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選英才

在漢儒的幫助下以及自己親身實踐中,忽必烈十分清楚“人才乃治之本”和“天下治亂,係於用人”的道理,他非常相信成吉思汗說過的那句話“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因此,他特別重視選拔和任用幫助他治理天下的人才。

還是在身居藩邸的時候,忽必烈就認識到用人的重要性,他對唐太宗即位前在秦王府延攬了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等一批人才,終於成就了一代盛唐偉業。忽必烈意欲仿效唐太宗,廣泛招攬四方之土,為成就自己的一番帝業做好準備。因此,他思賢若渴,聞才即拜,不惜禮賢下士,廣聘人才。

忽必烈見身披袈裟的劉秉忠足智多謀,很有學問,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邊,後來令其還俗,為自己服務。

忽必烈聽說趙璧有才,即遣使“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聽說金朝進士李俊民是位賢才,便“以安車召之”。又聽說金朝狀元王鶚是人中之傑,即遣人召至漠北。至於“才器非常”的郝經、“有王佐略”的姚樞、以經術而知名的竇默、多才多藝的李冶、理學大師許衡、學優才贍的李昶、見識非凡的張德輝、金代文學泰鬥元好問、聰明能幹的張文謙等人,更是不能漏掉,千方百計地羅致而來。

正如李謙所描述的那樣,忽必烈“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令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台閣,分任嶽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

忽必烈即位以後,渴求賢士的精神仍然沒有改變,他多次下詔征求人才,比如,至元十八年(1281),“詔求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卜筮,通曉天文曆數,並山林隱逸之士”。

至元二十八年(1291),“複詔求隱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聞”等等。

忽必烈聞聽楊恭懿是位人才,不厭其煩,派人屢次誠心邀請,才請至京師,大有劉備三顧茅廬的味道。在忽必烈的倡導和真心真意求賢的感召下,其時,薦才、用才、惜才之風頗為盛行。

儒學和術數兼通的太子讚善王恂、很有大器的禦史中丞程思廉、久著忠勤的戶部尚書馬亨、守正不阿的刑部尚書尚文、大科學家郭守敬、書畫泰鬥趙孟頫等人,都陸續被推薦入朝,並受到重用。

以往,人們在評論忽必烈用人時,常常認為忽必烈把人分為四等,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用人極其不公。實際上,忽必烈用人並非完全區分民族和地域,隻要有才和願意為他服務者,他都加以利用。

比如,在他所任的著名人物之中,有蒙古族的伯顏、安童、完澤、哈喇哈孫、玉昔帖木兒等;有漢人劉秉忠、張文謙、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史天澤、王文統、趙璧、張啟元、商挺、楊果、李庭、鄭製宜、汪惟和、賀惟一、範文虎、劉整、盧世榮等;有南人程钜夫、趙孟頫、葉李、留夢炎、王龍澤、餘恁、萬一鶚、張伯淳、孔洙、淩時中等;有色目人不忽木、廉希憲、賽典赤贍思丁、阿魯渾薩理、阿合馬、桑哥等;還有西夏世族高智耀、契丹宗室耶律鑄、拂林人愛薛、西域造炮專家亦思馬因和阿老瓦丁、尼泊爾建築藝術家阿尼哥、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西藏宗教領袖八思巴等。

在忽必烈任用南人程钜夫時,曾有人說“钜夫南人,且年少”,反對任用程钜夫。忽必烈一聽大怒,說“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參用南人”。

在任用趙孟頫時,也有人說趙孟頫是被元朝滅亡的南宋宗室,恐非與元人一心,不宜留在皇帝左右,忽必烈不聽,照常任用。

忽必烈廣泛任用五湖四海的各族人,說明忽必烈用人並非嚴格劃分民族界限,而是看其是否有才及其對自己的忠心如何,隻要符合這兩條標準,他都大膽啟用。

當然,也毋庸諱言,忽必烈把蒙古人放在首位,而把漢人和南人放在低於蒙古人的位置上,那是忽必烈害怕漢人和南人不能傾心輔佐他所致,事實上,忽必烈這種擔心和畏懼也是必要的,完全可以理解。

忽必烈還能注意量才用人。劉秉忠曾經向他建議說:“明君用人,如大臣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忽必烈認為有道理,因此,特別注重利用人才的長處,以便分別發揮其作用。

比如,許衡等人深通儒家經典和曆史上的治亂興衰之理,但他們又有些流於空談,不務實際,特別是對國家急需的理財問題一無所知,這樣的人才就不是宰相之才,所以,當有人提出讓許衡做宰相時,忽必烈不屑一顧。而讓他去管理教育及備顧問,才是真正地發揮了許衡的長處。

忽必烈認為,宰相之才,需“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他認為阿合馬等人才可任宰相。

阿合馬等人善於理財,忽必烈就任用他們理財,以發揮其特長,這是正確的。但阿合馬等人又有貪汙受賄和大肆搜斂的短處,忽必烈未能及時加以限製,致使其理財失敗。

以往,人們都認為忽必烈任用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是其失誤,實際上,忽必烈也是量才使用。平心而論,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也確實是理財人才,忽必烈任用他們並沒有錯誤,隻是在使用過程中沒有對其商人貪婪的一麵加以限製而已,所以出現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忽必烈用人不搞絕對化,不因一時一事而隨意廢棄人才。阿合馬理財時任用了大批人,其中有不少人是當世之才。阿合馬被王著錘殺以後,其奸貪之事暴露,忽必烈對阿合馬之黨進行了懲處。

隨後,盧世榮受任出來理財,盧世榮有意任用一些阿合馬任用的人才,但害怕人們說他與阿合馬同流合汙,特上奏忽必烈說:“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

忽必烈很讚同阿合馬所用之人“豈可盡廢”的觀點,同意任用阿合馬時期的才能之士,回答說:“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桑哥理財失敗以後,有人上書建議,斥退那些在桑哥得勢時“為詩譽桑哥者”。忽必烈大為不悅,說“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嚐譽之矣”,堅持任用桑哥之黨首惡分子以外的才能之士。

這種將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之黨首從分開,不因一時一事而廢棄人才的做法是正確的。無怪乎封建史家說忽必烈“度量弘廣,知人善任”,忽必烈確實是一位具有政治家風度和雅量的偉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