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課 劍橋大學的曆史

劍橋名言

科學使我們為善或為惡的力量都有所提升。

據傳說，劍橋大學成立於1209年，最早是由一批為躲避毆鬥而從牛津大學逃離出來的學者建立的。

大學的31所學院都是獨立的教學機構，享有很大的自治權。例如，各學院可自行決定錄取學生(雖然這項政策在2003年曾被重新檢討過),並對學生和教職人員的福利及教學自主安排。他們還可以任命自己的研究員或教授。很多學院都比較或非常有錢，但是劍橋大學本身卻資金短缺。

劍橋大學的第一所學院彼得學院於1284年建立，其他的學院在14世紀和15世紀陸續建立，但是還有一些已經合並或不存在了。

1536年，實行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下令學校解雇其研究天主教教規的教授們，並停止教授“經院哲學”(scholastic philosophy)。從此劍橋大學的教學和研究重點從宗教和神學轉為希臘和拉丁經典、聖經和數學。今天的劍橋基本上涵蓋了所有的科學、人文學科。

最早為女性所設立的學院是1869年成立的格頓學院和1871年成立的紐納姆學院。第一批女學生在1882年參加了學校的考試，但是直到1947年女性才被接納為學校的正式學生；而牛津大學在70年前就已經這麽做了。在所有的31所學院中，目前有3所學院隻收女生，分別是：露西·卡文迪什學院、新大廳學院和紐納姆學院；還有4所學院隻收研究生，分別是：卡萊爾大廳學院、達爾文學院、沃爾森學院和聖埃德蒙學院。

盡管在劍橋創建大學的情況模糊不清，但根據記載：麵對懷疑的市民，一群教師和大學生成功地爭取到了王室和教會的保護，這是不穩定時代的基本條件。最遲1225年左右，劍橋的教師們就從他們當中選出了一位校長，他的權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國王的批準，大學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來。不久之後，1233年，格列高利九世教皇也批準了；而這種教會特權牛津大學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說起這一點，劍橋大學的檔案員伊麗莎白·麗德哈姆·格林洋洋自得。然而，更重要的是，亨利三世及其繼承人的法令確保了這兩所大學的壟斷地位。一直到19世紀，整整600年，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都是英國僅有的大學。歐洲其他地方沒有哪裏有這種壟斷地位。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爾夏姆主教創辦了劍橋大學的第一所學院——彼得學院。學院章程依照的都是比牛津大學早20年的主教學院、默頓學院的模式。彼得學院設有一位院長和14名院士，兩位大長老負責每天的禮拜，兩名財務主任負責財務管理，還有一位募捐負責人，能付得起錢的時候還請有一名門房。除去二三名貧困學生，這是一個獲得學位者的群體、一個高級大學生機構，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學院的模式。直到愛德華二世創建的國王學院，才在14世紀初期形成了指導性方案：以學院作為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集體。人們稱那些學生為“國王的孩子們”,他們確實還是孩子，入學年齡僅14歲左右。

和中世紀所有的歐洲大學一樣，在劍橋大學，基本課程設有7門“文科”,人們也稱它們是“不能謀生的藝術”:老一套的語法、邏輯學和修辭學三門學科，然後是算術、音樂、天文學和幾何學四門學科，另有三門哲學：玄學、道德哲學和自然哲學。7年學習後，誰通過了文科考試，就成了文科碩士，有權授課。可是，如果有誰想成為法學、醫學或神學博士，在王室或教會發展，他們就得再熬過10年——整整17年，沒有分文助學金。

在中世紀的大學城市裏，“市鎮”和“學院”之間的摩擦算不上什麽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國王就代表大學生們向劍橋市長抱怨房租太高了。反過來，市民們又對大學的各種特權不滿，從對酒館營業執照的監督到自己享有審判權，這是13世紀以來所有的英國君主即位時答應這兩所大學的——這一形式一直持續到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統治時期。憤怒積聚起來，1381年，農民暴動襲擊了劍橋大學。暴民們在市長的率領下搶掠了大學生宿舍、學院和聖瑪麗學院裏的大學保險箱。文獻被毀，文件和圖書被堆在市場上燒掉了。暴民們高喊：“不要牧師們教書，不要!”

