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利於曹操失誤
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占領漢中。是乘勝入蜀,還是知足常樂,留下守軍,大軍撤走?曹操最後沒有乘勝進軍,而率大軍回轉,這是曹操的一個重大失誤,因為他的失誤,使劉備轉危為安,化險為夷。
丞相主簿司馬懿和劉曄都主張乘勝入蜀托孤。司馬懿對曹操說:“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為進兵之良機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機不可失也。”劉曄也向曹操進言,說:“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並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必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司馬懿和劉曄的主張很明確:一是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二是劉備帶兵離蜀,已“遠爭江陵”,保衛荊州三郡,蜀境兵力有限;三是乘屢戰屢勝之威和蜀人震恐之機,直搗成都,必可傳檄而定。簡而言之,一句話“機不可失,乘勝入蜀托孤”。曹操對司馬懿和劉曄的意見竟然當作耳邊風,他感慨地說:“人苦無足,既得隴,複望蜀邪!”七天後,有蜀降者說曹操克漢中以後,“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這時,曹操方有點動心了,問劉曄說:“今尚可擊不?”曄說:“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時過境遷了,不能進攻了。
曹操該不該乘勝入蜀,後人有不同評論。南朝宋人裴鬆之注《三國誌》時,認為曹操失掉一次大好機會。他說:“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反對曹操乘勝入蜀的人的主要理由是:一是曹操深知,蜀道之難更過散關之險,以疲憊之師越險攻蜀,怎得“席卷”;如果曹軍深入,蜀軍據險守要,會使曹軍陷入進退兩難之地勝負未了;二是江東孫權、荊州關羽均在窺伺自己的後路,如果大兵入蜀,必將授孫權、關羽以機,腹背受敵,後果不堪設想;三是隴右初平,羌人未附,漢中初定,根基不穩,遽然推進,軍需難繼;四是內有牽掛,曹操不願進攻巴蜀。事實是最好的證明,曹操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回到鄴;三月親耕籍田,行天子之儀;五月晉爵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四月“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成為實際上的“天子”。毫無疑問,這才是曹操急於引軍而還的最為重要的原因。因為當此之時,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權力,似乎比什麽都重要。
其實,曹操當時乘勝入蜀,完全可以取得勝東漢吉語殘磚利,有以下五個原因:
第一,當時雙方的重要謀臣都認同這一點。曹操那邊,足智多謀數敗諸葛亮的司馬懿認為“機不可失”;頗有軍事才能、屢被曹操稱許、在曹丕稱帝後屢獻大謀以應吳、蜀的劉曄亦認為,應該“因其傾而壓之”,富有遠見地指出如果不取,“必有後憂”。劉備這一邊謀臣法正分析說:“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也就是說,法正也認為,以曹操之智謀和勢力,足可以“因此勢以圖巴、蜀”。
第二,從當時的軍事態勢看。曹操克漢中,入南鄭,益州震驚。蜀臣楊洪說諸葛亮增兵劉備時說過:“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可見,漢中的戰略地位,對蜀來講是何其重要。曹兵駐紮南鄭,實將益州北門控製在手,形勢極為有利。不久,張魯投降,巴郡內的七姓夷王、賽邑侯均降附,曹操因分巴郡為三,以夷帥分別擔任巴東、巴西太守。這就是說,益州刺史部的北部,包括漢中、巴東、巴西郡等實已成為曹操的實際控製之地。而劉備的主力,的確如司馬懿所說正遠爭江陵。曹操建安二十年(215)七月入南鄭,劉備聞聽“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的消息,才慌忙割荊州,同孫權和解,及至引軍還江州,已是當年十一月間的事。可見,曹操至少有四個月的時間占據軍事優勢。如果是大軍乘勝而進,那麽蜀中就絕不會“小定”,而是爭相逃命“一片混亂了”。
第三,從地理形勢看,凡認為曹操退兵的決策是正確的,大都強調蜀道之難。曹操既履散關之險,必憂蜀道之難。事實上,蜀道雖然難行,但曹操根本不用擔心。當時,漢中郡屬益州刺史部,是益州的北部屏障和門戶,陽平關既是南鄭的關隘,又是益州的關隘。克陽平,取漢中,實際便扼住“益州咽喉”,然後即可避過米倉山、大巴山艱難之處,沿嘉陵江穀地南進入蜀。後來張郃入蜀走的就是這條路。
第四,後顧之憂雖有,但是並不嚴重。曹操征張魯之時,亦是孫權、劉備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曹操毅然用兵漢中,也正是由於看準了這一點。曹操將攻漢中,本已劍拔弩張的孫、劉兩家“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七月曹操陷陽平、取南鄭,八月間孫權即率眾十萬圍合肥,結果慘敗於曹操的預謀之下。應該說,孫權、關羽等的確是後顧之憂,不可不防。但就當時的情勢看,並不可怕,一是孫權新敗,重創之後,短時間內不可能組織大的進攻;二是孫、劉矛盾依然存在,不可能形成可靠的聯盟;三是孫、劉兩家當時均無進取中原之謀。實際情況的確如此,從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拔漢中,到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曹操還鄴,以至建安二十二年(217)正月曹操主動攻孫權,前後一年半,孫權均無大的軍事行動。因此,不能把後顧之憂看得過重;事實上,曹操也沒有把它看得太重。
第五,羌人尚不構成後方的威脅。實則從曆史記載看,當時的羌、氐諸部雖不內附,並曾助馬超、韓遂抗操,但極少主動攻擊中原,每有戰事,多係被動受兵。夏侯淵受命討伐馬超、韓遂,因勢擊其輔助勢力,於是有了攻擊興國氐、長離羌和圍袍罕斬宋建以及張郃兵入湟中,降服諸羌之舉。當時韓遂已死,馬超已逃,諸羌雖眾,但諸部多附於曹,並未形成什麽統一的反抗力量。所以,觀其當時之大勢,諸羌不會貿然行動,曹操不該考慮這個因素。
總之,曹操既取漢中而未能乘勝入蜀是其一生中不亞於赤壁之敗的又一次曆史性錯誤。事實上,造成這次錯誤決策的根本原因是曹操急於鞏固和發展朝中權力,急於回朝籌劃晉爵為王(回鄴三個月後),進而“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一年後)和戴上“十有二旒”的天子才能戴的冠冕,“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一年半後)。
曹操這次失誤,卻使劉備化險為夷,果如司馬懿所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自此之後,劉備、諸葛亮自始至終都把漢中作為最重要的戰略要地,緊緊地扼住了益州的出入門戶;曹操則從此陷入被動挨打局麵,從外線主動進攻轉為內線被動禦敵,從此再也沒有奪取益州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