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應變罷世侯

忽必烈奪取政權、改行漢法期間,蒙古貴族內部改行漢法派和堅守祖宗舊法派的鬥爭相當激烈,漢人世侯與蒙古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以及漢法派內部義理派和功利派的鬥爭亦十分激烈,忽必烈奪取政權不長時間,就暴發了李理的叛亂。

李瓊是金末紅襖軍領袖李全的兒子。李全是金濰州北海(今山東濰坊)人。

金衛紹王至寧元年(1213),蒙古軍隊進攻山東,其母、兄弟都為亂兵所殺,加上金朝後期統治腐朽,剝削殘酷,無以為生,遂於仲兄李福等聚眾起義。

次年,紅襖軍首領楊安兒兵敗被殺,楊安兒的妹妹楊四娘子(名妙真)率眾來會,兩人結為夫婦,繼續與金朝統治者進行英勇鬥爭。宋嘉定十一年(1218),李全率軍進入宋境,投靠了宋朝。

第二年,幫助宋朝擊敗金軍,使金兵不敢再犯宋朝淮東。後來,李全又北上驅走金降將張林,占居益都(今山東益都),遂以益都為中心,發展起個人勢力來。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蒙古軍隊進入山東,包圍了益都。李全堅守一年以後,兵敗投降。

那時,蒙古統治者實行拉攏漢族軍閥的政策,遂任李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又稱益都行省),專製山東,隨即率軍南下攻宋。元太宗二年

(1230),攻占楚州,十月突襲揚州失利,次年正月為宋軍襲殺。

李全死後,由其妻楊妙真襲職。不久,楊妙真死,蒙古統治者又以李壇襲領益都行省,繼續統治益都等地,發展成為專製一方的世侯。

蒙古統治者為了招納和利用漢族地主武裝,進入中原之初,封任了不少象李瓊這樣專製一方的漢人世侯,初步建立了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

但在權益分配上,雙方仍然存在著矛盾。

從漢人世侯方麵來看,他們多數想發展自己的勢力,成為獨霸一方的地方統治者,個別世侯在自己勢力強大之後進而想奪取中央政權,成為全國的統治者,在當時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們有這些想法也不算奇怪。

從蒙古統治者方麵來看,他們是想利用漢人世侯,以幫助他們打天下,當然希望漢人世侯聽命於他們,而不希望漢人世侯搞獨立王國。因此,雙方的矛盾和鬥爭逐步向前發展。

李壇就是一個想搞地方獨立王國,進而想奪取中央政權的漢人世侯。他在自己勢力難以與蒙古抗衡的時候表示臣服蒙古,利用蒙古和南宋的矛盾,積極發展個人勢力。

因此,他臣服蒙古並非真心,曾多次拒絕蒙古統治者的征調。

蒙哥去世,李瓊更加積極發展自己的勢力,他一麵利用南宋虛於防守之機,進犯南宋,取漣水、海州等四城(今江蘇東海縣以東至漣水沿海一帶);一麵加修益都城防,儲存糧草,截留山東的鹽課和賦稅等,加緊反叛蒙古的物質準備。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其幼弟阿裏不哥也在漠北自立為帝,兩兄弟為了爭奪帝位大打出手,爭戰不休。李瓊乘此機會,屢次偽造邊警,“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為完繕益兵計”。

對於李壇的不軌行為,許多人都有所察覺,並向忽必烈做了密報。忽必烈為了全力對付阿裏不哥。對其不軌行為隱而不發,相反用高爵厚賞來安撫穩定李壇,以換取這位漢人世侯對自己的支持。

於是,忽必烈破格加封李壇為江淮大都督。李瓊並不滿足,又偽稱“宋調兵將攻漣水”,“請繕城塹以備”,忽必烈批準了李瓊的請求,下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鋌,以賞將士有功者,且賜銀三百錠,降詔獎諭”。又規定“蒙古、漢軍之在邊者,鹹聽節製”。

中統二年(1261)正月,李瓊又詭稱獲得漣水大捷,上書朝廷,忽必烈又下詔獎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士”。

