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抑鬱困擾一生的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是19世紀末俄國著名的作曲家，他是浪漫主義運動最後階段的悲觀主義者。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從不涉及重大社會問題，他的想象力總是脫離現實生活，而沉溺於虛幻的世界裏。

彼得·伊裏奇·柴可夫斯基是個憂鬱症患者和憂鬱狂——不論他願意不願意承認——直到死前幾個月，他仍未能適應自己的天性。當然柴可夫斯基也是個天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他是用音樂傳揚19世紀俄羅斯的真正精神的藝術家。音樂創作是柴可夫斯基生命的支柱，音樂寄托了他全部的理想、情感、希望和失望，柴可夫斯基的樂曲深深體現出了人生的痛苦與絕望，憂鬱與死亡，這正是他的音樂內涵深刻的一種表現。他的作品讓我們體會到生命的痛苦與惆悵，特別是他的《第六交響曲》，讓人體會到生命最深沉的感受，在這汩汩流淌著的旋律中，我們體味到對生命的渴望、熱愛以及始終與生命緊密相連的痛苦、迷惑、絕望，這就是人類生命的永恒模式。

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是如此的痛苦，這與他抑鬱、痛苦的生命經曆是不無關係的。童年時的柴可夫斯基就表現出了憂鬱、敏感、性格內向的特質，據他的家庭教師芳妮回憶說：“他極其敏感，所以我必須小心地對待他，一點兒小事也會深深刺傷他的心。他像瓷器那樣脆弱。對於他，根本不存在處罰的問題，對別的孩子根本不當回事的批評和責備，也會使他難過半天。……”

青年時代起，他那敏感脆弱的性格，使他深切地感覺到現實社會並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他的懷疑主義和他那宿命論的思想，使他在落日的餘暉裏，孤寂地去尋找對人生的妥協。音樂成了他蝸居鬥室自我拯救的唯一生存方式。

1859年，柴可夫斯基從法律學校畢業，進入司法部門供職，但他對音樂的向往一如既往，所以不久他進入了俄羅斯音樂協會開辦的音樂學院。在音樂學院裏，他拚命充實自己，音樂靈感和他的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進入他的意識。1864年，柴可夫斯基在聖彼得堡郊外鄉村的一次度假期間，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管弦樂作品《大雷雨》。1865年，他的《大雷雨》首次公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畢業音樂會給了他巨大的打擊，柴可夫斯基創作的《歡樂頌》並沒有受到音樂評論家的好評。阿·謝洛夫表示：“這首大合唱並不出色，我本來對柴可夫斯基懷有更高的期望。”另一位音樂評論家卡·安·居伊則做出這樣的反應：“這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完全不行。”這件事情給了柴可夫斯基巨大的打擊，這使柴可夫斯基原本敏感多愁的性格，平添了更加深痛的傷痕。當時的柴可夫斯基還沒學會反駁音樂界和作曲家同行的批評，也沒學會為自己辯護，他對這些責難深感痛心。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承認：“當我看到這種可怕的評論時，我簡直不知自己出了什麽事。眼前一片漆黑，頭腦開始發暈，我像瘋子一樣衝出了咖啡館。我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麽，要到哪裏去。這一整天，我始終彷徨於街頭，嘴裏不停地念叨：

‘我缺乏創造性……我無足輕重……我永遠不會有什麽了不起……我一點天分也沒有’。”

他帶著對家人和朋友的思念，也帶著辛勤勞作未被賞識的沮喪，告別了第二故鄉聖彼得堡，前往莫斯科，去開辟自己新的天地，從此深深的鄉愁跟隨著他。1866年，他在寫給妹妹阿曆克山德拉的信中說：“對莫斯科我已漸漸習慣了，雖然孤獨還常常使我感到悲傷。”抑鬱常常會使人導致這種自我逃避、自我不滿的狀態，甚至導致發病。柴可夫斯基就一直就在這種狀態下生活著。4月底，由於夜間失眠和他稱之為“中風發作”的劇烈頭痛的折磨，柴可夫斯基在體力上已瀕於崩潰的邊緣。在寫給安納道爾的信中，他對自己當時的狀況描述道：“我的每一根神經都讓我不得安寧。原因一是那首交響曲聽起來一點兒也不能令人滿意；二是魯賓斯坦和塔諾夫斯基發現我很容易吃驚，就整天用多種辦法來驚擾我，以此取樂；第三，我確信自己活不長了，我將遺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交響曲，我無法擺脫這種想法。”“我像渴望‘希望之鄉’那樣渴望夏天的到來，渴望到卡曼卡去，我希望在那兒找到安寧和平，忘掉一切憂慮和煩惱……我憎恨一切人類，我真願意到人煙稀少的茫茫荒原去隱居。”

柴可夫斯基脆弱、敏感的性格讓他似乎比其他人更在乎別人的看法，又由於他對音樂的摯愛，所以任何關於他音樂作品不好的評論，都會引起他強烈的反應，使他自責、沮喪、絕望。1873年他創作了《禁衛軍》，雖然受到相當程度的好評，可是尼古拉·魯賓斯坦對他不屑一顧，又讓他深深痛苦。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這樣談到：“自從離開俄國，至今已是第八天了。在這整整的八天裏，我沒跟任何人友好地交談過一次。除了旅館的服務員和鐵路的服務員，誰也沒聽見我講過一句話。”“你想象不出有誰比我更痛苦，而造成所有這些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禁衛軍》。”

