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義愛民

劉備深知重義愛民對於謀大業的重要,做事多以“仁義”“仁德”為出發點,獲得更多的同情和諒解,更為人們所稱道。

劉、關、張桃園結義的佳話千古流傳,長期在中國曆史文化發展和社會道德培養中發揮重大作用。其中,雖然有一些負麵作用,但積極的一麵始終是主要的。他們義結金蘭,終生不易。人存兩地,心在一起。曹操厚待關羽,關羽深念劉備之義,信守“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信條,不為曹操高官原祿所動。關羽的忠義精神,使曹操深為感動。史謂,“曹公義之”,因而慨歎說:“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為此,裴鬆之在注《三國誌》時還把曹操大大讚揚了一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誌,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公之休美。"關羽被孫權殺害後,張飛悲憤至極,失去理智,暴戾有加,被部下謀害,是被義所激;劉備明知伐吳條件不成熟,不聽眾臣勸諫,倉促出兵伐吳,以致慘敗而歸,為義誤國,兵敗神傷,抑鬱而死,為義不但搭上了上萬條士卒的生命,還把自己的命搭了進去。對於

劉備為義所累這一點,連旁觀人也看得清楚。如前所述,《三國誌·劉曄傳》載,魏文帝曹丕曾“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有人說“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複出”。侍中劉曄則清楚地認識道:“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

禮賢下士,厚待賓客。他任平原相的時候,“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因而得到了廣泛的擁護和支持,“眾多歸焉”,由此引起了封疆大吏的重視,遂有陶謙薦代徐州牧、袁紹備讚“劉玄德弘雅有信義”的事情發生。

善待部屬,士兵甘為驅使。劉備不善用兵,戰則常敗,但每每不久便又重新把自己的隊伍集中起來。建安元年,呂布將他打敗,虜其妻子,及至請和,求屯小沛,很快便“複合兵得萬餘人”。建安二年(197),再一次被呂布打敗,三年曹操擒殺呂布以後,他跟隨曹操還許,時過年餘,離開曹操,及還小沛,“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很快得眾數萬人。建安

五年(200),被曹操打敗,幾乎隻身逃依袁紹,“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諸此說明,劉備深知善待卒伍之要。士卒感恩,願為驅使。正因他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對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和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都給予了關注,常常告誡張飛必須注意體恤士兵,指出“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劉備不但“義之重要”,而且很懂“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行仁德之政,為政在寬。初為官,民饑謹,他外禦寇難,內豐財施,救民於水火之中,以求穩定社會秩序。自為荊州牧之後,極少征斂。入蜀之後,尤重社會安定。他非常讚同趙雲關於“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地皆可歸還,令安居複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的主張,避免了試圖“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的一次重大的傷及民利的決策失誤。穩定了社會秩序。

名垂青史,信受人們稱道的是他寧知不利而不棄民的舉動。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取荊州,劉琮投降,荊州人多歸劉備。前麵談到,當他到達當陽時,從眾已有十餘萬,輜重數千輛,嚴重地拖累了行動速度,每日隻能前進十餘裏。追兵將至,情勢危機,有人勸他棄眾而速走江陵,輕裝前進。他毅然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短短一句話,深刻地表達了他對待民眾的態度,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同他謀圖大事緊緊相連的。曆史表明,劉備雖然慘敗當陽長阪,僅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得以逃脫,從政治上說更非明智之舉,但卻博得了廣泛的同情,對其以後的發展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晉人習鑿齒的話,反映了這種事實。他說:“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劉表)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寥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劉備終成帝業,與其重義愛民是息息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