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定都

劉秀當了皇帝，建立了政權，自然需要考慮建都之地。對於從中國中部偏北地區發跡的劉秀來說，自然和從西部起家的劉邦在選擇建都之地上的位置有不同的考慮，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何況當劉秀在高邑稱帝的時候，原漢都長安還在更始名下，因為這些原因，他把建都地瞄向更接近於自己發跡地與根據地的洛陽(今河南洛陽東北),便是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實，無論是長安，還是洛陽，皆是理想的建都之地。當年劉邦也曾計劃建都於此，後來他西都關中，固然與婁敬、張良宣傳這裏的富庶、險阻有很大關係，但深層次的原因，恐怕還是劉邦在關中的民眾基礎更好於關東的緣故。劉秀的情況與劉邦正好相反，他在關東的民眾基礎，尤其他苦心經營的河北以及河內的基礎，要遠遠好於關中，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他不能不把自己帝國的政治中心選定在“東有成皋、西有崤黽、背河向雒”的洛陽。

時間過得很快，更始三年後，形勢的發展變化也很快。長安的更始政權，麵臨赤眉與鄧禹兩支武力的進攻，節節敗退，岌岌可危，根本無力東顧。劉秀更是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在稱帝後不久，便來到河內郡郡治懷(今河南武陟西南),親自部署對待洛陽的軍事行動：派建威大將軍耿算率強弩將軍陳俊屯駐五社津(今河南鞏縣黃河渡口),防備榮陽以東敵軍，保障其側後方安全；派大司馬吳漢率大司空王梁，廷尉岑彭，建義大將軍朱饢，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複，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鉺，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進攻洛陽。

然後，他又抵達與洛陽僅一河之隔的河陽(今河南孟縣西)前線，坐鎮指揮。這時，更始的廩丘王田立投降，這樣又給劉秀壯了聲威。最初，劉秀軍渡黃河後，取得一些勝利，如賈複“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不過，洛陽的守將，更始政權的左大司馬朱鮪，憑借著洛陽堅固的城防、雄厚的兵力和充足的給養，拚死堅守，有力地阻止了劉秀的攻勢，雙方相持達數月之久，難見分曉，也著實令劉秀沒有辦法。這期間，曾有過一次突破性的進展，原來守洛陽東城的朱鮪別將倒戈反水，私約揚化將軍堅鉺“晨開上東門”,堅鏢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朱鮪聞訊率軍趕來，雙方“大戰武庫下”,死傷都很慘重，直到日中時候，堅鏢、朱祐不支，無奈退出城外。這次短兵相接，對雙方影響都很大。朱鮪自發生了這件事後深感自己內部不穩，相應加強了戒備，提高了警惕，這樣，洛陽就更加難以攻克了。

劉秀看到自己的軍隊雖然進了城，卻是又被趕了出來，深感光靠武力硬攻，實在難以奏效，隻好開始另想計謀。於是，他利用廷尉岑彭曾擔任朱鮪校尉的特殊關係，讓岑彭勸朱鮪投降。關於岑彭這個人，此人原為新莽官吏，後降更始，封歸德侯，為劉縯部下；劉縯被殺後，他又歸屬朱鮪，因戰功遷潁川太守，赴任途中，受阻河內；適逢劉秀攻占河內，他勸劉秀赦免郡太守韓歆，自己也從此歸了劉秀。當劉稱帝後，拜其為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劉秀進攻洛陽，岑彭亦受命跟隨從征，不想現在還真派上了用場。

岑彭身負著特殊的使命，來到洛陽城下，朱鮪在城上與之答話，“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兩人顯然完全是故人相見的樣子，噓寒問暖言談歡笑與平時一樣，一點兒也看不出敵對的意思。岑彭趁勢勸朱鮪道：“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軍，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大意是說，岑彭我過去有幸跟從您，承蒙舉薦提拔，常常想尋找機會報答您的大恩。現在赤眉已經得到長安，更始被張卬、廖湛、胡殷三王所反，真正的皇帝受天之命，平定了燕、趙，完全占有了幽、冀地區，老百姓歸心，賢俊之士雲集，而如今親率大軍，來進攻洛陽。天下的大勢，已經離更始而去。您至今還死死地固守一座孤弱之城，到底期盼什麽呢?

朱鮪回答道：“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意思是說，當年殺害劉縯，我參與謀劃，又諫阻更始不讓派遣劉秀去河北，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罪過太深重，無法得到饒恕。

岑彭回營後，把朱鮪的一席話講給劉秀。沒有想到劉秀聽罷立即便說道：“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其意講，準備幹大事的人，是不計較小怨恨的；朱鮪如果現在投降，仍然可保持官爵，怎能誅罰他呢?滔滔黃河水在此，我說話算數，絕不食言。於是岑彭再次來到洛陽城下，把劉秀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朱鮪。朱鮪從城上放下一條繩索，對岑彭說：“必信，可乘此上。”意思是你如果真講信用，那麽就乘繩索上城來。

