日多”,西夏“不堪奔命”。這與《秘史》所說的西夏拒絕出兵協助成吉思汗西征有類似之處。正因為這件事引起“蒙古主怒”,成吉思汗這才率軍四攻西夏,包圍了中興府,夏主李遵頊出奔西涼,不久派使求降。由於成吉思汗忙於西征,這次衝突才暫時告一段落。這就是蒙古四征西夏的基本情況。
1223年,負責偏師經營金國的木華黎率兵進攻金朝的鳳翔,西夏曾經派兵助戰。但由於蒙軍長期不能取勝,西夏統兵官中途撤兵。木華黎派使者責問,李遵頊害怕蒙古再攻西夏,讓位給次子李德旺。李德旺年輕氣盛,決定改變對蒙古屈辱求降政策。當時蒙軍主力尚在西征前線,征金主將木華黎不久也病死了,於是李德旺派人去聯絡漠北諸部, “陰結外援,蓄異圖”,企圖與蒙古對抗。於是木華黎之子孛魯根據成吉思汗的密旨發動了對西夏的第五次進攻, “甲申(1224)秋九月,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級,獲牲口馬駝牛羊數十萬,俘監府塔海,命都元帥蒙古不華將兵守其要害而還。”西夏損兵折將,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西征歸來的成吉思汗自然會十分關注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何擺脫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麵是他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隻有首先征服西夏,才能拆散夏、金聯盟;西夏地處金國西方,位於黃河上遊,隻有占領了西夏,蒙軍才能居高臨下,直插金國的中央所在地——河南一帶。為此,在回師蒙古草原的當年秋天(1225),成吉思汗才不顧七年西征的疲勞、64歲的高齡,親自率兵發動了對西夏的第六次進攻。
他命令察合台留在斡耳朵後方二翼軍隊中,術赤(已經)死了,窩闊台跟在父親身邊,拖雷由於唆兒忽黑塔尼別吉失明,落後了幾天,後來才來到成吉思汗處。妃子中由也遂妃隨軍。在進軍途中,成吉思汗圍獵野馬。忽然,一群野馬迎麵撞來,成吉思汗乘坐的那匹赤兔馬驚叫跳躍,把成吉思汗掀下馬背。成吉思汗受傷,當天夜裏就發起高燒來了。
第二天早晨,也遂妃對諸子、諸臣說明了這個情況,建議他們商議軍隊的進退問題。晃豁壇氏的脫侖扯兒必說: “唐兀惕(西夏)百姓,有築就之城邑,有不動之營地者也。蓋不能負其築就之城邑而去,蓋不能負其不動之營地而去乎,俺且退去,俟合罕膚涼,卻再征焉可也。”但成吉思汗卻不甘心無功而返,說: “唐兀惕百姓其謂我心怯而歸乎!”主張暫時就地紮營,派使者去探聽西夏人的態度,然後再撤兵。
蒙古的使者到了西夏首都,對西夏君臣轉達了成吉思汗對他們的質問:以前你們的國王曾說過,我們西夏百姓願為您的右手雲雲,根據這種許諾,當花剌子模挑起爭端時,我派使者希望你們從征,你們國王卻不實踐自己的諾言,不但不派出從征人馬反而用惡言惡語諷剌挖苦。我當時就說過,等西征回來後再與你們算賬。今天我們來與你們“折證其言來矣”。李德旺聽了這段話,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說: “我從來沒有說過什麽譏諷的話。”西夏的大臣阿沙敢不馬上站出來承擔責任,說: “相譏之語,我嚐言之。今汝蒙古若以慣戰而欲戰,則我有阿剌篩之營地,有褐子之帳房,有駱駝之馱焉,可趨阿剌篩山奔我,在彼戰之。若需金、銀、緞匹、財物,則可奔額裏合牙、額裏折兀。”意思是說,我們西夏有賀蘭山做營地,有銀川、西涼這個財物富足的後方,欲戰欲搶,悉聽尊便。