繼而,李壇又“報宋人來攻漣水”,忽必烈又下詔“遣阿術、哈剌拔都、愛仙不花等悉兵赴之”,李壇遂乘機請求“節製諸道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中書省商議,準備“與矢三萬”,忽必烈下詔“給矢十萬”。

經過三番五次的要挾,李瓊取得了節製諸道所集兵馬之權,得以大規模修繕城壘,自恃兵精糧足,開始積極進行反叛活動。

為取得成功,李瓊積極與朝中王文統交結,並與山東河北等地漢族軍閥書信相通,希望取得他們的支持,以收到裏應外合之效。

王文統原來是金朝末年的經義進士,但他為學不局限於儒家,其他各家思想兼收並蓄,特別喜歡讀那些權術、謀略之書。

金朝滅亡以後,北方知識分子不是投靠蒙古,就是投靠歸附蒙古的漢人軍閥,而那些歸附蒙古的漢人軍閥也需要招攬謀士以加強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勢力。

王文統以自己所學權謀之術遊說漢人世侯,開始,沒有得到漢人世侯的賞識,後來投奔李壇,李壇與其討論天下大事,非常高興,當即留為幕僚。

王文統見自己的才學得到李壇的賞識也很高興,即教李壇借南宋以自重,乘機擴充軍事實力,等待時機,以求稱王。

李瓊以為王文統才華出眾,令其子李彥簡從其學習,王文統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李瓊為妻,由是,王文統深得李壇信任,“軍旅之事,鹹與諮決”。

忽必烈即位之前,大力搜羅人才以為己用,劉秉忠、張易等人曾向忽必烈推薦王文統,稱他為才智之士。後來,廉希憲、商挺、趙良弼等人也推薦過王文統。

因此,忽必烈剛一即位,就提拔王文統擔任中書省平章政事,行中書省事於燕京,主管中原漢地政務。

王文統執政後,參與國家大政方針之製定,頒布一係列條規,以革除賦稅、吏治諸方麵的積弊,又建議發行中統元寶交鈔等。

可以說,中統初年的各項政治經濟製度的建立,他都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理財方麵,既限製了蒙古、色目貴族的任意搜刮,又使國家財政收入大增,保證了忽必烈進攻阿裏不哥的物資供應。因而,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曾有意提拔他為丞相,但因他出身布衣,資望不足而作罷。

王文統雖為儒士,但不像一般儒士那樣空談義理,而是講究理財,注重功利,這種做法遭到義理派儒士的反對。特別是王文統得到忽必烈的特殊信任,更為這些義理派漢儒所不容。因此,他們不斷地向忽必烈說王文統的壞話。忽必烈聽了很不高興,因為他很重視講究理財的王文統,而不重視空談義理的許衡。忽必烈又曾與姚樞等人討論天下人才,當論到王文統時,姚樞說:“此人學術不純,以遊說幹諸侯,他日必反。”

王文統對義理派漢儒也不滿意,曾將張文謙擠出朝廷,又通過忽必烈,任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外示優尊,實際是不讓這些人在忽必烈身邊以備顧問。兩派之間的鬥爭在暗中悄悄地進行。

在這種形勢下,李壇通過書信往來,聯絡王文統一起造反。這時,王文統十分矛盾,若不答應李瓊,關於借重南宋、乘機擴充勢力、以求一逞的建策又是自己提出來的,不答應李瓊一起叛亂,有點兒自食前言。如果答應和李壇一起叛亂,又覺得對不起忽必烈對自己的信任。

原來向李瓊建策時,他僅僅是李壇的謀士,隻從李瓊的發展考慮問題。如今,他已經成了忽必烈的謀士,需要從整個國家的角度考慮問題。

特別是與忽必烈的幾年相處,他發現忽必烈確是一位聰睿豁達的難得的君主,有點兒願意為他服務了。所以,答應與李瓊一起叛亂,實在是對不起忽必烈。因此,對於李瓊叛亂之事,他一時不知如何處理為好。經過反複思量,他決定先不去向忽必烈告發,也不同意李壇立即叛亂,勸他再等幾年,意欲拖一拖時間,看看形勢再說。

