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孤”諸葛亮
劉備病重,自知時日不久,於是抓緊時間安排後事,在臨終前,“托孤”諸葛亮。《三國誌·先主傳》載:“先主病篤,托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諸葛亮傳》載,劉備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詔敕劉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對於劉備的托孤一事,曆史上向來就有不同評論,世人對此多加稱讚。
《三國誌》作者陳壽說:“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最先持有異議的是晉人孫盛,他說:“……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誌。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托孤之謂。幸值劉禪暗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此論甚是。
其實,應該這樣認為,劉備的托國之辭,陰懷詭詐,目的很明顯。他為了兒子保有天子之位,直陳要害,把諸葛亮逼到沒有回旋的餘地。這說明,他對諸葛亮並不是很信任。諸葛亮不能不惶恐發誓,表白自己忠心不貳,正如王夫之所說:“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諸葛亮)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無疑哉?”這就是諸葛亮涕泣而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的原因之所在。
諸葛亮與諸葛瑾各為其主,相較而言,劉備對待諸葛亮,遠遠不及孫權對待諸葛瑾之誠。史載,劉備東征之前,孫權曾以諸葛亮之兄諸葛瑾為使求和。當時有人向孫權進言,諸葛瑾可能暗地別遣親人與劉備、諸葛亮有勾結。孫權勃然大怒說:“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諸葛瑾絕不會對不起我,你這是空穴來風,誣人清白,所謂“死生不易之譽”,大概是指的下麵一件事。史載,“諸葛瑾從討關羽以後,以綏南將軍領南郡太守,駐守公安,當時人有密讒瑾者。孫權說:‘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劉備)昔遣孔明至吳,孤嚐語於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從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並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一片赤誠,頗令人感動。
客觀地看劉備“托孤”有兩方麵的作用。積極的作用是:第一,擴大了諸葛亮的權力,從而也有效地穩定了蜀漢局麵。封建時代,帝王駕崩,最易發生權力之爭。尤當新主幼弱,權臣數人當政,更易出現混亂,釀成刀兵之禍。自然,也非常容易引發敵國覬覦之心,外虜侵入。劉備深知此點,又知自己的兒子劉禪實在是軟弱無能,所以便考慮力保在劉氏江山不易的情況下,把最高權力交給諸葛亮。事實證明諸葛亮沒有辜負劉備的期望。第二,增強了諸葛亮盡忠國事之思,使他始終處在惶恐、感恩、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焦慮之中,從而發誓報劉備殊遇之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據諸葛亮所留遺文所載,他至死都沒有忘記
劉備的殊遇之恩。第三,更宏觀地看,確保了蜀漢享祚四十年。
“托孤”也有一定的負麵影響:第一,諸葛亮功高蓋主,劉禪根據劉備的遺詔事諸葛亮“如父”,繼位之後即“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指丞相府開府)。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諸葛亮一人把持朝政,大權獨攬,劉禪便沒有條件親理政事,從而使劉禪得不到鍛煉,更加強化了劉禪的懦弱無能。第二,權力過於集中一人,又加諸葛亮不善培養後備人才,客觀上必然造成了蜀漢文無能臣、武無謀將的後繼乏人的可悲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