西夏大臣麵對強敵,不甘示弱,誌氣可嘉。但阿沙敢不隻顧說大話,卻沒有認真考慮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這就未免有點螳臂當車,自不量力了。西夏本來就是一個小國,它之所以能存在近二百年,除去自己有一定兵力外,主要是利用遼、金、宋之間的互相爭戰;時而聯此擊彼,時而聯彼擊此,或對雙方都稱臣降服。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和,這樣才能維持下去。李德旺君臣不顧大局,錯過了同蒙古議和的一次重要機會。蒙古的使者掃興而歸,向成吉思汗匯報李德旺君臣的反應,當時成吉思汗盡管還在發高燒,但仍然堅持繼續進軍,說: “諾!聽彼出此大言,曷可退耶?即死也,亦應就其言而行之。長生天汝其知之。”後來,又發下一道聖旨說: “每飯則言‘殄滅無遺?以死之,以滅之。’”決心“自唐兀惕百姓之父母直至其子孫之子孫,盡殄無遺矣。”成吉思汗寧死不回,不滅西夏誓不罷休,從而加速了西夏的滅亡。
隨後蒙軍進圍肅州。肅州守將乃昔裏鈐部的兄長。鈐部怕城破後全家被害,向蒙軍主將要求赦免。肅州城軍民拒不投降,蒙軍久攻不下,成吉思汗“有旨盡屠之”。肅州被攻克後,唯有昔裏鈐部的親族一百零六戶被赦免。《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也記載了蒙軍進攻的情況,其中說: “太祖皇帝禦駕親征,天戈一揮,五郡之民披雲睹日,靡不臣服。”這裏所說的“五郡”即沙州、瓜州、肅州、甘州、涼州五州。 “時有唐兀氏舉立沙者,肅州閥閱之家,一方士民鹹化。舉立沙瞻聖神文武之德,起傾葵向日之心,率豪傑之士,以城出獻。”碑文所說的“舉立沙”,可能即“昔裏沙”,大概與昔裏鈐部為同輩兄弟。看來他當時並非肅州主將,隻不過是一個有影響的世家大戶而已。因此當蒙軍進攻時,肅州城曾長期堅守,隻是到了最後階段,舉立沙才“率豪傑之士,以城出獻”。
不久,西路蒙軍包圍甘州。蒙軍名將察罕出身於西夏,其父曲也怯律是甘州主將,《元史》中《察罕傳》記載了這次戰爭,其中說,察罕“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並殺使者,並力拒守。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
當西路軍相繼攻占西夏西方各州縣時,成吉思汗率蒙軍主力從東北方直入西夏境內。《元史·太祖記》主要記載了成吉思汗的進軍路線,其中說:“二月,取黑水等城。” “夏,避暑於渾垂山。”“秋,取西涼府搠羅、河羅等縣,遂逾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裏等縣。”“冬十一月庚申,帝攻靈州”。據有的學者考證,黑水城當在今河套北狼山山脈西北哈喇木倫之濱。這是從東北方進攻西夏的必經之路。據《蒙古秘史》記載, “成吉思汗遂直趨阿剌篩”。估計在攻克黑水之後,成吉思汗率蒙軍主力直指賀蘭山, “至而與阿沙敢不戰,勝阿沙敢不,逼使寨於阿剌篩山上,遂擒阿沙敢不,擄其有褐子帳房,有駱駝馱伏之百姓,使如飛灰而盡矣。屠彼唐兀惕勇健敢戰之士。”
