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主歸天
“太上皇”的稱謂開始於皇帝製度形成以後的秦漢之際,本為在位皇帝對於生父的尊稱。如秦始皇將自己已故之父秦莊襄王追尊為太上皇和漢高祖劉邦將在世的父親劉太公尊為太上皇等。雖然太上皇位置極為受人尊崇,但是政治上並無實權,所以自秦漢以後,一些皇族子弟在政治鬥爭中獲得勝利、攫取皇位後,也將在鬥爭中失敗的父親或原來的皇帝尊為太上皇。如唐太宗通過玄武門之變殺掉其政敵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之後,逼迫其父唐高祖李淵退位,去當太上皇;又如明英宗被擄後放還,當時其弟明景帝已即位為君,於是將其尊為太上皇。就此而言,兩千多年來,尊稱太上皇者雖然大有人在,但在不少情況下,隻不過是高級囚徒而已。
乾隆皇帝二十五歲即位,為了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苦心孤詣地經營了六十年之久,年老退位,當然不願去做這樣的太上皇。為了繼續保持自己的最高權力,早在宣布歸政之日,他即決定,歸政之後,將那些因為自己年老而不能勝任的各種祭祀和禮儀活動交由嗣皇帝辦理,至於“軍國大計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他則堅決地表示:“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稟承,不至錯誤,豈非國家、天下之大慶。”根據他的旨意,軍機大臣擬定傳位事宜時,又使太上皇帝的禮儀規格和實際權力都遠遠地超出了嗣皇帝。按照這些規定,太上皇帝對人仍然自稱為“朕”,太上皇帝諭旨稱為敕旨;題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樣,高三格抬寫,皇帝高二格抬寫;太上皇帝生辰稱萬萬壽,皇帝生辰稱萬壽;文武大員進京陛見以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員離京赴任,皆需具折恭請太上皇帝恩訓。而嗣皇帝擁有的權力,不過隻是按期舉行祭祀以及經筵、耕藉、大閱、傳臚等禮儀活動而已;而且,還得向太上皇帝奏請之後方可以舉行。用乾隆皇帝自己的話來說:“朕雖歸政,大事還是我辦。”因而,乾隆皇帝的歸政並非名副其實的退位,不過是變親政為“訓政”而已。
乾隆皇帝在籌備歸政事宜時,已為自己保留了極大的權力,而在傳位大典舉行之後,乾隆皇帝又大大突破了歸政之時做出的諸多決定。其一是居住地。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時,乾隆皇帝即命令修葺寧壽宮,以其作為他歸政之後的優遊顧養之所,而在傳位大典舉行之後,他卻仍然居住在養心殿。為了給自己找理由,他說:“子皇帝初登大寶,用人、理政,尚當時加訓誨。何忍即移居寧壽宮,效宋高之自圖安逸耶。”嘉慶二年(1797)時,他又為自己遲遲不離養心殿解釋說:“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餘載,最為安吉。今既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鹹宜也。”因為他已“寢興六十養心慣”,這樣,已經即位的嘉慶皇帝隻好仍然居住在毓慶宮。
其二,嘉慶改元,照例應將嘉慶時憲書通頒包括宮廷在內的全國各地。但是,在臣下以“一體循用新朔,於心實有所未安”為由而呈請宮中仍行使用乾隆紀年時,他卻欣然同意,並將臣下恭進之乾隆六十一年新曆“頒賞內廷皇子、皇孫及曾、元(玄)輩並親近王大臣等,俾得遂其愛戴之忱”,因此,一直到他去世時,宮中仍用乾隆年號。
其三,嘉慶改元,京中寶泉、寶源二局以及各省鑄錢機構自應改鑄嘉慶通寶,但是,為了表示對乾隆皇帝的尊重,在乾隆皇帝歸政以後,卻是“乾隆、嘉慶年號各半分鑄”。
其四,更主要的是,在國家事務的處理中,乾隆皇帝也沒有遵守歸政時做出的一些決定。歸政之際,乾隆皇帝曾經給予嗣皇帝以處理各部院衙門和各省題奏本章及任免官員的權力。然而,歸政之後,除了一些無關緊要的題本批答之外,乾隆皇帝一直牢牢地將批答奏折、任免官員的權力把握在自己手中。為了對臣民有所交代,嘉慶元年時,他說:“自揣精神強固,又曷敢自耽逸豫,遂自謂閑人?是以至今每日披覽章奏,於察吏勤民之事,隨時訓示子皇帝,俾得勤加練習,予庶不致有負昊蒼鴻佑之恩。"一直到嘉慶三年
(1798)時,乾隆皇帝的視力雖然已經大不如前,“然披閱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嚐稍懈”。雖然其中不少諭旨和奏折批答,如鎮壓湘黔苗民起義和川楚陝白蓮教起義的諭旨和奏折批答,皆是以嘉慶皇帝的名義發出,但由於軍機處這一重要機構牢牢地控製在乾隆太上皇的手中,而嘉慶皇帝又必須事事聆聽太上皇的教訓,因而其中的內容,也大多都是體現了乾隆太上皇的意旨。
總之,在三年做太上皇期間,乾隆帝朝服像舉凡官員任免、軍務布置、政治舉措、河工建設、蠲賑事宜等主要政務,乾隆太上皇無不事必躬親。
