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課 開啟“通才”之路

假如你認為教育是昂貴的話,你不妨嚐試評估無知的代價。

中國高校教育關於“通才”的思考幾十年前,哥倫比亞大學學子兼名譽文學博士馮友蘭在回憶清華大學往事時,不無遺憾地說:

“當時教授會經常討論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是大學教育的目的問題。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是哪一種人才呢?是通才呢?還是專業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課程設置方麵要求學生們都學一點關於政治、文化、曆史、社會,總名之曰‘人文科學’。如果是專業人才,那就不必要有這樣的要求了。這個分歧,用一種比較尖銳的提法,就是說,大學教育應該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

究竟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這不僅是清華大學,也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教育者始終在思考著的一個大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國人難免會因方向不明確而喪失思考和創造的能力。而在這樣教育目標模糊的情況之下,談論和展望中國的未來將要如何如何,中國教育的未來將要怎樣怎樣,也就變得缺乏底氣,似空中樓閣了。

馮友蘭,這位經過哥大思想熏陶過的中國人,深刻地認識到通才教育的重要意義,在他擔任清華和北大的教職工時,曾就中國要進行通才教育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見解。培養“人”,還是培養“機器”,一針見血地指明了當代教育的軟肋所在。

同樣出自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教育家杜威,在經過了哥大的思想錘煉之後,與馮友蘭有著類似的見解:

“一種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會將任何程度的職業訓練與社會、道德及科學的邊疆教育相隔離,大學應該是成‘人'的搖籃。”

其實,早在1941年4月,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便借著清華紀念建校30周年舉行學術討論會的機會,與著名教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學子潘光旦先生合作發表了《大學一解》一文,並指出:

“大學期內,通專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親民之效。”

這段話放到今天來看,依然極有現實意義。綜觀如今的大學教學,我們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的大學在新生還未進校門之前,高考誌願的填寫中就已經讓學生選擇好了自己的專業。如果學生最終為某個學校所錄取,則你的專業基本也被確定好了。

其實,學生在當時對很多學科都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認知度,當時所選的專業,憑借的也是師長朋友的建議、自己的直觀感受或是當時的社會熱門專業等。而這個選擇,往往維係了一個學子整個的大學生涯甚至於整個人生,可見其分量之重,責任之大。

前不久,某報刊上登載,一清華大學化學係碩士生在泉州一學校跳樓自殺,在他的遺書中有這樣的文字:“對不起,我找不到工作……爸爸媽媽,兒子不孝,找不到工作……不願意成為家裏的拖累,這就是我選擇……的原因。”

類似的事件,相信你曾經必然也聽說過。在對這樣的事表示痛惜的同時,我們是否更應該深刻思考慘案發生的根源:名牌大學的碩士生,為何連個工作都找不到?畢業,難道真的等於失業嗎?

要知道在中國的很多貧困地區,父母為了自己的孩子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不惜傾盡自己的全力,將孩子送進學校深造,冀求孩子能夠有一個輝煌的前途,光宗耀祖。孩子背負著父母和親戚沉甸甸的期望,踏上了自己的求學之路。原本滿懷期望,在畢業之後能夠有一番作為,減輕家人的負擔,卻沒想到,求職之路竟然比求學之路更加坎坷,處處碰壁。經受不住重重的壓力,終於令慘劇發生……

透過事實,我們看到,學生本身縱然要在這種事情上自負一定責任,如受挫折承受能力太差、思想不夠積極等,但不可否認,教育者更應該就中國的教育模式好好地做一下檢討和反思,學生在學校裏到底學到了什麽?如果他的所學是社會所需所求的,那麽畢業又怎麽會和失業畫起等號?

綜觀如今的大學生,在人才的競爭中其優勢並不突出,抱怨“工作難找”至少是“好工作難找”的畢業生不在少數。通過對這個群體的了解,我們發現,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學校中所學的東西知識麵太窄,與企業所需的綜合素質存在相當大的差距,由此在找工作時受到不少限製;而且如果所學的專業本身比較冷門,則可供選擇的職業就更加少,而其他職業又因了解不多,更非自己所能勝任,極其尷尬無奈。

對於這個現象,上海大學校長錢偉長有著很大的感觸:

“我一向主張大學教育宜寬不宜窄,不能把專業看得太重。實際上,很多學生畢業後的工作與所學專業沒有太大關係,過早專業化的結果常常是‘教師教什麽,學生懂什麽’,學生隻在一個方向上發展,把這個方向上的東西學4年,別的都不懂,這不利於培養創造性思維。社會需要能帶著滿腦子的問題從大學走出來的人,需要有創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

錢教授的教學理念符合通才教育的思想,由此,上海大學也逐步引進了這個思想,開始嚐試走上類似於哥大通才教育的教學方式,在某些學院開始先不分專業,更注重一些比較廣泛的基礎課程的教學。

