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重決策

中書省、樞密院等官府建立以後,官僚機構內部的吏治和效率,使忽必烈感到很不如願,他決定還要進一步完善,才能適應政府運行機製。

有一次,忽必烈詢問應召的轉運使張雄飛等人:“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廈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

張雄飛回答:“古有禦史台,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奸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

忽必烈聽了,連連稱善。宰相廉希憲和翰林學士高智躍也向忽必烈提出過盡快設立禦史台的類似建議。

至元五年(1268)七月,忽必烈下令設立禦史台,以右丞相塔察兒為首任禦史大夫,張雄飛則擔任侍禦史。此外,還設禦史中丞、治書侍禦史等。

禦史台的職司主要是糾察百官貪贓不法和諫言政治得失。忽必烈本人對禦史台格外重視。

禦史台由台院、殿中司、察院三部分組成。台院設大夫、中丞、侍禦史若幹員,是禦史台的首腦機關。殿中司設殿中侍禦史,專門糾肅朝儀和監督大臣奏事等。察院設監察禦史三十二人,專掌舉刺百官善惡和諷諫政治得失。

禦史台官員任用,依然是蒙古人居長,參用一定數量的漢人。禦史大夫,開始就貫徹非蒙古“國姓”不授的原則,而且以蒙古勳舊貴胄“大根腳(家世、出身)”為主。

首任禦史中丞為帖赤和阿裏,從名字看,此二人並非漢人。

後來,參用的張文謙、董文用、崔彧、張雄飛等漢人中丞,多半是忽必烈親自選拔的藩邸舊臣。監察禦史起初均為漢人,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經崔或提議和忽必烈批準,改作蒙古人十六員、漢人十六員。還確定了台察官自選的規則。

禦史台設立伊始,忽必烈就頒布《立禦史台條畫》,規定其糾彈不法、上書言事、照刷文卷以及監督刑獄銓選等職司。

半年後,忽必烈又下令建立隸屬於禦史台的四道按察司。後來又改建二十二道肅政廉訪司。還增立江南、陝西二行禦史台。

忽必烈建立的禦史台,具有品秩高,自成與中書省、樞密院鼎立的係統,台諫合一,地方監察高度完善等特色。

禦史台的建立,使忽必烈在實行漢法官製方麵達到了最高點,從而給元帝國的朝政添加了新的監察機製。立台數月,即追理侵欺糧粟近二十萬石,在整頓吏治方麵取得了較明顯的成效。

忽必烈知人善任,使用了一批傑出人才擔任台察相關職務,也是禦史台成效顯著的重要原因。

蒙古勳貴玉昔帖木兒任禦史大夫,“事上遇下,一本於誠”,敢於在忽必烈大發雷霆時爭辯不已,言辭耿直,甚至讓忽必烈也不得不息怒。

當權臣阿合馬以“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為由,欲將按察司並入轉運使司且請路府與憲司互相照刷案牘時,玉昔帖木兒斥責道:“風憲所以戢奸,若是,有傷監臨之體。”

玉昔帖木兒終於挫敗了阿合馬廢黜、打擊按察司的陰謀。

至元二十八年(1291),權相桑哥倒台,最終也是玉昔帖木兒率怯薛近侍在忽必烈麵前輪番奏劾的結果。

崔或負才氣,剛直敢言,頗受忽必烈器重。阿合馬、桑哥垮台後,忽必烈兩次命令他出任禦史中丞,整頓台綱,在確定台察官自選和台察官皆得言事,奏劾貪官汙吏及權相奸黨等方麵多所建樹。忽必烈對他的各種奏議,多半是言聽計從。

至元二十九年(1292),崔或劾集賢院官詹玉貪酷暴橫,謊報江南有叛,矯命乘傳往鞫。忽必烈立即諭旨:“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嚐知之。其亟擒以來。”中書省奏請以崔或為中書省右丞,忽必烈的答複是:“崔或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可見,對崔彧了解之深,委任之專。

監察禦史姚天福常常廷折權臣,忽必烈嘉獎他的剛直,賜號“巴兒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若老虎。後來,在糾正禦史台設大夫二員和廢黜按察司等錯誤上姚天福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忽必烈憑借禦史台監察百官的同時,又相繼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理財大臣,替他搜刮財富。而當禦史台官員檢舉糾劾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違法行為時,忽必烈總是有意無意地站在這些理財大臣一邊,予以包庇袒護。