岑彭什麽話也沒有說，立刻到繩索前抓住就往上爬。“鮪見其誠，即許降”。五天後，朱鮪帶了幾個輕騎隨從，前往岑彭的軍營。臨行前，叮囑其各位部將說：“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圜轅(在今河南登封境內),歸偃王。”意思是讓大家等候他歸來，如果他不回還，那就意味遭到不測，屆時各位率大軍去圜轅，投奔偃王。

朱鮪背縛雙手，與岑彭一起來到河陽劉秀的營帳。劉秀親自為朱鮪鬆了綁，極為友好地接見了他，並讓岑彭將夜其連送回洛陽城。第二天一大早，朱鮪率全城軍眾出降。這樣，洛陽問題總算是得以和平解決。朱鮪，淮陽(治陳縣，今河南淮陽)人，降劉秀後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後為少府，傳封累代”。

劉秀招降洛陽以後，馬上就派侍禦史杜詩前往安撫百姓。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今河南汲縣西南)人，青年時期因才能出眾曾仕郡功曹，有辦事公平的稱譽。更始時，為大司馬府屬吏。後投劉秀，在建武元年(公元

25)的頭兩三個月中便三次升官，任為侍禦史。

劉秀因為杜詩能力出眾，所以才被委以整頓洛陽社會秩序的重任。當時有一個名叫蕭廣的將軍，“放縱士兵，暴橫民間，百姓惶擾”。杜詩對其告誡警示後仍然不改，“遂格殺之”,然後把有關情況向劉秀作了匯報。劉秀特別召見了杜詩，“賜以諫戟”,這是對他的工作予以肯定和獎勵。後曆經擢用，政績卓著，被稱作“杜母”。

洛陽經過杜詩的一番有效的整頓工作，洛陽頓時變得井井有條。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十月，劉秀“車駕入洛陽”,暫居南宮的卻非殿，“遂定都焉”。當年劉秀起兵，以匡複漢室相號召，所以他所建立的政權，仍以“漢”相稱。但由於建都地的不同以及時間的差別，後世將劉秀所建之“漢”稱為“東漢”或“後漢”;而把劉邦所建之“漢”稱為“西漢”或“前漢”。有時候，也徑直以建都地東、西的區別，來區別兩漢，即以“東京”指代東漢，以“西京”指代西漢。

作為政權建設，稱帝自然是第一步，定都或可說是第二步，緊接著的第三步，便是設置百官了。其實，這項工作對於劉秀來說，不算特別複雜。一則官吏設置，前漢已有定製，照用也就是了；二則劉秀平定河北，征戰多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十分有效的僚屬班底，現在的問題隻需要把它與新王朝所應設置的官吏，來一個對號入座也就可以了。

無奈，劉秀凡事都要堅持所謂的圖讖原則，就是說要按照讖言來行事，所以反而把一個本不複雜的問題搞得相當複雜。當劉秀即帝位後不久，曾相繼封了一批官員。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情況是這樣的：

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丁醜，以野王今王梁為大司空。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為大司馬，偏將軍是丹為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介為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為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為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為大將軍。

當時所封官吏還有一些，如以岑彭為廷尉，以賈複為執金吾，等等。這之中，絕大多數人但這裏也出現他們或出謀劃策，或出生入死，屬於劉秀身邊的骨幹成員。

但也有一些新麵孔，特別像大司空王梁，何以能從野王(今河南沁陽)的縣令，一躍而高踞三公之位，就顯得非常令人費解。王梁，字君嚴，漁陽要陽(今河北豐寧東)人。曾與蓋延、吳漢一起率漁陽突騎同劉秀會師廣阿，拜為偏將軍；及平河北，受官野王今，為河內太守寇恂的屬下。劉秀即位後，議選大司空，剛好《赤伏符》中有一句話說“王梁主衛作玄武”,於是便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為由，“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

這裏的“野王衛之所徙”,是指當年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一事；“玄武”,即龜(或曰龜蛇合體),古四神之一，主北方，故曰北方之神，又主水，故曰水神之名。當時劉秀還要以讖言“孫鹹征狄”為依據，任命平狄將軍孫成行大司馬事，結果引起眾人的不滿。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道：“吳漢、景丹應為大司馬”。在此情況下，劉秀隻好讓步，拜吳漢為大司馬，拜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定都洛陽後不久，劉秀又曾大封功臣。當時規定，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總的來說較為寬厚優渥。

劉秀下詔說：“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望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其意是要求，受封者切勿恣肆放縱，而應小心謹慎，使封爵世世代代傳下去。對於劉秀過於寬厚的做法，博士丁恭提出異議，認為“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裏”“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製”。

劉秀則表示“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嚐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意思講，古時國家敗亡，都是因為無道，還沒有聽說由於功臣地多而滅亡的。於是他下令，立即給受封者以印綬，並在策書中告誡說：“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製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意思是說，居高位隻要不驕傲就沒有什麽危險，謹遵節度雖滿也不會外溢；希望你們的子子孫孫永遠做大漢的藩輔。

上述稱帝、建都、封官拜爵等，均屬於一個政權的硬件建設，除此而外，還需要相應的“軟件”建設。這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為劉秀政權的合法性，作出某種理論的解釋，並建立一套相應的標誌體係。建武二年(公元26)春，劉秀初步完成了此項“軟件”建設，這就是史書上所說的“始正火德，色尚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