這年十一月,成吉思汗率軍進攻靈州,西夏派大軍支援。《元史·太祖紀》說:“帝攻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丙寅,帝渡河擊夏師,敗之。”《新元史·太祖記》說:“李睨率五十營來援。”《史集》則說: “當(該城)起火時,唐兀惕國王失都兒忽、唐兀惕語稱作李王者,從他的京都所在的大城裏,帶著五十萬人出來,與蒙古軍作戰。”嵬名令公是西夏的老將,據說他的援軍共有十萬人。李睨是否親率五十萬大軍支援,尚待考證。但西夏傾全國軍力支援靈州,看來確是事實。成吉思汗親自率軍出戰,蒙古騎兵乘黃河結冰,搶渡黃河,雙方在冰上展開了激戰。《史集》說: “成吉思汗站在冰上,下令發箭射(敵人的)腳,不讓他們從冰上過來,敵人們應弦而倒。”蒙軍大敗西夏援軍,並攻下了靈州。然後攻占鹽州,於十二月包圍了中興府。經過一年的連續作戰,西夏的主要城鎮都被蒙軍攻破,西夏國王李困守中興,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戰神長逝
“二十二年丁亥春(1227),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成吉思汗發現西夏往後再也沒有什麽力量了,就不再注意他們了。“成吉思汗從這座城市旁走過,占領了若幹其他城市和地區,到乞台方麵去了。”他隻留下部分軍隊包圍中興府,自率主力南下進入了金國,攻下了積石州、臨洮府以及洮州、河州、西寧、德順等地。然後去六盤山(隴山,在寧夏固原縣西)駐夏。
1227年農曆六月,成吉思汗進至清水縣。在此期間, “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成吉思汗派出身西夏的察罕到中興府諭降,夏主李睨見西夏國力已盡,心想: “我多次反叛成吉思汗,我的國土每次都遭到蒙古人的屠殺、掠奪,自今以後我再也不叛亂了,必須向成吉思汗表示奴隸般的順從?選”於是他派使者去晉見成吉思汗,請求和談並訂立誓盟,希望成吉思汗給他一個月期限, “以便準備禮物,將城裏居民遷出來”。成吉思汗給了他所請求的期限。
成吉思汗說: “我身後留下的孩兒們啊,(你們)知道,我的死日已近,快要到地府去了,我為你們(我的)兒子們,在主的威力和(長生)天的佑助下征服和開創了一個遼闊廣大的國家,從這個國家的中央向各方麵走去都需要用一年時間。現在,我對你們立下如下遺言:你們要想過富足滿意的生活,享受掌大權的快樂,必須齊心協力抵禦敵人,尊崇朋友。你們需有人保衛國威和帝位,支持這根基堅實的寶座。因為如果我的兒子個個都想成為汗,想當帝王,不相互謙讓,豈非又像一頭蛇和多頭蛇的故事?”為了啟發自己的兒子認識到團結的重要性,成吉思汗曾反複對他們講過這個多頭蛇的故事:一天夜晚,天氣酷寒,多頭蛇的幾個頭為了禦寒,都想爬進洞去,結果你爭我奪,它們都沒有爬進去,全凍死了。而那條隻有一個頭的蛇,卻爬進洞裏,抵抗住了嚴寒。
成吉思汗接著說: “若你們想過安樂和幸福的生活,享受權力和富貴的果實,那麽,如我近來讓你們知道的那樣,我的意見是:窩闊台繼我登位,因為他雄才大略,足智多謀,在你們當中尤為出眾;我意欲讓他出謀劃策,統帥軍隊和百姓,保衛帝國的疆域。因此我立他當我的繼承人,把帝國的權柄交給他的勇略和才智。”他要求自己的兒子們當場表態,然後又說:“若你們的願望和你們的話是一致的,若你們的口比著你們的心,你們應立下文書:我死後你們要承認窩闊台為汗,把他的話當做肉體的靈魂,不許更改今天當著我的麵決定的事,更不許違反我的法令。”
窩闊台的弟兄們,包括非嫡係兄弟都遵照成吉思汗的聖訓,立下了文書。
隨後,成吉思汗宣布了第二條遺囑,這就是關於滅金的戰略。
第三條遺囑是對諸子和諸將講的,提出了如何徹底滅亡西夏的意見;他說: “我死後,你們不要為我發喪、舉哀,好讓敵人不知我已死去。當唐兀惕國王和居民指定時間從城裏出來時,你們可將他們一下子全部消滅掉。