陳思濟、魏初相繼奏劾阿合馬不法,忽必烈隻令近侍對奏章略加核實,不了了之。

而且,讓近侍核對彈劾事實,本身就是將禦史置於近侍監督之下的不恰當做法,就是對禦史監察權的某種壓製和侵犯。

忽必烈對被糾劾的權臣的縱容庇護,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致使相當長的時期內中書省(尚書省)與禦史台相對立,省臣壓製台察的情況十分嚴重。

其實,忽必烈並非未覺察阿合馬、桑哥等權臣的違法行為,也並非不知道台察官的重要性,隻是他要從事滅南宋、平定蒙古叛王及海外征伐等大規模的軍事活動,需要權臣為其斂財養兵。因此,隻好暫時壓抑禦史台監察官。阿合馬被殺後,忽必烈命令崔彧出任禦史中丞。

不久,崔彧卻因奏劾上任不足十日的右丞盧世榮而忤旨罷職。而當桑哥垮台後,忽必烈再次任命崔或為禦史中丞,整頓台綱。這些均能說明忽必烈對台察官和理財官交互重用,取其所需的真實用意。

出於上述複雜矛盾心理,忽必烈有時的舉措也會令人費解。例如,阿合馬死後其罪狀被揭露,忽必烈以監察官失職為由,撤換了禦史中丞以下的大部分官員,又飭戒台察官員:“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台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杖之,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桑哥事敗後,忽必烈再次指斥道:“桑哥為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汝台臣難雲不知。”

最後,在大夫玉昔帖木兒的提議下,將久任台察者罷免,新任者暫留。

台察官在糾彈理財權臣的過程中,得不到忽必烈的充分支持,事後卻屢受責難,甚至被當作替罪羔羊,這的確叫人啼笑皆非。

表明禦史台監察官雖然在忽必烈朝得到長足的完善和發展,但因其禦用鷹犬耳目的根本屬性,始終不能擺脫忽必烈對台察官、理財官同時重用的兩難。其正常功能無法充分發揮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三大官府相繼建立前後,忽必烈身旁的一群漢族官員還幫助他詳細論證了上述官府的構建體係及其相互關係。

許衡曾經和劉秉忠、張文謙曆考古今官製的分並統屬之序,又把省、部、院、台、郡、縣等百司的聯屬統製,繪製為圖,然後奏請於上。朝廷官員們還就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三官府的公文行移規則,進行集議。

當時,商挺任職樞密院,高鳴任職禦史台,兩人都不喜歡許衡的見解,堅持定為谘稟。還以“台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等語試圖令許衡讓步。

雙方各不相讓,一起把自己的意見向忽必烈奏報。

最後,忽必烈裁定:“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由此確定了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三大官府公文行移的基本規則。

作為蒙古草原古老傳統的忽裏台貴族會議,盛行於蒙古國時期。而皇帝主持的若幹樞要大臣或省院台大臣奏聞,又是窩闊台時期形成的雛形,至忽必烈朝最終確立的。

元朝建立後,樞要大臣奏聞逐步成熟,並隨著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的相繼建立,完成了向省院台大臣奏聞的過渡。

王惲《中堂事記》說,中統二年(1261)四月六日“諸相人見”“因大論政務於上前,聖鑒英明,多可其奏”。

四月十三日,“諸相入朝,以議定六部等事上聞,綸音撫慰,大允所奏,曰:向來群疑,煥然冰釋”。

中統三年(1262)二月,忽必烈召見竇默、姚樞、劉秉忠及張柔,拿出李瓊給王文統的書信讓他們看。忽必烈問:“汝等謂文統當何罪?”竇默、姚樞、劉秉忠等文臣異口同聲地回答:“人臣無將,將而必誅。”

於是,忽必烈下令殺了王文統。這是忽必烈與漢族臣僚議定誅王文統的較特殊的樞要大臣奏聞。

此後,仍不時有“奏事內廷”“廷臣奏事”“凡省台監奏事奏已,上或有所可否”之類的記載。以上記錄,雖然比較零散簡單,但大體包含了若幹大臣奏事和議論政務,皇帝“有所可否”,乾綱獨斷等基本內容,故不失世祖朝以降省院台大臣奏聞的概括描繪。

