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失敗丟性命
這裏所要講述的盧世榮理財及其失敗,揭示的是漢法派內部義理派與功利派之間的鬥爭,實際上是蒙、漢義理派同蒙、漢功利派的一次較量。
阿合馬被殺以後,皇太子真金推薦和禮霍孫為中書右丞相,耶律鑄為左丞相,甘肅行省左丞麥術丁為中書右丞,張雄飛為參知政事,張文謙任樞密副使,董文用為兵部尚書。
真金和和禮霍孫都是傾向於漢法的官員,真金自幼就受儒家思想熏陶,成了儒家思想的忠實信陡。
主掌中書省大權以後,更是注意學習漢人的統治經驗,他曾遣使征召原南宋工部侍郎倪堅,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倪堅對曰:“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奸黨權臣。”告誡真金,要以“仁”治天下,真金深以為然。
真金曾經勸蒙古貴族子弟阿八赤入學讀書,阿八赤即遵令進入蒙古國子學,學習蒙古文化,過了一年,真金又見到阿八赤,問其讀什麽書,阿八赤回答說讀蒙古書。
真金心中不悅,說“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監”,改學漢文。真金還曾對新提拔上任的參議省事何瑋、左司郎中徐琰說“汝等學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盡平生所學,力行之”。
可見真金就是要用孔子的“仁學”思想治理天下,屬於義理派的代表人物。和禮霍孫也傾向於漢法,真金為了鼓勵他放手更改阿合馬在經商思想指導下實行的功利法,特對他說“阿合馬死於盜手,汝任中書,誠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苟或阻撓,我當力持之”。
真金與和禮霍孫開始加大力度更改阿合馬時期的政治、經濟等政策。他們大力查處阿合馬黨羽,起用一批忽必烈幕府仍健在的元老舊臣,又征聘了一批漢人儒士,如郭佑、何瑋、徐琰、馬紹、楊居寬、楊恭懿、劉因、何榮祖、楊仁風等,極大地擴大了義理派的勢力。
隨後,他們就著手改善吏治。
至元二十年(1283)正月,和禮霍孫上言:“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並省為便。”馬上得到忽必烈批準,裁撤了阿合馬所濫設的一百七一所官府,汰除了不少冗官。
政府相繼規定,民間貸錢取息,應以三分為率,不許多取;禁止本路長官任用私人擔任所屬境內府、州、司、縣的官員;整頓鹽法和鈔法;檢校京師及其附近地區隱漏田土,按畝征稅,令權貴所占田土歸還各戶;裁汰江南所括十九萬匠戶,還籍為民。
同時,忽必烈又規定,中書省和禦史台等機構如有處理不公之事,允許人們赴登聞鼓院擊鼓上訴。
真金和與禮霍孫整頓社會秩序,主要是更改阿合馬所行各項措施。其中,主要是從政治製度方麵清除阿合馬時期的積弊,而在發展經濟和增加政府財源方麵未提出任何積極有效的措施。再加上阿合馬死後“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人們隻談“仁義”,而不敢談理財富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
忽必烈見阿合馬死後重新改組的中書省官員,個個隻會空談“義理”,誰也不能為富國裕民提出新的舉措大失所望。開始積極尋求能夠幫助他理財富國的人。
總製院使桑哥很為忽必烈信任,他見忽必烈積極尋求理財之人,便把漢人盧世榮推薦給忽必烈,說盧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
忽必烈所說有此等奇才非常高興,忙下詔召見,奏對之間,頗合忽必烈之意,準備大用。
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忽必烈特召中書省官員與盧世榮在禦前廷辯,各自講述自己的施政方針與救弊政策,互相也可詰難。
辯論中,忽必烈對和禮霍孫等中書省官員的發言和論辯越來越不感興趣,而對能言善辯的盧世榮的富國裕民新設想大為欣賞。辯論的結果,以盧世榮的勝利,和禮霍孫等中書省官員的失敗而告終。
忽必烈下決心重新改組中書省,任用盧世榮推行他的理財新措施。這時,安童和皇子那木罕已從被俘的海都處及欽察汗國處釋放還朝,盧世榮建議仍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當即為忽必烈所采納。
於是,忽必烈罷免和禮霍孫、麥術丁、張雄飛等人,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前禦史中丞史樞為左丞,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並為參政,前戶部尚書拜降參議中書省事。
盧世榮被破格提拔為右丞的第二天,就與安童一起向忽必烈建言:“阿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例皆奏罷,其間豈無通才?宜擇可用者仍用之。”忽必烈表示同意。於是,盧世榮起用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等多人,開始實施他的理財新措施。
