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

自從李亨離馬嵬驛北上那時起,民間就相傳太子將率軍要來收複長安,其時,京畿豪傑也紛紛無可奈何地武裝起來,殺偽官吏,遙應官軍。長安以外的京畿道及北麵的鄜州(治今陝西富縣)、坊州(治今陝西黃陵東南),乃至西麵的岐州(扶風郡)、隴川(治今陝西隴縣),皆起而附之。

他們分散行動,此起彼伏,坐鎮長安的偽將孫孝哲對此無可奈何,特別是長安西門以外地區,到處是豪傑武裝的營壘,叛軍更不敢輕易出城。因而,孫學哲的叛軍雖占領了長安,也隻能在“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的範圍內活動。

在關東的大部分地區,初時由於交通阻斷,人們對李亨靈武即位的消息並不完全知道,或者雖知而不詳。後來,平原顏真卿知道肅宗已即位,便以蠟丸封表,派人奉達靈武,肅宗亦以蠟丸封詔書,送達平原。

於是,顏真卿派人將靈武朝廷的詔書,四出頒布,由是關東諸道皆知李亨即位為新皇帝,“徇國之心益堅矣”。不久,江淮地區派人至靈武,奏請有關輸運江淮物資的問題。他們選擇的路線是從襄陽(今湖北襄樊市)西沿漢水經漢中,再走斜褒古道,沿漢水支流褒水北溯,翻過終南山至關中,再沿渭水支流斜穀水至扶風,然後北可達靈武,西可入蜀中成都。這給肅宗在經濟上以巨大的支持。

當時靈武的軍隊除湖方軍五萬以外,加上河西、隴右等地的征兵,總數不過六七萬人馬,肅宗感到實力還不夠強,便想借助西北少數民族的兵力來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

於是,命豳王守禮的兒子承案為敦煌王,派他與朔方部將仆國懷恩一起出使回紇,請他們出兵幫助唐經收複長安。又派人征召西域拔汗那等部族的少數族軍隊,隨安西兵同來支援。

這時,李泌建議肅宗離開靈武,南遷彭原,俟西北少數民族援兵隊至,再南下扶風,其時江淮的物資估計也可到達,可解決贍軍的急需。因為古代運輸,水路比陸路省便得多,而扶風至靈武既無直達水係,路途相隔又遠,所以李泌這一南下扶風集師的建議是十分高明的。

九月十七日,肅宗大閱諸軍,進離靈武南下。丙子(二十五日),抵達順化(治今甘肅慶陽),遇見了韋見素、房潢等人自成都而來。原來,七月十三日李亨靈武即位後,便派人赴蜀中呈報玄宗,因為路途險阻,直至八月十二日將近一個月才到達成都。玄宗見事既已如此,無可挽回,再說自己偏處成都,早已心灰意懶,且年事已高,無法再親自操勞軍國重務,便強露笑顏說:“吾兒應天順人,吾複何憂!”

玄宗才下製曰:“自今改製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指肅宗)進止,仍奏朕知;俟克複上京,朕不複預事。”又過了兩天,才派韋見素、房潰、崔渙帶著傳國寶玉冊,去靈武例行傳位的手續和儀式,並令他們輔弼肅宗。

韋見素等星夜兼程,也走了一個月才遇到肅宗。肅宗因韋見素曾依附過楊國忠,所以對他十分冷淡。而房潰本是當時名士,當年又與李適之、韋堅相善,後因太子私黨案受牽連而遭坐貶,所以肅宗對他頗為信任。加上房潰言論時事,辭情慷慨,肅宗更為高興。由是軍國重事,肅宗多謀於房潢,其他人皆拱手避之。

十月一日,肅宗自順化起程,十月三日至彭原。這時第五琦至彭原朝見。他在這之前的八月曾至蜀中謁見玄宗,麵奏玄宗說:“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玄宗便命他為監察禦史、江淮租庸使。

這時他又來彭原見肅宗,建議將江淮租庸轉易輕貨,沿長江、漢水入漢中,再運入關中扶風。肅宗欣然采納,並加第五琦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第五琦是個很有才能的理財家,由於他的努力,使肅宗朝廷在經濟上獲得極大支持。

肅宗至彭原沒幾日,房潰毛遂自薦,上疏願帶兵收複兩京。其實,房潰是個書生,根本不懂軍事,從未帶過兵打過仗。其時郭子儀正在靈武北方的天德軍發兵抵禦鬧事騷擾朔方的同羅請胡,並未隨肅宗下彭原;去回紇求援的使者又尚無消息,江淮漕運也未至扶風。

