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業很有優勢

家族製企業往往是合理、可行、高效的經營模式。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家族企業占了40%,而成功的華人企業90%就是家族企業。

依靠血緣關係經營

家族企業可以說是溫州人的一個顯著特色,在一個企業裏.父親是董事長,母親是辦公室主任,大兒子是總經理,小女兒是副總經理,二女兒是財務經理,二女婿是銷售經理,大姨是辦公室總務,小舅子是采購主管……類似這樣的企業在溫州處處皆是。

依靠血緣、地緣關係做生意,也是很具有溫州人特色的一個生意經。家人、親戚、朋友、同鄉,從血緣到地緣,溫州人喜歡這種建立在親情與鄉誼基礎之上的合作型工作模式。從小本生意到大手筆買賣,獨特的血脈淵源,造就了溫州獨特的企業製度。

從創業到發展,不管外界如何看待、爭論,甚至指責。家族製企業仍是溫州企業的主要存在方式,仍在以其強大的凝聚力和靈活性占領著企業的管理核心。

挺宇集團公司是一家年產值達幾億元的典型家族企業,也是成功的家族企業經營的典範。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均來自同一個家庭:一家之主潘挺字是董事長,母親徐文清為辦公室主任,姨媽徐小清為辦公室總務,身為大女兒的潘佩聰為總經理,弟弟潘葉雷為副總經理,妹妹潘佩芳為財務經理,妹夫林肖為銷售經理,就連表兄邵靖海都擔任著采購主管。潘佩聰的丈夫吳楚帆因為自己是另外一家父子公司的總經理,成為唯一沒有在挺宇公司擔任職務的主要家庭成員,除了家族成員,沒有任何家族之外的人員加入公司的管理層。

1981年,潘挺宇辦起了一家小工廠,不靠別的,就靠他那聰明的大腦。潘挺宇的眼睛是“火眼金睛”,市場上賣得火的一些東西,他瞄上半天,回來後,不用畫圖紙,就能直接在機器上鼓搗出樣品來。然後,他再讓工程師參照這種樣品進行批量生產。潘挺宇自己也說:“有時我看著產品也納悶,我怎麽會做出這樣的東西來?”

到了1989年,潘挺宇的工廠已經像模像樣了,僅一年的產值就有360萬元。就在那一年,潘挺宇的企業性質被定為私營。

父親與母親丟下子女與企業,一走了之。臨走前,潘挺宇將工廠托付給兩個主管。主管膽小不敢管事,管理工廠財務的潘佩聰每天隻見錢出不見錢進,一著急,她當即發動“政變”,將自己提拔為總經理,獨自一人挑起了管理工廠的重擔。一年後,父母從歐洲同來,發現這位18歲的女總經理竟幹得有聲有色。

潘佩聰的血管裏流著與聰明的父親一樣聰明的血液。技術含量很高的“在線分析係統”就是她組織力量開發成功的,這種在國外價值幾百萬美元的設備,在潘佩聰手裏首先實現了國產化,其售價僅為進口產品售價的1/10。

就像居家過日子一樣,潘挺宇一家人將自己的企業做得有模有樣。到了今天,挺宇集團公司的年產值已達到了3億元,固定資產為2.2億元。這個數字,著實讓那些斷言家族式管理模式隻適合企業初創期的理論家汗顏不已。

對於家族製企業的優勢,潘佩聰認為,在一個家族企業中,合作對象是自己的家人,血濃於水的親情,其凝聚力是旁人無法企及的。換作與其他人合作,難道就沒有問題嗎?她說:“做企業也要順勢而為,最重要的是追求一種和諧,和諧自然,那才是真正的美。20多年的漫長磨合,讓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家族企業的獨特優勢

20世紀90年代初,不少經濟學家考察溫州後,讚不絕口的同時往往留給當地幹部一句話:“盡快建立大企業集團。”更有專家斷言,溫州經濟必定會停滯,因為溫州企業不上規模且專業市場衰落。有人甚至預言“溫州經濟增長速度不會超過10%”。然而事實讓他們大跌眼鏡,溫州經濟年增長率為20%,其中99%的企業為家族企業和中小企業,而那些人為的集團企業卻陷入僵局。