盧世榮的理財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整頓鈔法。中統鈔發行之初,印數有限,幣值穩定,信譽較高。阿合馬專權之時,為了搜刮財富,大數量印行紙鈔,使中統鈔不斷貶值,物價上漲,紙鈔的信譽逐漸降低。盧世榮為了穩定幣值和擴大財政收入,確定金銀價,準許民間使用金銀交易,又大括天下銅錢,計劃鑄造至元錢和發行另一種綾卷,與中統鈔相參行用,用這些本身具有價值的貨幣,穩定中統鈔的幣值。
盧世榮又將各路平準庫改為平準周急庫。平準庫所存本來是因發行紙鈔而存貯的準備金,專門負責紙鈔與金銀兌換等,以保證幣值穩定。
盧世榮將平準庫改為平準周急庫以後,“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眾,而本且不失”。
將平準周急庫的紙鈔準備金輕息貸給人民,既可起到穩定紙鈔幣值的作用,又可從高利貸者手中奪回些商業經營利潤,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第二,實行鹽、鐵、茶、酒、糧食國營專賣和提高商稅政策。為增加政府收入,盧世榮也主張實行部分商品專賣政策,由國家和商人聯合經商,並提高一些商品的價格。
如鹽法,以往“鹽每引十五兩”,而“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亦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商人牟利在三倍至四倍以上。
盧世榮建議食鹽由國家專營,將“二百萬鹽引”賣給商人,讓商人代售。留一百萬引散發諸路設立的常平鹽局,由各級政府直接出售。
如果商販隨意增加鹽價,政府即將自己直接控製的鹽引按規定的市平價格出售,以平抑物價。這樣做,既保證了“庶民用給”,又增加了國家收入。
盧世榮在經營鹽引時適當地提高了鹽價,對老百姓並無損害,而政府則從商人手中奪回大量金錢。
對於鐵也實行官營製度,對於酒的專賣,主要是針對富豪造酒質量低劣且價格昂貴提出來的。當時,“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盧世榮建議“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僅酒專賣一項,據盧世榮估計,可以“增舊課二十倍”。茶和糧食也實行國營專賣政策,在糧價控製上,充分利用各地的常平倉,在穀價賤時,政府收購大量糧食,存儲起來,以備糧價上漲時再按原來市平價格出售,以穩定市場糧價。至於茶葉,也沒有增加老百姓的負擔,而是削奪了茶商的利益。在對外貿易方麵,盧世榮“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即政府造船並承擔經商資本,而由政府選中的商人去經營對外貿易,獲利按三七分成。這種官本商辦的對外貿易形式,在元代被稱為“官本船”製度。後來長期沿用。
第三,設立規劃錢穀和管理經商的機構。盧世榮在全國州郡城市設立市易司,管領牙儈(中間人),商人貨物四十分取一,其中四分給牙儈,六分作為地方官吏俸祿。又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請罷行禦史台,各地按察司改為提刑轉運司,兼管錢穀等事,設立了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司等。又請中書省立規措所,以規劃錢穀,用善於經商者作為官吏,不管是不是自身人(一般百姓),隻要善於理財能夠賺錢就行。
第四,發展畜牧業。盧世榮又建議在上都、隆興等路設群牧都轉運司,以官錢買布帛於北方易羊馬,選蒙古人放牧,畜產品中的八成交官,餘下的二成歸牧民所有。牧養的馬匹還可以充軍用,羊可以供賜予。
第五,減輕地稅與勞役。盧世榮曾建議“免民間包銀三年”;“免大都地稅”;“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官吏俸免民間帶納”;“江淮民失業貧困,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為收贖,使為良民”;“逃移複業者,免其差稅”;“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懷孟諸路竹貨”,“從民貨賣收稅”,並“罷各處竹監”;江湖漁業,“貧民恃以為生”;“今後聽民采用”;等等。
原來驛站事繁役重,站戶除供應馬、車等交通工具外,還要供應往來使臣的食宿等,有些站戶因此窮困潦倒,往往“賣妻鬻女以當站役”,盧世榮規定,“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為支給”。這些減免賦役的措施,對人民是有好處的,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盧世榮理財,曾自稱:“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又曾上奏忽必烈說:“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
