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嵬嘩變割恩悲劇
玄宗一行人馬西出長安,往北渡過渭水上的便橋,楊國忠為防叛軍追趕,派人焚橋。玄宗製止說:“土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便要高力士留下,等滅了火再追趕隊伍,自己則繼續趕路。將至鹹陽,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官吏安排膳食。將近中午,到了鹹陽,玄宗進入縣東的望賢宮等著就餐。
可哪裏知道,王洛卿與縣令早已逃之夭夭,玄宗派人征召,“吏民莫有應者”。睹此情形,玄宗神色沮喪,坐在樹下,“拂然若有棄海內之意”,想要輕生。被高力士察知,抱著玄宗兩腳,嗚咽勸說,玄宗這才作罷。忽而,玄宗令人殺禦馬,拆行宮舍木煮食之,眾人不忍心下手。
日至正午,玄宗尚未進食。清晨匆匆起程,經過四十裏路的奔波,肚中早已空空。這位煊赫一時的大唐皇帝,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嚐到挨餓的滋味。無奈,楊國忠隻好親自到街上買了胡餅,裝在衣袖中送來給玄宗。俗話說,“饑不擇食”,玄宗落到這般地步,也隻得無可奈何。鹹陽百姓見如此情景,這才有人前來獻食。玄宗親自對他們說:“卿家有飯否?不擇精粗,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簞食壺漿,爭獻糲飯(粗糧),飯中還雜以麥豆。六宮及皇孫輩,皆“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
凡是送來食物的,玄宗皆酬其值,百姓們齊聲痛哭,玄宗也掩泣感傷。不久,尚食宦官為玄宗準備的禦膳送至,玄宗命先賜隨從官員,然後自食。又令隨從士卒散至村落民家求食,約好未時(相當於下午三時)集中出發。
從鹹陽上路,又走了一百餘裏,將近夜半,方至金城,即興平縣(今陝西興平)。當地縣令、百姓已逃走一空,但屋中飲食器皿尚在,大家遂得以填饑。食畢將睡,可是驛中館舍無燈燭,隻得長幼貴賤不分,摸黑混在一起,“相枕藉而寢”。玄宗與六宮、皇孫也是靠著月光摸黑進入戶庭,熬過了這一夜。
這一天過來,隨從人員開小差的不少,連玄宗身邊的親信宦官頭目內侍監袁思藝也偷偷逃跑了。而潼關敗將王思禮倒趕來了,玄宗這才知道哥舒翰已被擒,遂命王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令他即日赴鎮,收拾散卒,以待東討。
六月十四日,行至興平縣西郊的馬嵬驛。隨從護駕的禁軍將士經過一天多的勞頓,食不餐,睡不安,饑疲至極,激起了強烈的不滿和憤怒。就在這時,六軍忽然哄起嘩變。
禁軍首領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曾帶禁軍參與玄宗平定武韋之亂和太平公主之亂的政變,為開元功臣之一。他長期在禁軍中供職,在禁衛軍中頗具威望,也深得玄宗的信任。
他對新貴楊國忠當政以來的跋扈作風本來就看不慣,又見由於楊國忠的亂政誤國,致使玄宗播遷流離,落到如此地步,對楊國忠也就更加仇恨了。他認為眼下一切禍難都是楊國忠造成的,在禁軍中、在官僚層中都普遍存在這種看法。
當禁軍士兵在馬嵬驛因饑疲憤怒而駐軍不肯再走時,陳玄禮便對士兵們說:“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曠庶,朝野怨谘,以致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眾皆曰:“念之久矣。”陳玄禮帶頭發難,迅速得到廣大禁衛的支持。一場反楊國忠的兵變開始了。
恰在這時,有吐蕃使者二十餘人,因為饑不得食,圍住楊國忠的坐騎訴苦。楊國忠還未及答話,禁軍士兵突然大呼道:“國忠與胡虜謀反!”說著便放箭射中楊國忠的馬鞍。楊國忠嚇得滾下馬來,逃進馬嵬驛的西門內,軍士們蜂擁而入,將楊國忠亂刀殺死,“屠割肢體”,還用槍挑著他的腦袋掛在驛門外示眾。
隨之,又殺死楊國忠的兒子戶部侍郎楊暄及韓國夫人、秦國夫人。禦史大夫魏方進想阻攔,大聲叫道:“汝曹何敢害宰相!”話未說完,即被禁軍士兵殺死。左相韋見素聞亂而出,也被士兵打得頭破血流。幸好有人叫道:“勿傷韋相公!”這才使他得免一死。
接著,嘩變的士兵又包圍了玄宗所在的驛舍。玄宗聽到喧嘩聲,不知出了什麽事,便問左右。左右告訴他楊國忠已被軍士以謀反罪殺死。玄宗知道問題的嚴重,但他畢竟是富有政治經驗的老手,毅然步出驛門,不但不責怪,反而慰勞軍士,認可了他們殺楊國忠的行動,要他們收兵歸隊。不料,軍士不應,依然圍驛不退。玄宗便命高力士去問陳玄禮為何。陳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
對於玄宗來說,楊國忠的被殺並不惋惜,何況對楊國忠他早已有所厭棄,隻是礙於各種原因未能斷然加以處置。他本想殺了楊國忠可平息眾怒,不料軍士們還要殺楊貴妃,他怎麽舍得呢?楊貴妃十七年來寵逾六宮,在生活上、精神上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伴侶,如今落到國破家亡、棄京西逃的地步,政治上的尊嚴、權力喪失殆盡,難道現在連一個愛妃都保不住嗎?