對於這個問題,潘挺宇認為,溫州的家族企業不宜過早退出曆史舞台,不顧溫州的獨特血脈淵源,一味追求西方式的現代企業製度,恐怕會出現“桔逾淮北而為積”的結果。

事實勝於雄辯,在管理中沒有什麽好與不好,隻有合適與否。家族經營往往是合理、可行、高效的經營模式。世界上一些著名企業,如杜邦、洛克菲勒集團都是家族企業。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家族企業也占了40%。一家國際權威調查機構的對全世界華人企業的調查結論更是:成功的企業90%就是家族企業。在中國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省,幾乎全是家族化的中小企業。

因為製度、規矩這些剛性規則固然非常重要,但有時候,血緣、地緣、親情這些非製度的文化因素在相互溝通、達成共識等方麵,可能也會起到正式製度所不能產生的獨特作用。

(1)反應迅速:溫州的家族企業出於對家族成員的信任,決策非常快,承擔風險能力很強。他們做生意完全是有利就做,不看國家計劃與規劃,所謂“腳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在通常情況下,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各成員對外部環境變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尤其是市場變化的信息能很快傳遞至企業的每位成員;同時,決策速度快,信息溝通順暢,成員之間容易達成共識。

這種完全由眼前利益決定的家庭企業方式在初期可能顯得布局混亂,但最終卻使溫州人從大量篩選的項目中找到最適合自身優勢的產業。

(2)管理成本低:由於家族成員彼此間的信任及了解的程度遠高於其他非家族企業的成員,成員之間特有的血緣、親緣關係,使家族企業具有強烈的凝聚力,加上相互間的信任,以及經營權與所有權的一致性,家族企業的管理成本能較非家族企業低許多。

在1980年,當時的溫州市委書記經過3個月調查,發現當時溫州家庭企業平均投入1元產出可達10元,而國企卻是投入10元產出1元。他還看見一農村老太太家裏有5台製鬆緊帶的機器,每年純利500元。書記就思索:一個老太太就是一個車間,100個老太太不就是一個一年純利50萬元的大工廠嗎?受此啟發,當年溫州市政府就製定出了“大力發展家庭工業”的政策。

(3)經營務實:家族企業的短期逐利性,使其每選擇一個產品都先在本地試銷,有了前景再做大,溫州人選擇了生產老百姓用得最多的東西,如皮鞋、衣服、眼鏡等,並使其價格最接近中國廣大城鎮與農村的心理價位。這也是溫州小商品做出大事業的原因。

服裝業,當時中國隻有質好價昂與低質低價兩類產品,而溫州人生產出款式新潮、質量一般、價格較低的產品,例如,當年市場上隻有3000元一套的全毛西服,溫州人用30%純毛、70%化纖的麵料替代全毛,生產出式樣一流而僅售500元的高級西服,如此務實的經驗策略,不僅讓消費者得到了實惠,而且因此開始了溫州服裝業的發家史。

(4)產品更新換代快:由於家族企業的靈活性,他們在開發新產品上可以立即決策並馬上執行,順利地調動人力物力財力,來研發新產品,而沒有大企業諸多的規則絆腳。

曙光印刷廠是溫州最大的印刷廠,廠長朱詩力做第一筆大生意時,別的廠家需要半年,他卻僅用了13天,最後,13個日夜沒在**睡過覺的他,倒在訂貨客戶辦公室睡著了。瑞安塘下韓田村專門生產汽車配件,859個企業全部是家族企業,工業產值8個億,按該村人口計算,人均產值80萬元。他們開發新品種隻要37天,而南京某大型國企廠連頭帶尾需要1年。北京徽標廠3~5個月開發1個品種,金鄉徽標廠隻要12天。

溫州的企業幾乎全是從家族中走出來的,無論外界怎樣的爭論,溫州人始終認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現在,那一些預言失敗的經濟學家通過多年的研究,也開始修正自己的錯誤:血緣與地緣關係在溫州人的經濟模式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血緣與地緣所具有的向心力毋庸置疑。為什麽當初我們看錯了溫州?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理解家族製企業,溫州的企業是離不開家族的,沒有溫州的家族企業,就沒有溫州的工業,家族企業是溫州成功的謎底之一。

炒房的由來

溫州人炒作房地產的來曆是這樣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

初,溫州人幾乎挨家挨戶蓋起了新樓房,當時蓋新樓房主要是滿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後期,溫州人已不滿足一家一幢樓房的居住水平,又開始瘋狂地建新房或購買商品房,因此有的人家一戶就擁有了幾套房子。他們將過去的房子轉手出去,或者一直閑置在那裏。這樣超常的購買力導致當地房價幾年來一路攀升,至今房價仍居高不下。