這期間大學建起了它的第一幢大樓，有課堂、會議室、圖書館和管理大樓的老學堂(1350—1475)。別的學院都圍繞著這個學院，包話卡萊爾學院、一學堂、岡維爾學堂。劍河邊的倉庫、造船廠和碼頭也漸漸地消失了。1500年前後，劍橋有十幾所學院，大多數位於高街和劍河之間，南起已經位於城牆外的特蘭平頓門旁的彼得學院，北至後來的三一學院和聖約翰學院的所在地。這一發展很明顯：大學在城市西區擴張，東區仍然以town(市民)為主，而不是gown(學袍)。

將伊拉斯謨召來劍橋大學的是他的朋友約翰·費希爾，費希爾在這一發展中起了關鍵作用。他是王後學院的院長、羅切斯特主教，擔任大學校長30年，是一位學者和影響巨大的組織者，而且還是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博福特夫人的懺悔神父。這位虔誠的院長不是建議她將財產捐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議她將她的靈魂的救贖和劍橋聯係在一起：先是捐助一個神學教授席位(1502年)——劍橋最早的教師職位，然後是一所學院——基督學院(1505年),身後又捐建了第二所學院——聖約翰學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國王教堂也要歸功於約翰·費希爾的參與。巨額的捐助，學生人數的增加，人道主義的教學計劃，這一切使劍橋大學在幾年內上升為一所歐洲級別的大學，首先是和牛津大學處於同等水平。約翰·費希爾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將溫和的伊拉斯謨召來了劍橋，讓人公開焚燒馬丁·路德的作品。到頭來他自己站在了斷頭台上。他的對手中包括一位耶穌學院從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默。他提醒亨利八世國王，說劍橋大學的神學家們同意對棘手的教會權益的決定權做出有利於他的解釋。在威脅性的強迫之下，大學同意了，但大學校長不同意。1535年，約翰·費希爾被當作大叛徒處決了，400年後他又被奉為聖徒。

在君主製複辟之後，統一行為又恢複了英國的舊規定。王室的寵兒被指派來擔任大學校長。對教師的雇請也連續幾十年反映了王室繼承人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信仰變換。在此期間，能夠以笛卡兒的堅定不移進行研究和教學的不光是劍橋的柏拉圖主義者們，一個自由宗教哲學組織：“道理是主的燭光。”信仰尋找理性的理由，理性發現了一種新的宗教——自然科學。倫敦皇家俱樂部成立(1660年)後設立了數學、化學和天文學的教授席位。艾薩克·牛頓這顆明星在劍橋上空閃耀。但學生們最熱烈的爭論是在咖啡館裏舉行的，清教徒們和理性主義者都在那裏享受這一新的時髦飲料，享受清醒的狂歡。學說、學院的流言蜚語、學生詩歌，不久又有了第一批報紙，都在咖啡館裏流傳。這些網吧的先輩變得如此流行，校長和院長們不得不於1750年頒布禁止上午就去咖啡館的禁令。不同於牛津的是，當時劍橋和倫敦之間的往來還相當少。直到1792年才有了一輛直達的定班郵車。倫敦至劍橋這一段要走7小時15分鍾。

18世紀，王室和議會進一步聽任大學自主管理。教師和學生們幹他們最想幹的事：學習、享樂。他們去釣魚和狩獵，去咖啡館，看演出，逛妓院。妓女們懂得，集中在一起的這些禁欲的院士和大學裏的年輕壯士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在聖約翰學院的教師公用室裏，在喬治時代的學院布景裏，還能對這個風雅和鋪張的時代有所感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稱之為“這個極其舒適和令人尊敬的世紀”。打瞌睡的教師和狩獵、酗酒的大學生的畫作是當年的劍橋大學毫無創意的作品。早在那時候，古怪的貴族子弟們的越軌行為就比讀書人的駝背更受人尊敬。然而，大多數學生來自貧困家庭，他們辛苦工作，希望最終至少能得到一個謀生的牧師位置。喬治時代劍橋大學的許多教授不舉辦講座或不在學校。

1869年，當埃米莉·戴維斯小姐開始教授5位女生時，她的這一起點既很低又很重要。格頓學院是大英帝國的第一所女子學院，兩年後紐納姆學院也興辦起來了。讓年輕姑娘們獲得思想和社會自由這會帶來什麽後果?這可不是維多利亞社會所理解的進步。劍橋大學的教授們漸漸習慣了有婦女參加他們的講座。不過，阿瑟·奎勒·庫奇爵士堅持用“先生們”稱呼他的男女混雜的聽眾。早在1890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級考試中獨占魁首。但她還要很長時間都拿不到學位，評議會的先生們反對授予她學位。劍橋大學是最後一所同意婦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學教育權利的英國大學，從選舉權到學位頒授典禮。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大學晚了28年，這也是