可眼前是一群刀槍出鞘、劍拔弩張的軍士,氣氛十分緊張,處理稍一不慎,局勢就不可收拾。麵對著這種形勢,玄宗已完全失去控製能力,隻好說:“朕當自處之。”說完轉身入門,倚仗低首,久久而立。這時他內心的矛盾、痛苦已到了極點。
宰相韋見素的兒子京兆司錄參軍韋諤見玄宗猶豫不決,便上前勸道:“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說著叩頭流血。玄宗說:“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便接著勸道:“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在高力士看來,貴妃一介女子,的確不當為楊國忠的誤國而受到牽連。可他畢竟是玄宗的忠實奴仆,他的一切行為都是為玄宗本人而著想的。當初他百般侍候楊貴妃,目的是為了玄宗得以取悅;如今為了保住玄宗的性命,他就建議玄宗犧牲楊貴妃。
向日“不可逆鱗”的唐玄宗,這時不得不低首屈服於自己的衛士。他悲傷地與楊貴妃做了最後訣別。楊貴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對玄宗說:“願大家(玄宗)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並懇求臨死前讓她再拜一下佛。玄宗傷心地答曰:“願妃子善地受生。”遂命高力士帶去處置。高力士將楊貴妃帶到驛舍內一所佛堂,用帛帶縊殺於佛堂前之梨樹下。是時,楊貴妃年三十八歲。據說,楊貴妃剛斷氣,恰有進貢南方荔枝的快騎到達。玄宗長號歎息,命高力士拿去祭楊貴妃。
高力士用輿轎將楊貴妃的遺體載回,置於驛庭。然後召陳玄禮等進來驗看。陳玄禮這才解胄釋甲,向玄宗跪下請罪。玄宗慰諭幾句之後,令他去曉諭軍士。陳玄禮等人高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六軍士眾暫告平息。事後,玄宗又讓高力士將楊貴妃的遺體裹以錦衣,胸前放上香囊錦袋,埋葬在驛館西一裏許的一個小山坡下,時稱“馬嵬坡”,其地正當通往蜀中的大道北側。
關於這段馬嵬驛的悲劇,著名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寫道:“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麵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可謂極盡當時玄宗傷感痛惜、肝膽欲裂而又無可奈何的可憐相。
其時,楊國忠的妻子裴柔(原蜀中倡優)、幼子楊晞及虢國夫人、兒子裴徽和一女,聞難急忙逃跑,行至陳倉(今陝西寶雞市),縣令薛景仙率吏士追捕。他們又逃入竹林,落在後麵的兒子和女兒先被殺死,裴柔便對虢國夫人說“娘子為我盡命”,遂用劍將虢國夫人刺死,然後自刎,未死,被縣吏押回獄中。裴柔猶問獄史說:“國家乎?賊乎?”她還不明白追殺她們的究竟是朝廷的官吏,還是反賊。獄吏回答說“互有之”,裴柔聽罷便血凝至喉而死,屍體被人抬至城外荒地埋了。
馬鬼驛兵變的發難者,表麵看來似為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新、舊《唐書》的本紀也是這麽說。但是,大量的史料卻透露出馬嵬驛兵變的真正主謀者乃玄宗的太子李亨。
太子李亨自從在天寶五年(746)遭李林甫打擊後,羽翼盡被剪除,極為孤立,默默無聞地忍受著一切。楊國忠上台後,又遭楊國忠的傾軋,而這一切都是按照父皇玄宗旨意安排的。
因此,長期以來太子李亨對楊國忠充滿仇恨,對父皇玄宗也極為不滿。安祿山叛亂時,玄宗本想傳位給太子李亨,由於楊國忠及其姊妹們的反對而未成事實;潼關之戰,玄宗聽了楊國忠的話,逼哥舒翰出關作戰,致使大局不可收拾;之後,又應楊國忠的請求,棄京幸蜀,逼著太子李亨一起西逃。倘若真的到了蜀中,李亨在楊國忠勢力的控製下就更無出頭之日了。李亨對自己的前途將受到更加嚴重的威脅,是非常清楚的,因而他與楊國忠之間的矛盾就更尖銳了,與父親玄宗的隔膜也更深了。
當時,朝野上下皆切齒痛恨楊國忠,欲殺他的也大有人在,潼關守軍統帥哥舒翰及其重要將領王思禮即是一例。