王惲及馬祖常經常提出批評建議,主要是參照漢唐等傳統王朝的皇帝定期視朝製度而發的。他們之所以提出非議,不外是忽必烈以降的蒙古皇帝沒有像漢唐兩宋那樣,采取嚴格繁縟的禮儀,定時、定地朝見文武百官,處理政務。

忽必烈以降不是沒有“視朝”,而是采取了省院台大臣奏聞的特殊方式,進行最高決策。

這種奏聞方式,與漢地王朝百官均能參加的“常朝”有較大差別,即時間不固定,地點不固定,參與者也隻是少數省、院、台親貴大臣及怯薛近侍。

在這種特殊“視朝”方式下,大多數漢族臣僚“鮮得望清光”,自然會憤憤不平。在漢族臣僚紛紛揚揚的非議聲中,省院台大臣奏聞的特殊“視朝”方式就被曲解和掩蓋了。

忽必烈采取這種特殊的“視朝”方式,原有兩個:其一,自元世祖忽必烈開始,蒙古統治者在部分吸收漢法、運用漢法的同時,仍較多保留了蒙古草原舊俗。保持蒙、漢政治和文化的二元結構及蒙古貴族的特權支配,這始終是元帝國的重要國策。

受此國策的影響,蒙古統治者雖然逐步減少了忽裏台貴族會議在最高決策中的比重,但不願意也不可能照搬漢地式的“常朝”。

其二,元代朝廷用語一般是蒙古語。忽必烈等大部分蒙古皇帝不懂漢語,大部分漢族臣僚又不懂蒙古語,君臣間的上奏和聽政,不能不受語言隔閡的較嚴重製約,而需要借助怯裏馬赤譯員做中介。

這種情況下,文武百官朝見皇帝和上奏政事,就變得十分困難。忽必烈自然而然地會經常使用少數蒙古人和熟悉蒙古語的色目人、漢人大臣參加的省院台大臣奏聞,來代替漢地式的“常朝”。

人們從世祖初參與省院台大臣奏聞的中書省宰執廉希憲、張文謙都精通蒙古語,左右司郎中賈居貞“由善國語,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人奏”;右丞相史天澤自稱“老夫有通譯其間,為諸公通達爾”等史實,也能窺見一斑。

這似乎是忽必烈朝開始的省院台大臣奏聞具有自身特色而異於前代常朝的另一個直接原因。

忽必烈朝每次奏聞均留有具體準確的年月日。但所載奏聞上下相隔時間,則因史料零散和不完整,或隔數日,或隔數年,無法見識其真麵目。

比較而言,王惲《中堂事記》所保存的有關元初省院台大臣奏聞的時間記載,是相當完整和珍貴的。

另外,在相關的官方文書等史料中,除了記載省院台大臣奏聞的舉辦年月日外,又加綴四怯薛番直次第日期,而且這類加綴始終如一,未見變動。這應是蒙古怯薛番直製度滲入省院台大臣奏聞在日期記錄上的實際反映。

省院台大臣奏聞舉辦的地點可分三類:

一是大都皇宮內,如大都皇城西殿,皇城暖殿,香殿,紫檀殿等。二是上都宮殿及斡耳朵內,如上都斡耳朵火兒赤房子等。三是兩都巡幸途中的納缽及大都郊外行獵處。

舉辦時間不固定,場所或兩都宮內各殿,或巡幸途中納缽(皇帝牙帳),變化多端,靡有定所。這或許是忽必烈朝省院台大臣奏聞顯得不甚正規而容易被人們忽視的重要原因。

其實,在看待省院台大臣奏聞的舉辦時間和場所時,無疑有一個采用何種標準或尺度等問題。如果用漢地王朝正規禮儀意義上的“常朝”作標準,忽必烈朝省院台大臣奏聞似乎不倫不類,難登大雅之堂。如果從蒙古“行國”“行殿”的草原遊牧傳統角度去觀察分析,就比較容易得出合理的認識了。

所謂“行國”“行殿”,均是無城郭常處,逐水草而居的遊牧國君棲息理政習俗。忽必烈朝開始的省院台大臣奏聞時間和場所的不確定性,正是這種習俗在朝廷議政決策方式上的表現。