當然,在乾隆太上皇牢牢地把握著主要權力的同時,因為不少禮儀活動已為嘉慶皇帝所分擔,和歸政以前相比較,乾隆太上皇肩上的擔子還是大有所減。因而,處理重要政務之外,閑暇時間相對增多。利用這些閑暇時間,乾隆太上皇有時長時間地靜坐沉思,陷入對自己童年生活的深深回憶之中:自己如何在父親麵前一字不遺地背誦經書,祖父如何開槍打死正在向自己瘋狂撲來的大熊,又是如何誇獎自己和自己的母親……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樣的宛若如昨,曆曆在目,令人難以忘懷。
除回憶舊事之外,有時,乾隆太上皇也想到了將來。嘉慶三年(1798)春,乾隆太上皇的玄孫載錫成婚,乾隆太上皇極盼其來年生子,好使自己在玄孫之外再見來孫。再有,當時乾隆皇帝已經八十八歲高齡,很希望再能活上十二年,湊成一個整數,開創一個帝王年齡史上的新紀錄。
乾隆太上皇雖然祈求長壽,但對自己的後事他也做了一些安排。其中著手最早的是陵寢的選擇和修建。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本想在易州建陵。後來,又慮及雍正皇帝和自己相繼於此建陵,後世子孫勢必群趨而西,“則東路孝陵、景陵將日遠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愛慕”。因而改令於遵化一帶選擇建陵地址。乾隆七年(1742)三月,大學士回奏,勝水峪一帶“地傍祖陵,土色細潤,自屬吉壤”。於是,乾隆皇帝決定在此建陵,並在此後不久正式破土動工。孝賢皇後去世後,為了早日將其梓宮下陵安葬,在乾隆皇帝的嚴旨督促下,工程得以加快進行。地宮於乾隆十七年(1752)建成。是年十月,乾隆皇帝親送孝賢皇後梓宮奉移地宮,並對工程修建之“堅固宏整”甚表滿意。乾隆三十八年(1773),陵寢修建工程最後完成。從此之後,轉入歲修階段。歸政以後,在考慮後事安排時,乾隆太上皇又慮及自己建陵遵化,恐怕因此而使西陵遭到冷落,因而又再次做出決定:自嗣皇帝以下的後世子孫為帝者建造陵寢時,應“各依昭穆次序迭分東西,一脈相聯,不致遞推遞遠”。嘉慶二年(1797)時,又派遣戶部尚書範宜賓、禮部尚書德明、總管內務府大臣組布等人再次對陵寢進行修葺。
除修建陵寢之外,對自己身後的喪禮、諡法,乾隆太上皇也都做了一些安排。關於喪禮,他規定按曆代帝王先例,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除服;不得仿效古禮,行三年之喪。他說:“將來嗣皇帝如欲仿行古禮,當思天子之孝,與士庶異;我皇清之製,與漢姓殊。嗣皇帝仔肩重器,惟當效法祖宗及朕敬天愛民、法祖勤政,勉承付托,此即孝之大者。”關於身後諡典,他也表示,隻能諡之為“宗”,而不得諡之為“祖”。
由於乾隆太上皇年事越來越高,進入嘉慶三年(1798)以後,他的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差,失眠、健忘症狀也更加嚴重。據當時朝鮮使臣觀察的情況是:"太上皇容貌、氣力不甚衰耋,而但善忘比劇。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故侍禦左右,眩於舉行。”身體既已如此虛弱,自然易於感染疾病。是年十一月,就在臣下計劃為他籌辦九旬慶典之際,乾隆太上皇卻因籌辦平定白蓮教起義事務過於勞累焦慮染上了風寒。雖經禦醫盡力調護,不久即愈,但卻留下了頭暈目眩的後遺症,“飲食漸減,視聽不能如常,老態頓增”,精力也大不如前。
嘉慶四年(1799)正月新正,乾隆太上皇尚出禦乾清宮,接受嘉慶皇帝以下王公百官的朝賀。次日,病情突然惡化。聞知此訊,嘉慶皇帝急率禦醫趕赴養心殿救護。這時,已經進入彌留之際的乾隆太上皇握住自己指定的這個嗣皇帝的雙手,“眷愛拳拳弗忍釋”,之後即進入昏迷之中。延至次日淩晨,這個臨禦天下六十三年的老皇帝滿懷著在位周甲、眼觀七代的滿足和未至百齡、不見來孫的遺憾離開了人世,享年八十九歲。
由於乾隆太上皇駕崩時已達八十九歲高齡,幾乎超過了自有清以來所有的帝王,兼之以三年前已經舉行了傳位大典,因此,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對於乾隆太上帝的歸西都不覺得意外和突然,“皇城之內,晏如平日,少無驚動之意,皆曰:‘此近百歲老人常事,且新皇帝至孝且仁,太上皇真稀古有福之太平天子’雲”。
與此同時,朝廷關於乾隆太上皇喪事的操辦也有條不紊地循例進行。當天,他的遺體即移殯乾清宮,嘉慶皇帝以下所有妃嬪、親王、公主、福晉以及文武百官皆剪發成服,並成立了由睿親王淳穎、成親王永理、儀郡王永璿和大學士和珅、王傑等人共同組成的治喪機構。幾天之後,和珅雖被捕拿治罪,但各種治喪活動卻仍然照常舉行。正月間,先後上其尊諡為“高宗純皇帝”,並將梓宮移殯觀德殿;二月間,決定開館纂修《高宗純皇帝實錄》;三月,將乾隆皇帝陵寢定名為裕陵。是年九月初二,嘉慶皇帝奉乾隆太上皇梓宮自京發引。十五日,安葬裕陵地宮。從此,一代明主乾隆便永遠地安眠在自己生前最崇敬的皇祖康熙皇帝景陵西麵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