至於山東河北等地漢人世侯,多數人和王文統的態度差不多,原來都曾經反對過蒙古統治,但和蒙古統治者,特別是忽必烈接觸以後,覺得忽必烈改行漢法,實行的一係列政策還可以接受,逐步轉變了態度,開始願意和忽必烈合作了。但他們意欲在和忽必烈合作的同時,仍然保持自己的一定實力,任這一點上,又與忽必烈的中央集權有所矛盾。

這些漢人世侯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中,答應與李瓊一起叛亂的人寥寥無幾,多數人取觀望態度,或者口頭答應,而實際上並不參與行動。

這種形勢對李瑾並不利,可他利令智昏,自認為有一支五萬多人的軍隊,兵精糧足;有嶽父王文統打入中央內部;又娶了諸王塔察兒之妹以結好於蒙古貴族;還有兒子封為平州總管,可為羽翼;又有山東河北等地漢人世侯原來的計劃和許諾,覺得自己的力量足可以與忽必烈抗衡了他不顧王文統暫緩舉兵的勸告,執意發動叛亂。

中統三年(1262)正月,李壇通知他在朝中為質的兒子李顏簡私自逃回,又遣使於南宋,獻漣海三城,請求宋人配合支援。

二月,乘忽必烈全力抗禦阿裏不哥之機,李壇發布檄文,殲滅蒙古戍兵,正式發動了叛亂。

消息傳至北方前線,忽必烈馬上籌劃對策,他問漢人幕僚姚樞說:“如今,李壇發動叛亂,你看如何?”姚樞回答說:“從李壇來說,此行可以有三策。若乘吾北征之隙,瀕海直搗燕京(今北京),控扼居庸關,據我於關外,驚駭人心,使中原波動,那是上策;若是與宋聯合,據守益都以為持久之計,經常出兵擾我邊地,使我疲於往返奔救,是為中策;如果出兵濟南,等待山東等地漢族軍閥應援,必將束手就擒,是下策。”

忽必烈又問:“如今這個叛賊將實行何策?”

姚樞說:“李瓊必出下策,隻能等著被俘。”

忽必烈聽後大喜,即刻派遣諸王哈必赤等率領各路蒙古、漢軍從北方前線轉師而南,前往山東平叛。又以不隻愛不幹、趙璧行中書省事於山東,予以配合。還命河北諸縣皆籍軍守城,兵員不足,則括答失蠻(伊斯蘭教徒)、畏兀兒、也裏可溫(基督教徒)等戶為兵。全力討伐李壇。

不出姚樞所料,李瑾果然沒有采用姚樞所說的上策和中策,而是按姚樞所說的下策,率兵進據濟南。李壇出兵獲勝,比較順利地占據了濟南,似乎取得了重大軍事勝利,對其奪取政權割據一方信心十足。

當時,李瓊確也投宋請求宋人配合支援,但李瓊投宋並不是出於真心,宋人對其並不完全相信,等到宋人收複漣海後,才封李瓊為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又令知淮安州、兼淮東安撫副使夏貴發兵以為應援。

夏貴並不賣力,隻在符離、蘄縣等處采取觀望之策,根本構不成對忽必烈的牽製和威脅。實際上,宋人和李瑾不過互相利用而已。

至於李瓊進據濟南所企盼的山東河北等地漢人世侯紛起響應,望穿秋水,也未見一人。

他叛亂起兵,移檄四方以後,響應者之一是太原總管李顏奴哥與達魯花赤戴曲薛等,他們“頌李瓊偽檄,傳行旁郡”,但還沒有來得及行動,就被拘捕。

另一響應者是受封為濟南公的軍閥張榮的兒子、邳州行軍萬戶張邦直兄弟等人,但張榮的孫子、萬戶張宏卻沒有響應,當李瓊率兵逼近濟南時,張宏就“偕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李壇也曾遣使招德州軍民總管劉複亨,也遭到拒絕。又遣使招部民盧廣,也不成功。