也就是說,時間和場所的不確定性,是蒙古草原習俗給省院台大臣奏聞帶來的印痕,並不影響其視朝和最高決策的屬性和功能,故無可厚非。

出席省院台大臣奏聞的,除了主持人皇帝外,由上奏大臣與陪奏怯薛執事兩部分組成。上奏大臣主要來自中書省(尚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宣政院等四個樞要官府。其中,尤以中書省官員比例最大。間或也有秘書監、司農司等個別寺監。這與元代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宣政院長期擁有獨立上奏權及中書省總轄百官上奏的製度基本吻合。

關於上奏大臣的人數,鄭介夫說:“今朝廷得奏事者,又止二三大臣及近幸數人而已。”

張養浩說:“況今省台奏事,多則三人,少則一人,其餘同僚,皆不得預。”

以上說法,似乎符合忽必烈朝的情況。上奏大臣僅僅二三人,很可能是忽必烈等皇帝沿用蒙古那顏及伴當舊俗,看重少數大臣長官上奏所致。

怯薛近侍以陪奏者的身份參與省院台大臣奏聞,是元代朝政中值得注意的現象。

雲都赤,蒙古語意為“侍上帶刀者”,怯薛執事官之一。單就帶刀護衛的職司而言,雲都赤的陪奏,起初主要是護駕防奸。

實際上,陪奏的怯薛執事並不止雲都赤,還有速古兒赤(掌尚供衣服者)、怯裏馬赤(譯員)、火兒赤(主弓矢者)、博兒赤(掌烹飪飲食者)、昔寶赤(掌鷹隼者)、必闍赤(掌文書者)、阿塔赤(掌牧養禦馬者)及給事中等。尤其是速古兒赤陪奏出現的次數甚至超過雲都赤,居怯薛執事之冠。

陪奏的怯薛執事,大抵是依其所在的四怯薛番直,分別負責皇帝的生活服侍、護駕、文書記錄、聖旨書寫等職事。

但在陪奏時有些怯薛執事官的實際作用並不限於其原有職司,而是重在輔佐皇帝裁決機密政務,軍政財刑,無不涉及。如曾充任元世祖禦前侍從的賀勝,“無晝夜寒暑,未嚐暫去左右”,雖然身為漢人,也可“留聽”“論奏兵政機密”。

按照“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廷,則執其事如故”的製度,某些帶“大夫”“院使”等官銜的宿衛大臣,在省院台大臣奏聞的場合,仍是以內廷宿衛的身份出現的。在皇帝及其他人心目中,他們也是與一般出身的省院台大臣有別的“近臣”。

省院台大臣奏聞的參加官員,由上奏大臣和陪奏怯薛兩部分人員組成,表麵上看似乎是偶然的。事實上,它反映了忽必烈朝以降省院台外廷官和怯薛內廷官的內外銜接及其在省院台大臣奏聞中各自所處的位置和功用。怯薛執事是蒙古國時期草原遊牧官的核心部分,也是蒙古汗廷的基本職官。

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則是忽必烈開始建立的漢地式樞要官府。二者長期在內廷和外廷並存且有一定的分工合作。

怯薛執事實際上類似於漢代的“內朝官”,省院台大臣則類似於“外朝官”。二者以陪奏和上奏兩種角色參加省院台大臣奏聞,從而使之某種意義上成為皇帝主持下的內廷怯薛、外廷省院台大臣的聯席決策形式。

省院台大臣奏聞的議政內容相當廣泛,軍事、民政、財賦、刑法,監察、驛站,都在省院台大臣奏聞的議政內容之列。

關於省院台大臣奏聞的具體程序和決策方式,《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一》《逃亡·處斷逃亡等例三款》載: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安童怯薛第一日,本院官奏,月的迷失奏將來有,鎮守城子的軍人逃走有。在先,那逃走的根底一百七下打了嗬,放了有來。那般嗬,慣了的一般有。