溫州人多年摸爬滾打的市場經驗,也成就了一批炒樓的行家裏手。溫州人炒熱了本地房地產,又開始炒外地。先是進軍杭州,繼而挺進上海,然後四麵出擊,向北跨越長江,轉戰青島、濟南、北京、哈爾濱、大連、沈陽;向西則湖長江而上,攻克南京、武漢、重慶、成都;向南則是奔赴海濱城市廈門、海口、二亞……

溫州人賺錢務實而精明,務實就是自己不能把握的事情是絕對不會去做的。因為他們不能把握股票的漲跌,所以他們不會去。以前的周芳不過是“溫州炒房團”裏麵的普通一員,她24歲開始炒房,跟隨溫州炒房團周遊全國,到處出擊,所到之處,房價一片“飄紅”。從最初的個人炒房,到如今與人合夥開起房產代理公司、帶“團”炒房,如今29歲的她身價早已超過百萬。

1999年,周芳的主職是做保險,因為業績好,手就裏有了十幾萬元閑錢。她想,錢放在銀行裏,利息那麽少,不如做一些投資。

然而選擇什麽樣的投資呢?當時才24歲的周芳,既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又從沒認真動腦筋盤算過投資的行業。懵懵懂懂中,她想起以前看書翻雜誌,看到很多富翁都是做房地產起家的。於是,抱著“暴富”的憧憬,周芳去了第一個房展會。當時溫州還沒有興起炒房熱,她發現房展會上,看的人多,買的人少;自住的人多,投資的人少。

那次周芳看中了一個名叫嘉景花園的項目,位於溫州新城,地段很偏,但周芳不介意。她有自己的想法,溫州老城區差不多都建好了,市區肯定要往新城發展;而且當時溫州沒有太多成片的小區,而這個小區的盤子較大,造型也很漂亮。有的是投資的熱點。左思右想,周芳把心一橫:反正自己還沒房子,買就買了,投資不行也可以自己住。那時她也不懂應該怎麽挑,就很隨意地選了一套房子買了。首付了30%,其餘選用了銀行按揭。令周芳又驚又喜的是,不過四五個月的時間,房價很快從每平方米3380元漲到了4300元。嚐到甜頭之後,周芳把賺錢的主要目標瞄準房地產。哪裏有房展會、推介會,她都會去,留下信息,房產代理公司就會主動打電話給她。開始時她隻在溫州買來買去,順利做成三四套房後,她開始向外地發展。投資不行也可以自己住。那時她也不懂應該怎麽挑,就很隨意地選了一套房子買了。首付了30%,其餘選用了銀行按揭。令周芳又驚又喜的是,不過四五個月的時間,房價很快從每平方米3380元漲到了4300元。嚐到甜頭之後,周芳把賺錢的主要目標瞄準房地產。哪裏有房展會、推介會,她都會去,留下信息,房產代理公司就會主動打電話給她。開始時她隻在溫州買來買去,順利做成三四套房後,她開始向外地發展。

周芳做的第一個外地樓盤在江蘇昆山。2001年,周芳的一個熟人去昆山做生意,回來後跟她說:“昆山的房子挺美的,但房價很便宜,不到2000塊錢。”周芳就帶著另一個同事去了昆山。昆山離上海很近,綠化很好,台資企業比較多;而當時上海房價已開始上漲。周芳分析,昆山的房價也會漲,而且空間很大。

當時有個樓盤的房價不過1800多元,每套100多平方米。那裏的政策非常寬鬆,每套訂金隻收1000元。而且時間差比較長,交訂金後3個月左右才轉“大訂”。不僅那1000元錢是隨時可以退的。而“大訂”也隻有1萬元錢。於是,周芳就帶動了二三十人一起炒,有了點兒“炒房團”的樣子。他們一起包了一整幢樓。後來,每套房最少賺了2萬元。

昆山算是初戰告捷。到現在為止,周芳已做過十幾個樓盤,北京、上海、青島、海南、重慶、成都……基本上幾個大城市都去過了。因為做得比較順,帶動了周圍的一批親友和同事,周芳就和別人成立了一個代理公司,開始牽頭組織“炒房團”,去外麵看樓、組織推介會和房展會等等,從單純的投資者成為一個專門從事這個行業的團隊。

溫州人喜歡炒房,善於炒房的原因,說到底,還是因為溫州人的商人本性:賺錢第一、精明過人、眼光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