一項紀錄。作為劍橋大學的男子學院，國王學院和丘吉爾學院率先於1971年招收女生，莫德林學院是最後一所(1987年)。

在“我們男女生混雜”的那些英雄的年代裏，聖約翰學院的門房負責人說道：“我的前任鮑勃·富勒戴著黑色袖章，我們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飄揚。”今天，在劍橋大學，女生所占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二，但隻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61年，人們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師，這顯示劍橋大學在漸漸地脫離中世紀。一年前這所大學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結婚的規定。由於各學院有權自主決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後，院士們的結婚願望才取得了成功。這給劍橋帶來了一場建築和嬰兒的小小興旺。院士家庭日漸增多，當為它們修蓋新房時，一種生活形式——院士和學生同居一室的共棲現象——在各學院裏走到了盡頭。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劍橋是一座衛戍城市。護士們住進了學院裏，戰地醫院設在板球場上。不久，禮拜堂裏就開始沒完沒了地舉行悲傷的追思禱告了。

到1918年11月11日聖瑪麗大教堂敲響宣告停戰的鍾聲為止，僅劍橋大學就有2000名學生陣亡。20年代的情形，仿佛愛德華時代又回到了學院裏，永遠年輕、迷人的魯珀特·布魯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圍聚在他周圍，一個撐船比賽、五朔節集會和布魯萊利口酒的世界。

兩場大戰之間的劍橋是一個快樂優雅和知識論爭的地方，代表人物有伯特蘭·羅素、梅納德·凱恩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哲學、經濟和自然科學發達，學生戲劇和道德科學俱樂部赫勒蒂克斯或所有俱樂部中最高檔的信徒俱樂部等辯論協會也很興旺。

希特勒的上台讓這些爭論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弗吉尼亞·沃爾夫的侄子朱利安·貝爾及其朋友約翰·康福德就屬於在西班牙內戰中陣亡的年輕的劍橋誌願者，書包裏裝著《資本論》。

1933年後，很多大學生和教師覺得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值得欽佩的選擇。國王學院的院士、曆史學家埃裏克·霍布斯鮑姆甚至直到1990年都還是共產黨員。不光是克格勃在劍橋知識分子這個優秀環境裏征召像基姆·菲爾比和安東尼·布蘭特這樣的名間諜，英國情報部門也在那裏為它的布萊奇利公園裏的密碼破譯小組找到了了不起的人才，首先是數學家艾倫·圖靈，他為破譯德國國防軍的恩尼格瑪密碼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僅僅在1938年至1939年，就有近4萬猶太人逃亡到英國尋求避難。他們中有一位是來自蒂賓根的18歲的戈特弗裏德·埃倫伯格，他以傑弗裏·埃爾頓的名字在劍橋成為國內最重要的都鐸史曆史學家之一。在希特勒時代，隻有十分之一的避難申請者能被英國接受，這是限製性英國移民政策的結果。

大學援助委員會是個於1933年開始工作的援助組織，當時，在它的幫助下，首先是流亡的自然科學家在劍橋找到了避難所，其中有維也納化學家馬克斯·佩魯茨，他於1947年建立了享譽全球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因為他的畢生事業——對血紅蛋白的研究，佩魯茨於1962年和他的同事約翰·肯德魯一起榮獲諾貝爾獎。

在英國和歐洲大陸，高校教育的大眾化和平庸化隻能對埃諾爾·安南這樣的劍橋捍衛者為精英大學“龍生龍鳳生鳳”的辯護詞起到支持作用。這位英才，他以看似無政府主義的風格對待現實問題，頑固得近乎遊戲地展示他的高超技術，於1998年舉辦了劍橋大學抒情詩競賽。為了贏得自18世紀以來頒發的、以彼得學院的一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布朗男爵獎章，必須作詩兩首：一首以“因特網搜索”為題材的古希臘語頌歌和一首論克隆技術的拉丁語詩歌。

劍橋大學的輟學率至今仍是全英國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