總之,出兵的條件無論從哪一方麵來說都不成熟。然而,這時的肅宗急於想早日克複京師長安,居然答應了房潰的請求。遂加授房潰使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

房潰又請自選佐僚,挑了禦史中丞鄧景山為招討副使,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李揖、劉秩都是書生,“不閑軍旅”。後來雖補充了老將兵部尚書王思禮為副使,可房潰仍將軍務悉委李揖、劉秩執掌。房還對人誇口說:“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

房潰分大軍為三路:南軍自宜壽(今陝西周至)東進,由種將楊希文率領;中路軍自武功(今陝西武功西北)東進,由劉貴哲率領;北軍自奉天東進,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進率領。並以中軍、北軍為前鋒,房潰自隨南軍押後。十月二十日,進至長安西北的西渭橋(便橋)。十月二十一日,中軍與北軍便在鹹陽縣東的陳濤斜(原名陳濤澤)與敵將安守忠交戰。

房潰搬出古兵書上的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夾以馬步兵,擺開陣勢。不料敵軍順風鼓噪,牛皆聞聲驚駭,隨之敵軍又縱火焚燒,唐軍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十月二十三日,房潰又親領南軍出戰,複遭大敗。南軍、中軍的主要將領楊希文、劉貴哲皆臨陣繳械投敵。

房潰敗歸,肅宗大怒,差一點要治他以敗軍之罪。加上肅宗了解到當初玄宗在蜀中搞的“諸王分領諸道節製”的名堂,正是房潰出的主意,這使肅宗很惱火。從此,肅宗對房潰就冷淡了。

房潰之敗,對在軍事上剛剛振興起來的肅宗朝廷是個很大的打擊,同時表明安祿山叛軍的力量尚很強,非可等閑視之。這次反攻的失敗,迫使肅宗君臣必須對戰場形勢做出全麵的認識和決策。

肅宗問李泌:“今強敵如此,何時可定?”李泌思考一下從容分析說:

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範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誌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

肅宗又問曰:“何故?”李泌對答道:

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誌、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而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誌不敢離範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係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裏,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複命建寧為範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範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李泌這一對形勢的看法是近於客觀實際的,是十分精辟的。

從潼關失守,郭子儀、李光弼軍退入井陘後,不數月,河北諸郡常山、饒陽、河間、景城、樂安、平原、清河、博平、信都等,皆被史思明攻占。

信都太守烏承恩降敵,河間李奐、景城李肺、饒陽李係和裨將張興或被殘殺,或投水投火自盡。

平原顏真卿亦被迫棄郡渡河南走,繞道來奔肅宗朝廷。

史思明從三千人馬發展到數萬之多,每郡置三千士卒鎮守,叛軍河北後方大為鞏固。

在南路,安祿山攻占了兩京,政治上造成了極大影響。中原糧儲盡為其有,而軍隊消耗又不大,所以叛軍可說是兵精糧足,發展順利。

盡管安祿山叛軍在河南東路(攻雍丘)及南路(攻南陽)進展不順利,但唐軍隻能固守,無力出擊,所以一時影響不了大局。

而在唐軍方麵,則處於明顯的劣勢。肅宗所擁有的兵力較為正規的僅郭子儀、李光弼所部朔方勁兵等五萬。河西、隴右的士眾大多在潼關一戰中潰散,可以征召的所剩無幾。軍事上的失利,戰場上的全麵撤退以及長安的陷落,玄宗的西逃,更使士氣遭到極大挫傷。

彭原、靈武一線後方雖尚穩固,但畢竟地處荒塞,大軍的糧餉還需從江淮地區遠途繞道運來。這一切,決定了唐軍暫時隻能處於守勢。

不過,叛軍也具有致命的弱點,一是失民心;二是無遠謀。安祿山叛軍所至,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弱皆以刀槊戲殺之”。

淪陷區的百姓恨之入骨,人心思唐,“衣冠士庶歸順於靈武者,繼於道路”。淪陷郡縣的百姓,敵軍至則為敵守,敵軍才去“則相共殺賊歸國”,反複十數次,甚至城邑化為廢墟,“而人心不改”。安祿山本人及其部將,軍事上雖驍勇善戰,政治上卻是鼠目寸光。

