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勝千裏顯奇謀

忽必烈生於草原上的黃金家族中家族,於鞍馬之間習馬練箭,練就一身騎馬射箭的好本領。

但忽必烈又與一般的蒙古人不同,不但自己能夠騎馬射箭,更重要的則是能夠指揮他人騎馬射箭。

在忽必烈的一生中,由他親自指揮的戰役並不多,主要有長途跋涉的雲南之役、奇兵進圍鄂州之役和親征阿裏不哥、親征乃顏之役,這幾次戰役,忽必烈都沒有打敗仗,可以看出忽必烈的戰略戰術指揮思想。忽必烈的軍事才能,更多的則不是表現在戰術上。

在戰略上,他不僅善於指揮士兵,而且善於指揮大將,具有統籌全局、高屋建瓴、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戰略思想。

在多年的征戰中和漢族儒士的幫助下忽必烈逐步悟出了“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的道理,開始改變以前一味征伐之做法,采取“攻心為上”的戰略策略。

他在平大理的過程中,令姚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禁止濫殺。

滅宋戰爭發起後,要伯顏以宋朝大將曹彬為榜樣,不嗜殺掠,做他的“曹彬”。又優待降將,示之不疑,委以重任,劉整、呂文煥、張弘範等均授予方麵之權。

這些做法目的就是為了籠絡和瓦解敵方的軍心,以便迅速取勝。他發動滅宋戰爭,本來是要統一天下,卻抓住宋朝羈留使者之事,大做文章,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宋朝無故拘留使者,不仁不義,然後他再擺出一副正義之師的架式,大舉進攻,以期收到瓦解對方鬥誌、鼓舞己方士氣的效果。

事實上,他的戰略目的確實達到了。“攻心為上”的策略,本來是漢人發明的專利,但忽必烈采用漢法以後,運用起來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完全可以使一些漢人為之汗顏。

在忽必烈的軍事思想中,集中兵力、解決主要矛盾的思想亦比較突出。他在即位之初,麵對進攻南宋和平定阿裏不哥之亂等諸種矛盾,毅然決定暫時停止攻宋,集中兵力對付阿裏不哥。

在平定阿裏不哥之亂期間,對其他勢力極力拉攏,很快取得旭烈兀軍等人的支持,並將阿裏不哥身邊的玉龍答失等人拉到自己身邊,使阿裏不哥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這種集中兵力對付主要敵人的策略使忽必烈獲得了成功。

在對宋戰爭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他在滅亡南宋的條件不成熟的形勢下,提出了對宋迂回大包圍的戰略,親自率領軍隊越雪山,過草地,履幽穀,曆窮鄉,衝破各種艱難險阻,戰勝各種饑餓和困憊,終於滅掉了大理,實現了對宋的戰略包圍。

成熟之際,他又不失時機地發動了滅宋戰爭,一改原來主攻鄂州的作戰方略,從襄樊突入,不計一城一地之得失,抓住主要矛盾,直攻南宋首都臨安,結果又使忽必烈大獲全勝。

在軍事統禦製度方麵,忽必烈鑒於諸王盡專兵民的弊害,力主實行中央集權,斷然罷黜世侯,設置牧守,實行軍民分職。

在滅宋戰爭時,他就授予伯顏以方麵之權,全權處理滅宋事宜。後來,重新整頓軍隊,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一套統一的軍事領導體製,選拔蒙古精銳,仍為怯薛軍,保衛皇帝,歸自己直接指揮。

忽必烈又設立樞密院專理天下兵馬之事,挑選天下精銳聚於腹心,成立侍衛親軍,歸樞密院直轄。樞密院還要直轄各地蒙古軍和探馬赤軍,過問各行省兵馬,將軍權全部集中到中央。

這種軍事集權製度的出現,正是忽必烈學習漢族軍事思想的結果,是忽必烈采用漢法的一個表現。

在軍兵種方麵,忽必烈在原來騎兵和步兵的基礎上,發展了炮手軍和水軍,不但中央的軍隊有炮手軍,各路也有炮手軍;不僅蒙古軍隊中有炮手軍,漢軍及各鎮戍軍隊中也有炮手軍,不但陸地作戰用炮,而且水上作戰也用炮。使蒙元軍隊從單一的騎兵製發展成為多軍兵種的強大的武裝力量。

在作戰方法和戰略戰術方麵,改變了原來單一的大迂回、大包圍、平原野戰和奇襲取勝的方式,常常水陸齊出,先用大炮轟擊,掃清障礙,繼而以步騎衝殺,一舉獲勝。

經過忽必烈的軍事改革,凡是重大戰役,再也不是單靠鐵騎作戰,而是騎、炮、艦諸軍聯合行動,協同作戰。無論是野戰、奇襲、長圍,還是陣地戰、攻堅戰,忽必烈的軍隊都能適應,從而使蒙元的戰略戰術發生了重大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後勤供應也是前線作戰能否取勝的重要因素之一。忽必烈之前,蒙古軍隊的後勤供應沒有章法,主要靠陣前擄掠,即實行“因糧於敵”的政策。

後來規定,“奧魯”隨軍,由奧魯負責軍隊的後勤供應,也主要是靠繳獲敵方的糧草武器等。

忽必烈總結了前代寓兵於農的曆史經驗,要求軍人且耕且戰,“屯戍以息兵,務農以足食”,逐步建立起軍隊屯田製度。無論是中央的侍衛親軍,還是地方上的鎮戍軍,都要進行屯田,並相繼在河南、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等行省境內設置屯田機構。

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與北方諸王戰爭爆發,忽必烈除了抽調人力物力從事糧餉轉運外,又在戰區及其附近的陝西、甘肅、嶺北、遼陽以及征東行省等地駐地屯田,以保障軍需供應。這種寓兵於農的軍事思想也是忽必烈學習漢法的結晶,是曆史上的一個進步。

軍事將領為執行落實正確戰略戰術的根本,假如戰略戰術製訂得再好,沒有人去執行和落實,也是一句空話。因此,忽必烈特別重視對將領的籠絡和使用。

他不管是哪個民族,隻要有軍事才能,就破格任用。在他所任用的軍事將領中,既有蒙古人、色目人,也有漢人。

忽必烈對這些將領賞罰分明,凡是立有戰功者都予以獎勵,除了賜給土地、物資等物質獎勵外,還常常賜號“拔都兒”等,進行精神獎勵。

忽必烈就使用這種辦法,使用了大量軍事將領,基本上運用自如,甘心為其效命盡忠,不懷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