陳玄禮還在長安時,即“欲於城中誅楊國忠”,後因故未果。這些社會輿論對太子李亨不能不有極大的觸動。從社會原因說,馬嵬驛事變是楊國忠積怨的必然結果;而由於太子李亨與楊國忠(也包括他與父親玄宗)之間矛盾的尖銳化,遂使李亨成了這場事變的主謀。馬嵬驛兵變並非陳玄禮單槍匹馬主持發動的,而是事先經過與太子李亨密謀策劃的。
在太子李亨方麵,參與這場密謀策劃的還有他的兩個兒子廣平王假、建寧王談和太子妃張良娣。其時,李亨年已四十五歲,廣平王假和建寧王炎皆已長大成人,玄宗西逃,兄弟倆也隨太子李亨“典親兵扈從”。李亨兩個兒子既擁有親兵,本有能力發動兵變,但實力不及禁軍,所以必須爭取陳玄禮所統六軍的支持,這對發動兵變是十分重要的。
陳玄禮並不是太子李亨的私黨,他長期護衛玄宗,向以“淳樸自檢,宿衛宮禁,誌節不衰”,而深得玄宗的信任,是玄宗的心腹禁軍將領。他絕不會出賣玄宗而投靠太子李亨,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正因為陳玄禮忠於玄宗,故切齒痛恨亂政誤國的楊國忠。在與楊國忠的矛盾上,陳玄禮與太子李亨有著共同的政治要求,故兩者有可能結合在一起。而陳玄禮也隻有在取得了太子李亨的支持後,才有可能成為兵變的發難者。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說,陳玄禮隻是一個配角而已。
這一點,玄宗心裏也是明白的。正因為如此,當禁軍殺死楊國忠,繼而圍驛逼死楊貴妃,陳玄禮立即向玄宗“頓首請罪”時,玄宗並沒有懲罰他,且事後繼續由他負責統領禁軍,護駕入蜀。如果陳玄禮是兵變主謀的話,那簡直是不可設想的。以後事態的發展,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對於太子李亨來說,除掉了楊國忠,並不是他最終的目的,因為這僅解決了他與楊氏外戚集團之間的矛盾,而他與玄宗父子之間的矛盾並未解決。果然,士兵圍驛門剛剛平息,便又發生了百姓“遮道請留”的事件。
六月十五日,天亮時,玄宗準備起駕離開馬嵬驛。此時隨從的大臣隻有韋見素一人了,玄宗以韋諤為禦史中丞,充置頓使。剛要起程,六軍中有人提出:“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
有的主張去河西、隴右,有的主張去朔方靈武,有的甚至提出回京師。一時間紛紛攘攘,不知所從。玄宗左右幾位親信宦官也是各執其詞。
常清說“國忠久在劍南,又諸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深詳議”,反對去蜀中。陳全節說“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處,請幸北京(太原)”,主張去太原。郭希則認為“朔方地近,被帶山河,鎮遏之雄,莫之與比。以巨愚見,不及朔方”,主張去朔方。
玄宗見高力士在旁一言未發,便問他道:“以卿之意,何道堪行?”高力士主張仍去蜀中較妥。
高力士說:“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安祿山曾兼河東節度使),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馭。西涼(案指河西、隴右)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士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
玄宗本來就認定蜀中是安全的避難場所,遂決意要去蜀中。然而,眼下眾怒難違,所以他隻好一語不發,不言所向。後來韋諤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主張先去扶風,然後再“徐圖去就”。這個方案暫時調和了大家的分歧,玄宗也表示同意。
可是走出驛門不遠,忽又來了一些老百姓,攔住去路,“遮道請留”。他們對玄宗說:“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顯然,百姓對玄宗棄京西逃,不積極組織領導抵禦叛軍是不滿的。
