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晚年時光 儒者風采

劉秀無論從他的日常生活,還是撰文的風采,還是外表氣質,都可以稱之為儒者。自少年時期,劉秀就是一位和他兄長劉縯不一樣的士人。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鼻,日角”,隆鼻是高鼻梁,日角是大腦門,可謂一表人才。

他自幼是十分安分的少年,不像他的兄長一樣“好俠養士”。王莽天鳳中即公元十六、十七年前後,光武二十歲左右時,到當時的首都長安入太學,“受《尚書》,略通大義”。從此成為正經的儒生。因光武是學《尚書》出身的,所以在東漢一朝,“政治上最得意的要算《今文尚書》的儒者了”。

在鄉親的眼裏,光武帝一直是儒者形象,所以當他居然也參加了由兄長劉縯挑頭的反莽起兵時,大家都為此很驚訝,“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複為之”,所以紛紛加入到起義軍中來。自小把劉秀兄弟撫養成人的叔父劉良,可以說是最了解光武的為人,看到他也參加了劉縯的起兵,責怪光武說“汝與伯升誌操不同”,為什麽也參加這冒險事業。所謂“誌操不同”,當是說光武帝平日的儒家氣派和劉縯平時的表現不一樣。

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戰後的時期,光武帝保留其儒者氣質不變。建武

十七年(公元41)與“宗室諸母”談論“柔道治天下”時,諸母長輩對他的評價是“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所謂“柔”,實際也應是儒家“和為貴”“中和”思想、“中庸之道”的一種表現。在昆陽之戰前後,光武帝所領一軍從來“不取財物”,對百姓毫無騷擾,以至王莽的大將嚴尤不禁讚歎說“是美須眉者邪?何為乃如是”。這說明劉秀作戰時,其部下紀律和裝扮都和農民將領全都不同,自有一番古風。

史稱更始政權時,綠林諸軍開進洛陽,衣衫不整,五花八門,群眾或有“畏而走者”,但是當光武所部進城,洛陽民眾都表示特加歡迎,有老吏甚至垂涕曰:“今日複見漢官威儀”,特別合乎儒家禮節儀表。由這些都可見,光武帝自少年到青年,不管家人、鄉人、群眾,甚至敵人,都將他看成是一種非常有風度的人物,和一般的粗俗武將都很不相同,他的儒者氣質是很濃的。

在戰後,光武帝對儒學更為重視,到了十分愛好的程度。他統治的晚年,“每旦視朝,日昃乃罷”,不但如此到了晚上,還“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他還對兒子劉莊說,“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前麵我們說過,在光武帝晚年,身邊經常有儒家學者跟隨左右,隨時備問,桓榮、第五倫、宋弘等人都是經常在光武朝中、宮中受到接待的。

到了若幹年以後,當和帝時鄧太後臨朝時,樊宏的曾孫輩樊準還讚揚光武帝“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的儒君風度。在他看來正由於光武帝和明帝的大力提倡,東漢一朝才能形成“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聲如振玉”的文明氣象。這都應當都是儒者皇帝光武所一手創辦的一朝朝風。

光武帝在詔書中也常常濃厚地表現出他的儒家風采。光武帝給司徒鄧禹下的詔中“司徒堯也,亡賊桀也”的語言,立陰皇後的詔書中有“貴人鄉裏良家,歸處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的話,光武帝給侯霸的詔書中“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等等,他認為“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這些詔中的語言,不僅可以證明是光武帝平時的語氣,而且無論從文采和語言中,還可看出他的儒者特點。

比如建武二年(公元26)正月,光武帝曾給大司馬吳漢等功臣封侯,詔文中有“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又有“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等語,“慎罰”等詞借用《尚書》“罔不明德慎罰”“如臨深淵”等句幾乎全抄古兵書《太公金匱》。同年,大赦天下詔有雲“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聯多湣之。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所措手足’”。孔子的話出自《論語》,是孔子“仁”思想的重要名句。