如今那般逃走的每根底,為首的每根底敲了,為從的每根底一百七下家打嗬,怎生?麽道將來有。俺與省官每忙兀歹一處商量來。忙兀歹也說,我也待題來。若不那般禁約嗬,不中的一般。麽道說來。葉右丞也那般道有。玉速帖木兒大夫俺一同商量的,依著月的迷失的言語,為首的每根底敲了,為從的每根底一百七下家打了,懲戒嗬,怎生?麽道。奏嗬,為首的每根底問了,取了招伏嗬,對著多人訂見了嗬,敲了者。為從的每根底,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裏一百七下打了,放者。麽道,欽此。

此硬譯體公文的前半,是樞密院轉達江西行樞密院官月的迷失有關處罰逃軍的奏章,也包括月的迷失和江淮行省左丞相忙兀歹的商討意見。

隨後又是樞密院官與中書省右丞葉李、禦史大夫玉速帖木兒會商後擬議奏報的處理意見。最後,是以世祖忽必烈聖旨形式出現的朝廷決策。所反映的上奏、擬議、決策三程序,前後相連,井然有序,不失為省院台大臣奏聞的議政決策的一個典型。

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忽必烈任用盧世榮為中書省右丞,掌管財政,控製了中書省的實際權力。未逾十日,反對盧擔任宰相的禦史中丞崔彧被罷黜。翌年正月,盧世榮又以中書省的名義,奏請廢黜了江南行禦史台。

應該強調的是忽必烈在省院台大臣奏聞中的最高決策權十分突出,行使最高決策權時比較認真。所下達的聖旨多半比較具體且帶有針對性,多半不隻是對省院台大臣上奏意見的簡單同意,而是要加入皇帝個人的一些決斷意見。

最典型的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十五日省院台大臣奏聞時尚書省左丞葉李上奏設立太學事,忽必烈所降聖旨曰:

您說的宜的一般,那田地裏立太學,合讀是什麽書,合設學官並生員飲食分例,合立的規矩,外頭設儒學提舉去處寫出來,我行奏著,那時分,我回言語。欽此。

元世祖忽必烈在肯定葉李設立太學及各路儒學提舉司奏議合理性的同時,又進一步要求臣下就太學所讀書籍、所設學官、生員飲食分例等規則,以及設置儒學提舉司的具體地點等,擬出詳細方案,然後重新上奏,以便皇帝作出相應的決策。

世祖忽必烈在位三十餘年,雖留下中統二年以“手詔”答四川降將楊大淵等零星記載,但另一些史料又表明“手詔侍郎楊大淵”乃翰林院詞臣王惲所代筆。

黃縉《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墓誌銘》所載頗有價值:“都功德使所掌祝鼇槍禳,皆朝廷重事,每人對上前,都事則載筆以從,書其奏目及所得聖語。雖在庶僚,而日近清光,士林中以為榮。”

按照黃縉的說法,省院台大臣奏聞的最終決策形式皇帝聖旨,或是由隨同上奏大臣的都事等首領官身份者“載筆”書寫的。

除都功德司都事外,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等大臣也攜有經曆、都事、直省舍人等,或許這些人也執行“載筆”“書其奏目及所得聖語”的任務。這又不失為省院台大臣奏聞聖旨決策多數為口頭而非皇帝親自書寫的證據之一。

蒙古國時期朝廷的決策方式主要是忽裏台貴族會議。參加忽裏台的貴族們大抵奉行平等議事的原則。對軍國大事,大汗不能單獨決斷,而必須經過貴族會議的討論和認可。忽必烈朝確立的省院台大臣奏聞則不然。

奏聞的主持者和裁定者明確是皇帝,參加者包括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等上奏大臣和陪奏怯薛執事。

奏聞中,省院台大臣雖然可以參與奏議,並擬出初步處理意見,但其身份是大汗的臣仆,“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裁決權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對省院台大臣奏聞全過程擁有主導權。

忽必烈以忽裏台會議的使用逐漸減少,省院台大臣奏聞越來越多地充當朝廷主要決策方式,說明後者基本適應了大汗專製集權的發展趨勢。省院台大臣奏聞作為最高決策方式,比忽裏台貴族會議有了明顯的進步。

省院台大臣奏聞對中書省的大都留省和上都分省製也帶來一定影響。由於元世祖以降兩都歲時巡幸的長期施行,中書省在每歲春夏常因扈從和留守分作上都分省和大都留省兩部分。人們習慣上稱大都留省為“都省”,扈從上都的中書省官員為“分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