玄宗駐馬久之,羞愧難言。便令太子李亨留下安慰父老,自己低頭騎馬帶領禁軍先走了。百姓便圍住太子李亨說:“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隨即,圍聚的百姓增至數千人。
太子李亨先是裝作不敢答應,理由是“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麵辭,當還自至尊。更稟進止”。說著,擠出兩行眼淚,拍馬欲走。這時,建寧王資和李輔國勒住韁繩勸阻說:“我等願合力助太子興兵討賊,克複兩京,使社稷複安。”廣平王假也勸太子留下。百姓更是團團圍住太子李亨的坐騎。太子李亨這才派廣平王假騎馬前去稟告玄宗。
玄宗行出一段路,便停下等候太子李亨。見太子久久不至,即派人前去察看。及聽到自己的孫子廣平王假的稟報,玄宗隻得長歎一聲說:“天意也!”他知道太子羽翼已豐,又處在這樣一種境遇之中,再也無法製約了,隻得忍痛分撥後軍二千人及最上乘的飛龍廄馬給太子,並對將士們說:“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
玄宗又派人傳諭太子亨說:“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還將東宮內人送回,並宣旨欲傳位。太子李亨辭不受,隻是“南向號泣而已”。由此,太子李亨便與玄宗分道揚鑣了。
這場“遮道請留”的事變,表麵看來似是當地父老百姓自發形成的,其實,這正是“驛門之圍”事件的繼續,操縱這場事變的真正策劃者,仍是太子李亨。
太子李亨與玄宗的隔閡由來已久,他早就想擺脫父皇的控製。而西逃途中,玄宗眾叛親離,隨從將士又三心二意,這就造成了極好的機會,他當然要充分加以利用了。蜀中乃楊國忠勢力的基地,太子李亨一開始就不願去蜀中。
楊國忠被殺後,李亨自然更“不敢西行”。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實,連一般將士都懂得“國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何況預謀誅殺楊國忠的太子李亨及其集團。
“驛門之圍”後,玄宗一行人馬是在馬嵬驛過夜的。在這一夜,太子李亨絕不會安分守己錯過良機,他有足夠的時間策劃和布置新的行動。可是,百姓“遮道請留”時,玄宗拍馬先行,留太子李亨在後,而張良娣則隨侍玄宗一行,並不在太子李亨身邊。顯然,從時間上看,所謂“(張)良娣讚成之”,正是她在事件發生之前和李亨在一起時表的態。
《舊唐書·李輔國傳》說得更明白:“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複。”《舊唐書·承天皇帝俊傳》也說,在馬嵬驛“(建寧王)資於行宮謂太子曰:‘殿下宜購募豪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謀為興複,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讚成之,於是令李輔國奏聞”。
史書記載盡管略有出入,但有一點十分明白,積極策動太子李亨與玄宗分道揚鑣的正是他的兒子建寧王炎、廣平王假和妻子張良娣以及親信宦官李靖忠等,而這一切又是在事件發生之前已預謀好了。從驛門之圍到“遮道請留,前後兩天,可謂緊鑼密鼓,如果沒有事先預謀,那是不可想象的。
同時,當時民心迫切希望朝廷重整旗鼓,光複社稷,不滿於消極的逃跑,隨行軍士也是不甘心西行蜀中,這些,都是太子李亨親眼所見的。因此,他巧妙地利用了民眾的情緒,實現了他擺脫玄宗鉗製的目的,並且邁出了他向玄宗分割皇權的重要一步。
之後,太子李亨選擇了北上的路線,挑起了領導全國抗擊叛軍的重任。馬嵬驛之變,本質上說,乃是天寶朝廷統治集團內部(太子李亨與楊國忠及與玄宗之間)矛盾激化的結果,是一場上層集團爭奪政治權力的政變。
但由於太子李亨之殺楊國忠,順應了民意,以後的分兵北上,又擯棄了消極逃跑的路線,這就使他得到了民眾的擁護,也得到了官僚集團大部分勢力的支持,因而他的政治勢力也很快發展起來。而唐玄宗,也就從此開始在事實上失去了統治朝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