建武六年(公元30)十月因日食下詔自責,詔文中又引用了《詩經·小雅》中句“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光武帝對太子“嚐問攻戰之事”回答說“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此典故出自《論語》“衛靈公向陳於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這些就可以了解光武帝平時常讀儒經,儒家經典的名句格言都銘記在心,所以發言書寫時才有可能做到信手拈來,順理成章。光武帝運用儒家語言,有時在詔文中恰到好處,非常妥帖,就像趙翼所舉的“陰貴人鄉裏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兩句出自《詩經·豳風·東山》,用在此處,很自然地表達出光武帝對陰麗華的摯愛之情。在同一詔文中,還用“既無《關睢》之德,而有呂、霍之風”來責備郭聖通,這裏我們且不去追究夫妻恩怨責任,就用文遣字的儒家學術功底來看,光武帝可以說是很有才華的。

除了這些以外,在追認陰麗華父、弟為侯的詔文中,用了《詩經·小雅》“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的句子,都是很恰當的。趙翼所引光武帝的警戒侯霸的另一詔書所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第一句是用了《尚書》中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的典故,第四句“殺身以成仁”則是儒家的名句格言。這一璽書,短小精悍,而很有分量,用典就有兩處,真不愧為儒者皇帝。

大司空宋弘給光武帝推薦了名士桓譚到皇帝身邊當議郎、給事中,沒有想到的是光武帝卻把他當作弄臣對待,每有宴會,必召桓譚鼓琴助興。這件事惹起了宋弘很大不滿,便用儒家正統思想給光武帝進諫說“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沒想到他令朝廷悅鄭衛之聲,這真是臣之罪也。光武帝對宋弘的諫言十分重視,自那次以後再也不用桓譚鼓琴,而且也不再用他當給事中。

又一次,宋弘前去參加光武帝舉行的宴會,見到光武帝所坐的後屏風上畫著許多美女,而且光武帝“數顧視之”。宋弘又諫道“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這又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光武帝聽了以後立即命人撤去屏風,而且笑著對宋弘說“聞義則服,可乎”。這“義”,當然是儒家之義。

建武十四年,在朝廷上對用嚴刑還是寬刑的問題引發了一戰場爭論,光祿勳杜林用儒家的道理說服光武帝,“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光武帝聽了以後大為讚賞,最後同意了杜林一派的意見。後來皇太子劉疆自求免去太子而去做東海王時,光武帝想到了杜林,任命他作為東海王傅。史稱為“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為諸王“重選官屬”的標準,就是儒家的思想標準。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光武帝鄭重地對大臣們說:“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聯,況太子乎?”這裏“傅”是指太子傅,即太子的老師。這一年,太子已經是後來成為明帝的劉莊,光武帝“大會百官”,征求選聘太子傅的人選,有的人想阿諛奉承,於是就違心地推選太子舅父陰識,博士張佚正色進諫說:“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結果,選用了當時最知名的大儒桓榮。

光武帝的太子立嗣,自己身後的葬禮,也都嚴格以儒家的大義為準,和儒經的記載聯係上。建武十九年(公元43),他廢劉疆立劉莊,詔書是以《春秋》大義開頭的:“《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建武二十六年(公元

50),為自己百年之後操作陵墓時,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太廣袤,無所用場,光武帝聽了這話對他說:“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用過於張揚奢費。這都是光武帝遵從儒家古訓的範例。至於國家大的製度,太學規模的設計,朝廷儀禮之設,全遵儒道。

光武帝既有才多識,同時又愛惜人才。

光武帝很愛好音樂,曾不止一次地讓桓譚在禦坐前鼓琴,當然後來被宋弘所正色諫止。但他在太學的正式場合,命“諸生雅吹擊磬”,卻可以稱得上是一次盛舉。當然在太學的神聖場合,所吹所奏肯定是儒家所提倡的“雅樂”,這一天光武帝玩得很是盡興,“盡日乃罷”。

光武帝很有才氣,有時簡直出口成章,光武帝曾拜何湯為虎賁中郎將,又用湯以明經教太子,能文能武,光武帝因為這樣對他十分讚賞,脫口說“赳赳武夫,公侯幹城,何湯之謂也”。

建武二年(公元26),光武帝封大將景丹為丹櫟侯,丹櫟就是景丹的故鄉,光武帝對他說:“‘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從這裏可以看出光武帝十分關懷部下,了解他們的心情,同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也確實是一句絕妙的比喻,這裏人表現出光武帝的語言才能。至於在諸雄混戰中,光武帝為離間說服,麻痹敵方,縱橫捭闔,來往給隗囂、公孫述,竇融等的璽書手令,都是寫得十分流暢、說理相當,可以說有震懾力的曆史名文,說明光武帝的筆下功夫和思路的敏捷。這些璽書手令,光武帝是很著力寫的。