成吉思汗不愧為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家、軍事家,他臨死之前留下的這幾條遺囑對蒙古國的發展和鞏固,對滅西夏、滅金戰爭都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以後的曆史事實證明,成吉思汗的這幾條戰略決策都是十分英明的。
蒙古諸將根據成吉思汗的遺囑滅掉西夏,然後護送成吉思汗的靈柩返回三河源頭。為了不讓人們知道成吉思汗已死的秘密,防止出現意外的事變,他們在抵達斡耳朵之前,將一路上遇到的人畜全部殺死。名義上是讓這些人去做成吉思汗的殉葬者。他們“殺時語之雲: ‘往事汝主於彼世。’蓋彼等確信凡被殺者皆往事其主於彼世”。他們完全相信這些被殺的人,在陰間真正會變成他的君主的奴仆。當靈柩悄悄地送到怯綠連河的大斡耳朵時,才開始公布成吉思汗的死訊,其靈柩陸續陳列於“諸大婦斡耳朵中”。
據說,成吉思汗共有五百妻妾,其中四人被稱為“大婦”,即孛兒帖、忽蘭妃、也遂妃、也速幹妃,她們的營地就被稱為四大斡耳朵。“每個斡耳朵都為死者舉哀一天。訃聞傳到遠近地區時,後妃、諸王奔馳多日從四麵八方來到那裏哀悼死者。由於某些部落離那裏很遠,大約過去三個月後,他們還陸續來到那裏。”
根據幼子守社的原則,成吉思汗第一夫人的幼子拖雷主持了葬禮。人們“用棕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鞣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做成了成吉思汗的棺木。並“殺其所乘良馬,俾其在彼世乘騎。”同是“為成吉思汗在天之靈連續準備三天的祭品;又吩咐從那些容色可愛、性格溫和、美中帶甜、顧盼多姿、舉動優美、起坐文雅的月兒般處女中,挑四十名出身於異密和那顏家族的女兒,用珠玉、首飾、美袍打扮,穿上貴重衣服,與良馬一道,被打發去陪伴成吉思汗之靈。”當時蒙古人信奉宗教,他們認為人死後也和在世時一樣,死去的大汗也要有大批奴隸,要有豐盛的飲食,要有穿有用,還要有最好的戰馬供其乘騎,更要有美麗的侍女陪伴他,侍候他,為他消愁解悶。宗教的幻想給人們帶來了一些精神寄托,但在奴隸主貴族那裏卻又成為他們揮霍人民血汗、殘害人民生命的一個“合理”的借口。
葬禮開始後,拖雷首先向成吉思汗的遺體敬酒,然後大家隨著雄壯的樂曲,高唱《出征歌》和《蘇魯錠歌》。歌聲逐漸蓋過了哭泣聲,在人們的眼前湧現出成吉思汗身跨赤兔馬、手持黃杆紅纓長矛、縱橫馳騁、所向披靡的威武形象。從此,成吉思汗的長矛——蘇魯錠就一直陳列在成吉思汗陵墓的正殿上,被奉為蒙古族戰神的象征,每年三月十七日蒙古人都要舉行隆重的祭奠蘇魯錠的大會。
成吉思汗說過的話,就是命令,就是訓言,就是不能違背的大劄撒。絕對服從成吉思汗的命令,是他的諸子和諸將的天職。成吉思汗自己選中了兩個墓地,那麽究竟應將他的遺體埋葬在哪裏呢?這無異於給活著的人們出了一個難題。諸子和諸將經過反複協商,認為這兩個命令都不能違背,但又不能將成吉思汗分屍兩處,於是根據這兩次命令的先後,將他的遺體埋葬在薩裏川,而在鄂爾多斯草原卻根據傳說中的“衣冠塚”,埋葬了成吉思汗的衣冠,並建立了成吉思汗的陵園。那裏有八個白色的蒙古包,被蒙古族視為大汗、宰相的支柱,全民族的聖體,永存的八間白室或八間白帳。以後繼位的可汗要在這裏公開舉行繼位典禮,隻有這樣才能被貴族和牧民承認其汗位的正統性。直到今天,在鄂爾多斯草原伊金霍洛旗的甘德爾敖包上還有一座蒙古包式的陵墓,這就是聞名中外的成吉思汗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