可見漢族地主武裝根本沒有起兵響應李壇,相反倒與蒙古軍聯合在一起,共同參加了平定李瓊叛亂的鬥爭。實際上,李瑾不過是一支孤軍。

忽必烈派遣的哈必赤的軍隊,很快開到山東前線。

四月,忽必烈又增派史天澤到山東節度各路軍隊,史天澤聽說李瓊進據濟南,笑著說:“豕突入芝,無能為也。”到了濟南,他對哈必赤說:“李瓊詭計多端,又有精兵,不宜同他硬拚,當以歲月斃之。”哈必赤深以為是,於是,“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把濟南團團圍困起來。

李瓊長期被圍,內缺糧草,外無援兵,軍心渙散,勢窮力蹙,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在這種形勢下,蒙古軍隊的漢人將領董文炳又向哈必赤和史天澤提議,暫緩武力進攻,用計擒破李壇,當即獲得史天澤批準。

於是,董文炳單騎驅馬進抵城下,向李瓊愛將田都帥等人喊話說:“反將隻是李壇,你們都是受蒙騙者,隻要投降過來,仍然是我們的人,希望你們不要執迷不悟,自取滅亡。”

這種攻心戰術果然奏效,田都帥等立時開城投降,城內頓時大亂,七月二十日,李瓊眼看大勢已去,於是投大明湖自盡,哪知湖水太淺,未被淹死。

正在這時,李瓊部眾奔上前來,李瓊以為他們來救自己,哪知這些人不由分說就把李瓊五花大綁捆縛起來,推推操操,送到蒙古軍前請賞去了。

李瓊被押至史天澤軍中,受盡折磨後被斬首示眾。

史天澤、嚴忠濟都是漢人世侯。很可能他們曾經與李瓊等約定共同起兵,因此,他們害怕李瓊吐露他們之間過去的關係,立刻把他在軍前處死了。但忽必烈對此事並未追究。

李瓊叛亂爆發以後,有人向忽必烈告發,說王文統曾經派遣其子王堯與李瓊互通信息,指使李瓊叛亂。

忽必烈立即把王文統叫到麵前,問道:“汝教瓊為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雲何,其悉以對。”

王文統回答說:“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王文統寫畢,欲上交忽必烈,忽必烈命其讀之,其文有“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為陛下取江南”之語,王文統希望忽必烈不要殺他,他可以幫助蒙古統治者攻滅南宋,統一天下。

正在這時,王文統給李壇的三封書信被查獲,送到忽必烈手中,王文統一見書信“驚愕駭汗”。

忽必烈指著信中“期甲子”之語,問王文統曰:“甲子之期雲何?”王文統回答說:“李壇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瓊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為是言,姑遲其反期耳。”

忽必烈非常生氣,說:“你不要多說了。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為此?"乃命左右斥去,綁縛起來。

隨後,忽必烈把竇默、姚樞、王鶚、劉秉忠、張柔等人召來,拿出王文統給李壇的三封書信,向他們問道:“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張柔則大聲喊道:“宜剮!”忽必烈又說:“汝同辭言之。”竇默等人異口同聲說道:“當死。”於是,忽必烈就把王文統處死了。

忽必烈對王文統私通李壇之事既有清醒的認識,處理又特別謹慎。他聽了回回的話,回答說:“昔姚公茂(姚樞)嚐言王文統必反,竇漢卿(竇默)亦屢發其奸,秀才豈盡反耶。”忽必烈雖然這麽說,但對曾經推薦過王文統的廉希憲、張易、商挺、趙良弼、劉秉忠等漢族文人仍然有所懷疑。

興元同知蜀地降人費正寅乘機上告廉希憲是王文統在西南地區的朋黨,商挺為王文統的羽翼,又引陝西行省都事趙良弼為輔等。

於是,忽必烈下令將商挺、趙良弼逮捕審訊。經審訊和調查,發覺費正寅完全是以私怨主觀臆度和誣告,立即宣布商挺和趙良弼無罪,予以釋放。被懷疑的其他幕府舊臣也在查明事實真相後解除了嫌疑,並繼續受到重用。