安祿山本人始終不入長安,在兩京劫得珍寶、財物,又皆運回範陽老巢,他似乎壓根兒就沒有坐天下的遠圖。總之,安祿山的反動腐朽本性決定了他必然失敗的可悲下場。隻是這種失敗,不會來得很快,潼關一戰,由於玄宗、楊國忠指揮決策的錯誤,造成了雙方力量對比的懸殊,這就決定了下一階段的戰爭必然是長期的、艱苦的。

李泌的戰略戰術思想,就是基於這一客觀形勢做出的。他反對急於收複長安和洛陽,而主張應以消耗敵軍有生力量為主,逐步促成雙方實力對比的轉化。必要的時候,先取敵軍後路範陽,覆其巢穴,促使叛軍前線發生動搖,最後達到克複兩京的目的。否則的話,即使收複了兩京,敵軍退回河北,仍有可能卷土重來。

在戰術上,李泌反對輕率地以自己有限的兵力去與強大的敵軍進行決戰,主張采取“以逸待勞”“避其鋒”“乘其弊”的方針,不要盲目出擊,以免消耗、分散自己的兵力。

按照李泌的分析,安祿山手下主要有五員大將,即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誌、阿史那承慶。安祿山的部署是:史思明、張忠誌守河北,安守忠、田乾真守長安,阿史那承慶則跟隨安祿山。

因此,要想擊敗叛軍,首先要牽製、消耗其中幾支主力叛軍的兵力。按照李泌的戰略部署,是將唐軍分作三路。北路由李光弼從太原出井陘,入河北,牽製和削弱史思明、張忠誌部,使其不敢離範陽;中路由郭子儀出馮翊(今陝西大荔),入河東(指蒲州,今山西永濟縣蒲州鎮),威脅潼關,使安守忠、田乾真都不敢離長安。

此即所謂“以兩軍牽製其四將也”。南路由肅宗自領屯於扶風,從西麵威逼長安。三路輪番出擊,互為呼應,北路猶如去其尾,中路猶如擊其身,南路猶如擊其首,使其首尾無法相顧。

李泌還特別強調中路的郭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以放開大路,任叛軍互相救援,往返數千裏,疲於奔命,消耗力量。然後,再派一軍從塞北南下,與李光弼軍南北合擊安祿山巢穴範陽,從而促使叛軍進退失據,全線崩潰。

李泌這一戰略戰術方針是完全切實可行的,如按照這一策略進行,唐軍光複社稷為期不會很遠。遺憾的是,肅宗在認識上雖已看到這一戰略方針的正確性,但在實踐方麵卻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未能加以采納。

在肅宗的思想上,收複兩京,始終占據著首要地位。他這樣做,也有其政治上的客觀原因。因為長安是唐王朝的京師,乃全國政治心髒之所在,其得失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何況肅宗雖在靈武即位稱帝,但畢竟未在京師長安舉行過朝祭宗廟的隆重大典,換句話說,沒有按照封建禮儀得到列祖列宗的承認,這對新皇帝來說是不能等閑視之的。

當然,更為重要的現實原因,是當時玄宗在蜀還掌握有相當一部分力量,在全國的政治活動中還有一定的號召力,尤其是發出了“諸王分鎮節製”的詔令,萬一哪個宗室王捷足先登,領兵攻入長安,肅宗豈不隻能當一個“流亡天子”了嗎?

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的永王璘,頗有政治野心,接到玄宗的詔書後,便公開招兵買馬,招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江陵乃江南財富集聚地之一,極為富庶。

永王璘的兒子場“有勇力,好兵”,他與謀士薛鑼等人,皆認為“天下大亂,淮南方完富”,勸永王璘盤踞金陵(今江蘇南京市),保有江南,以仿效東晉司馬睿(元帝)割據江南。

肅宗靈武即位後,曾下詔勸永王璘歸蜀中成都,但他拒不從命,這就表明他已蓄有與肅宗分庭抗禮的打算了。於是在這一年的十二月,肅宗專門設立了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高適為使,又設立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填為之。並令他們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同監視、防備永王璘。

十二月,永王璘擅自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不過尚未公開打出割據的旗號。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寫信責問永王璘擅自引兵東下用意何在?永王璘大怒,當即派兵攻襲吳郡(今江蘇蘇州市)和廣陵(今江蘇揚州市),隨即又攻下當塗(今安徽當塗),由此江淮大震,永王璘與肅宗朝廷公開對抗了。高適、來琪、韋陟奉命會於安陸,誓師討伐永王璘。

至第二年(至德二年)二月,永王璘因部將逃離,兵敗而死,結束了這場變亂。李亨在當時雖已稱帝,其地位並不穩固,這種局麵的出現和造成,玄宗是直接負有重大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