盧世榮以“不取於民”“裁抑權勢”作為理財裕國的方針,通過限製豪商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其做法是可取的。但這種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講究功利為主要目的的做法,與傳統的儒家“義理”學說背道而馳,特別是盧世榮以“裁抑權勢”為方針,不能不與“權勢”官員發生衝突,也不能不侵犯蒙、漢和色目地主、商人的經濟利益,不可能不遭到他們的反對。
盧世榮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在理財之初就向忽必烈說:“臣之行事,多為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實懼焉,請先言之。”
忽必烈回答說:“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奸偽者則不愛耳。”大力支持盧世榮,並讓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加強防衛。
不久,盧世榮又向忽必烈奏告說:“臣愚以為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才播種,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為物蹂踐,則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憐臣。”
忽必烈回答說“朕知之矣”,仍然表示支持盧世榮。
時勢發展,未出盧世榮所料,盧世榮受任理財不到十天,禦史中丞崔或就上書“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請求忽必烈罷盧世榮之官。
可是當時忽必烈支持盧世榮,不僅沒有罷盧世榮的官,反而倒罷了崔或的官。
後來,監察禦史陳天祥又上書彈劾盧世榮,說盧世榮“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於民,今追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為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為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
陳天祥上書之時,盧世榮主政不到四個月,由於天下積弊已深,不可能馬上見效,況且,盧世榮所提出的理財措施還有好多沒有施行,怎麽能談到收效呢?陳天祥所言確實有點兒吹毛求疵。
他們抱著“仁義”思想不放,提不出任何理財措施,而別人提出理財措施,他們又說這也不行,那也不對,似乎人人都在那兒空談“仁義道德”而不去考慮增加國家收入倒是正確的了。
陳天祥上章彈劾盧世榮時,忽必烈尚在上都,立即命安童召集老臣、儒士和諸司官吏聽取彈文,又驛召盧世榮和陳天祥同去上都辯論。
同時,禦史中丞阿剌帖木兒、郭佑,侍禦史白禿剌帖木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人又查出盧世榮的罪狀,上奏說:“盧世榮不白丞相安童,支鈔二十萬錠。擅升六部為二品。效李瓊令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議,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為萬戶管領。以沙全代萬戶寧玉戍浙西吳江。用阿合馬黨人潘傑、馮珪為杭、鄂二行省參政,宣德為杭州宣慰,餘分布中外者眾。以鈔虛,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行……"
其實,這些“罪行”根本算不上罪行,頂多是盧世榮工作有點兒個別失誤,可在當時卻引起了軒然大波。於是,人們一哄而起,紛紛反對盧世榮。
短時間內就有這麽多人反對盧世榮,恐怕與皇太子真金有關。盧世榮剛開始言理財時,真金即深以為非,曾說:“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乎。恐生民膏血,竭於此也。豈惟害民,實國之大蠹。”這位義理派的代表人物,應該是這次反對盧世榮的幕後指揮者。
忽必烈
忽必烈原來是大力支持盧世榮的,後來見眾怒難犯,為了平息人們的憤怒之情,下令逮捕盧世榮入獄,命安童與各位老臣、儒士商議,盧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
幾月後,忽必烈問忽剌出:“汝與盧世榮有何言?”忽刺出回答說:“近漢人居中書省者,言世榮款伏,罪無遺者,獄已竟矣,猶日養之,徒費廩食。”於是,忽必烈下令殺死了盧世榮。
其實,盧世榮所行理財措施大有可取之處。他確實死得有些冤枉,盧世榮是朝廷中義理派同功利派鬥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