複雜的政治形勢,因此也就造就了光武帝各方麵的才能。

光武帝比較愛才。從他那樣求才若渴地禮請優容嚴子陵,就充分表現了他愛才之心切。當時著名賦家杜篤,生性不拘小節,因為這樣的原因得罪了縣令,被逮進獄中,押送京師。這個時候恰巧大司馬吳漢逝世,光武帝召集諸文士為吳漢寫誅文。

杜篤在獄中聽說此事,在獄中寫了一篇誅辭,送到光武帝處,比較之下,他的文辭最高。光武帝因此免了他的罪,並賜帛獎勵。後來他又寫了一篇《論都賦》,任為郡文學掾。光武帝時期富有文采的文學家,如王隆、夏恭等,也都因文采的出眾任命為官。

而史稱“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的當時兼有儒學和音樂之才的劉昆,最後官至光武朝的光祿勳,著名的一代史學名家班固的父親班彪,也是光武朝著名文學家兼史學家,曾受到光武帝賞識。

班彪原為河西竇融從事,竇融給光武帝所上奏章差不多全是班彪寫成。當竇融調任京師時,光武帝問他:“所上章奏,誰與參之?”竇融告訴都是從事班彪所為,光武帝聽了以後立即把班彪召到宮中接見,通過司隸舉為茂才,任為徐令,後來幾次聘用他,終在司徒府就任,最後終於望都縣令任上。

桓譚最後因對讖緯的看法不一致而遭到擯棄,但就其才能來說,光武帝還是很賞識的。最初他由宋弘的推薦而被任用:“帝嚐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拜議郎,給事中”。後來因鼓琴事件和反對圖讖所以數次被光武帝貶於外。但桓譚所著《新論》,後來呈給光武帝,還是受到重視的。史稱桓譚的著作“上書獻之,世祖(光武)善焉”。

在對待群臣上,光武帝是一位基本上謙和的平易近人的君主。有時候,和群臣亦莊亦諧,關係很融洽。有一段記載很能說明光武帝和群臣的和諧的關係:

帝後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嚐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誌行修整,何為不執法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這段對話,生動地說明了光武帝和群臣無隙無間的關係。當麵笑說馬武“且勿為盜賊”,若非互相知根知底,相互十分融洽理解,絕不可能說出這樣的笑話。光武帝與鄧晨的關係非常的親密,既是戰友,又是親故,少年時鄧晨和劉秀曾和懂圖讖的蔡少公笑談,那時少公說“劉秀當為天子”。當時有兩個劉秀,於是有人問:“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淡笑戲說:“安知不是我邪?”後來,鄧晨單獨和光武談話時暗示他應乘天下大亂,去應驗那句讖語。

以後當劉秀真做了皇帝時,光武帝和他經常聚會,“說故舊平生為歡”,鄧晨高興地對他說“仆竟辦之”,即是說鄧晨在當時是很有慧眼的,識得劉秀這位英雄。由這件事,也說明了他們之間關係之和諧融洽。

光武帝對他的涑臣張湛,不僅十分尊重,而且有時態度也很幽默。史稱張湛被拜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複諫矣’”。最有趣的是他和第五倫的一段對

話。第五倫十分佩服光武帝的才華,曾歎息“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光武帝也很賞識第五倫的才情;“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他們進一步常常談笑風生,至夕方罷。有一次,光武帝和第五倫開玩笑說:“聽說你曾經在為吏時榜打婦公,過從兄家時不在他家吃飯。有這樣不近情理的事情嗎?"第五倫回答得也很巧妙:“臣三娶妻都無父;少年雖遭遇過饑荒,但實在從不敢妄食人飯。”雙方因此大笑不止。君臣關係到這般無拘無束的程度,在當時來說是很難得的。

光武帝的搜羅人才、重用儒生知識分子,對發展文化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但如此,光武帝對於圖書經籍的收集,也有很大貢獻。史稱“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幹餘輛,自此以後,三倍於前”,這在我國圖書事業發展史上可以說有劉秀的一份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