對地方漢人軍閥與李壇勾通的追究,忽必烈更表現出極大的理智和寬容大度。

在地方漢人軍閥中,雖然隻有張邦直等人附叛,但與李壇書信相通的漢人世侯不算少數,特別是在金朝滅亡之初,他們互相往來比較頻繁,可能有過相約抗蒙之事,因此,才有史天澤軍前擅殺李壇之事。

忽必烈清楚地認識到這批漢人軍閥,都有一定的政治軍事實力,如果處理不好,就會激起他們的反抗,影響他同阿裏不哥的鬥爭以及同南宋的鬥爭,弄不好,他這個新生政權就有垮台的危險。

經過認真思考,忽必烈決定對這些漢人軍閥進行拉攏和安撫,而不去追究他們與李瑾的關係。

忽必烈在追究李瓊叛亂的問題上處理得如此謹慎和寬容,基本上安定了全部漢人官僚,有效地鞏固了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專政。

忽必烈雖然沒有追究與李瓊有牽連的人,但通過李瓊叛亂,看到了集兵權與民權於一身的漢人世侯的危險。大臣們也紛紛上書,“謂李壇之變,由諸侯(主要指漢人世侯)權太重”。於是,忽必烈開始一步一步地剝奪世侯的權力,加強中央集權。

漢人世侯史天澤在李壇叛亂中是一個重點懷疑對象,忽必烈雖然沒有追究他以前和李瓊的關係,但對他的猜忌也有所表露,一些大臣更明確地說出了“李壇之變,由諸侯權重”的話,等於向他敲了警鍾。

史天澤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借李瓊叛亂之事,率先上書說:“兵民之權,不可並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張柔諸子中,張弘略、張弘範都交出了兵權,嚴忠嗣也例解兵權,居於家中。

史天澤在漢人世侯當中不但勢力很強,而且頗有影響,他這麽一帶頭,就為忽必烈剝奪世侯權力提供了方便。於是,忽必烈開始大幅度地削弱漢人世侯的權力,改革地方政治。

中統三年(1262)十二月,忽必烈下令在各路實行軍民分治。原來的世侯之家,集地方軍、政、財權於一身,任免屬下官吏、生殺予奪,都由世侯說了算,實際上成了地方的小獨立王國,這是李壇能夠擁軍叛亂的主要原因。

有鑒於此,忽必烈規定“各路總管兼萬戶者,止理民事,軍政勿預。其州縣官兼千戶、百戶者仍其舊”,“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

又規定,“諸路管民總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縣及鷹坊、人匠諸色事務者,罷之”。將世侯大部分管民權及部分管軍權收歸中央,有效地抑製了世侯的勢力。

中統四年(1263)正月,忽必烈為了進一步限製私人的權力,規定諸奧魯官(奧魯,意為“老小營”,指征戍軍人的家屬所在,為管理軍需後勤的組織)不再隸屬於萬戶,成立了專領在籍軍士家屬並負責軍需後勤的奧魯總管,凡奧魯官內有各萬戶子弟及私人者,一律罷免。

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鑒於李瓊叛亂,廉希憲又上奏說:“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鹹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

忽必烈認為廉希憲說得很有道理,立即宣布取消世侯的世襲製,行遷轉法。無論是地方的都邑,還是世侯封地,都要通過考核選拔和罷黜官吏,再也不允許世侯自選了。

繼而,忽必烈又下令取消漢人世侯的封邑。史天澤將衛州封地主動歸還朝廷,張柔、嚴忠濟等漢人世侯的封戶也全部改為民籍,歸屬有關機構管轄。

通過以上措施,忽必烈有效地限製了地方軍閥的勢力,使漢人世侯威風掃地。地方軍閥的勢力再也沒有能力對抗中央了,忽必烈有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

忽必烈在李瓊叛亂期間始終鎮定自若,大有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之勢,運籌帷幄,指揮有方,短期內平定了叛亂。叛亂以後的善後處理,也表現出極高的聰明和才智,即使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保持下來,亦削弱了漢人世侯的勢力,有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了自己的新生政權。忽必烈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既明智又果斷,充分體現了一位政治家風度。曆史證明,他當時的做法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