其實,從學生的發展角度看,如果教育僅僅是為了培養學生從事某種狹窄的專業工作,很容易忽視學生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全麵發展的需要。專業劃分過細使學生對生活的認識變得支離破碎,但生活本身是一個整體,並非像專業劃分那樣一是一二是二,界限分明。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專業劃分過細會導致知識的過分分割,使各係科學生所學內容的差異過於明顯,學生難以走出各自專業的小框框而融入更大的圈子,也認識不到知識之間的聯係,缺乏從比較廣闊的視角思考和處理問題的知識基礎和能力。

最重要的,從就業的角度看,目前擺在畢業生麵前的是比傳統社會更加複雜、更多變的工作環境。如果沒有開闊的視野,關注並好好利用其他相關領域的學識,根本無法有效地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也無力應對職業經常變換的挑戰。

由此,高等教育勢必要改變把學生限製在狹窄的專業領域的做法,以更加開放的姿態來培養學生,使之能夠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以更加積極的改革來打破知識之間壁壘分明的界

限,給予學生更加全麵的知識基礎和基本能力的訓練,使其獲得一個更加合理的知識和能力結構。

開啟中國的“通才”之路

如何讓人才發揮作用?環境的創造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培養種子的肥沃土壤,則再好的種子也未必會健康地成長為參天大樹。

好在幾十年來,中國的教育者並未放棄對這個方麵的探索、思考和努力。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潘光旦、雷海宗、朱光潛等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就已注意到包括哈佛、劍橋、哥倫比亞等歐美名校的改革,並針對中國大學分科過細的弊端,發出了“通才教育”的初步思想。

之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台灣有學者針對專才教育的弊端,有意識地倡導“通識教育”,而且在數十年的努力之後,頗具成效。

隨後,由於中國大陸在經濟、文化各方麵都不斷地發展,為應對日益臨近的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素質教育”的理念被適時地提了出來。

而後,一些著名高校如清華等,開始改變單純工科大學的形象,著手進行院係的調整。之後,國內不少研究型大學也都紛紛開始重視起這個問題,摸索著進行通識教育的初步探索。

進入新世紀之後,北京大學也開始實行了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元培計劃”。這是北京大學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過程中,為了培養適應21世紀時代發展需要、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高素質創造性人才而實施的一項以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旨在"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的本科教育改革計劃。

不過,一些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承認,國內目前的通識教育尚處於摸索階段,其本質隻不過是在傳統的“專業主義”不變的前提下,給學生加點“小甜點”,僅僅把它看作是在主課以外適時地擴大一點學生的興趣和知識麵而已。

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的通才教育尤其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通才教育被公認最好,關鍵在於美國大學生在接受通識教育之後,社會和企業的後續職業訓練跟得上。而在國內,企業往往要求大學完成職業訓練,而學校為學生提供的基礎課,更多的是看對未來專業課學習有沒有幫助——這就使得通識教育具有較為濃厚的功利色彩。

由於整個社會長期被“金錢第一”“專家至上”“多快好省”等急功近利的觀念所困擾,使得關於“人”的培養受到一些負麵影響。隨著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漸深入人心和對於人才培養的長遠和理性的考慮,這些不良的因素在教育者和大學的共同努力下,會逐漸淡化,最終為有利於人才培養的方式讓路。還有一點要明確,真正的通才教育並非局限於人們傳統意識中的在四年製學院的前兩年或前三年內進行各個學科的綜合教育。通才教育不僅僅是一種課程,更是一種態度,一種學習方式,一種終生的追求,所以在中國的教學中,無論是哪個階段的教育中都應注入通才教育的思想。如果隻是象征性地在學生的前兩年學習中加入一些課程,而之後卻一如以往地專於一門,同時也不加大力度進行製度改革,那麽這樣的所謂“通才教育”亦不過是一種形式,沒有什麽意義。

此外還需指出的一點是,老師在學生接受知識、領會精神、學會思考的過程中起著不可估量的引導作用,如果在師範教育中,能夠對未來教師更著重於傳輸通才教育的思維,那麽通才的思想則在源頭之處便已傳遞開來,對學生產生重大影響,無疑事半而功倍。

當然,我們呼籲通才教育的同時,並不提倡高校的培養模式像過去那樣一刀切。學校應該在領會通識思想精神的前提下,根據學校自身的傳統特色與優勢以及不同學科專業的特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有的大學以培養精英型學術型人才為主,那就無疑應在本科階段大力提倡通識教育;而某些院校長期以來專門立誌於為某些行業培養一線的應用型人才,不考慮自身校園特色而盲目通識,就不是我們這裏所提倡的了。

哥倫比亞大學小百科

哥倫比亞大學十分重視在校生在學校的社團和學社鍛煉,這也是培養未來領袖的一個重要方式。哥大有5000多本科生,卻有400多個學生社團,平均十多個學生就有一個社團或學社。做義工也是歐美社會一個重要的素質,同時這也是培養學生全方位領導能力的一種綜合性鍛煉,這不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