其實柴可夫斯基也意識到他性格中的抑鬱成分，他曾經這樣說過：“我意識到我的癖好是幸福的最大障礙，我必須竭盡全力同自己的性格做鬥爭”。因此他選擇了結婚，以為這樣就可以逃避所有的流言蜚語，可以解決他性格上的種種弱點。然而他錯了，失敗的婚姻反而讓他深陷痛苦的陷阱。“我的妻子是毫無罪過的。她並沒要求我娶她。因此要讓她知道我不喜歡她，並把她看作是不能容忍的討厭鬼，那純粹是我的殘酷和惡意。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裝腔作勢欺騙人，然而這樣裝一輩子是無法忍受的。我怎麽能夠工作呢？我絕望了，特別是近旁沒有一個能支持我、鼓勵我的人。我非常渴望死，看來死才是唯一的出路，不過自殺是不可能的。”於是，他選擇了逃避，逃到了安全、溫暖的卡曼卡。暫時的逃避並未能有助於他恢複，反而使他更加恐懼麵對現實，他不得不選擇自殺，他曾經試圖在10月上旬寒冷的天氣，他穿著一身薄衣服在冰冷的莫斯克瓦河裏蹚水，河水齊腰，冰封河麵，他希望染上肺炎，一死了事。當他意識到自己強壯的體格能經得住這種試圖自殺的折磨時，感到驚恐萬狀。所以他又放棄自殺，然而經過了這樣的事情，柴可夫斯基變得虛弱不堪，他弟弟說，與他從前判若兩人。最後在弟弟的幫助下，他終於結束了他痛苦的婚姻。

然而婚姻的結束並沒有使他從抑鬱中解脫出來，跟隨著他的永遠是痛苦和短暫的幸福。梅克夫人和他近乎柏拉圖式的愛情，曾使他獲得了短時間的幸福，也讓他的音樂有了更新一步的進展。然而他天性的不自信，讓他對自己的作品毫無信心，在他44歲生日的時候，他說：“我已度過了人生的多少個歲月！不是我自謙，我取得的成就是多麽的微小！就我的實際天賦而言，我必須憑良心說，我沒有取得任何成就，沒有能寫出一部完美的堪稱典範的作品……對我來說，平靜而不受幹擾的時光已經結束。剩下的隻是焦慮、鬥爭和許多我感到難以忍受的東西——我這人不過如此而已。不，靠自己生活，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時候到了！”

總體來說，柴可夫斯基時時處於神經衰弱狀態，或者處於性方麵的衰弱狀態：他有時敏感、多情，有時焦慮、恐慌。這種狀態幾乎跟了他一輩子。得不到異性之愛的他，隻能靠他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還有極少數的幾個朋友，把自己的活動範圍限製在家庭的小圈子內，他一生中和弟弟有大量的通信，他向他們傾訴自己內心的鬱悶與痛苦；他這個孤獨的單身漢經常把妹妹的莊園當作自己的精神避難所之一，並在那裏寫下許多流芳百世的作品。

他的婚姻是一個悲劇，與弟、妹的情感又不能長久依賴，如何能讓同性戀者的柴可夫斯基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精神家園，而不再飽嚐精神的顛沛流離呢？於是有了梅克夫人。正是同這個有知識，有教養的異性保持了一段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才使他有了生存和創作的精神支柱（精神分析學理論認為，這種方式對同性戀患者的治療更有益）。在他和梅克夫人的通信集中，這種超乎肉體的精神戀情隨處可見，而且隨著他們的交往日益加深。

然而，在1890年9月，收到梅克夫人的斷交信後，柴可夫斯基在複信中寫道：“如果不是有了你的友誼和同情，我一定會發瘋且毀滅。”從此以後，柴可夫斯基的精神果真全麵徹底地崩潰了。梅克夫人是他心中的上帝，她突如其來的絕交，從靈魂上陷柴可夫斯基於死地。在《悲愴》中，柴可夫斯基已經為肉體自殺做了一次精神自殺的預演。他絕望地在這部辭世之作中淒涼地走完了自己的心路曆程，大起大落、大波大折的旋律中，有對遙遠的過去的甜蜜回憶，有家鄉的空氣，母親的呼喚，兄弟的情誼以及梅克夫人那天使般的精神之戀……而這一切已經一去不複返，從抑鬱到狂躁的情緒，在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差。當殘酷的命運把他交給死神時，百孔千瘡的靈魂已疲憊無力。在他最後的樂章中，心靈最後一次麵對自我，最後一次經曆著人生大悲的痛苦，生命顫抖著走向死亡。

在柴可夫斯基一生中，他的生活有種種不如意，種種痛苦讓他抑鬱不堪，而抑鬱又讓他走向更深的痛苦。在柴可夫斯基一生中，幾次精神崩潰時都想到了自殺。在令人厭煩的社交活動中，抑鬱像鬼魂那般死死地與他糾纏。這種性格自然會表現在他的音樂創作上。這種創作心靈完全來自於病態的不安和沮喪。每逢這時，他總能寫出一些眼淚汪汪的調子和傷感情懷的旋律。或是沉人類似“冬日夢幻”那種虛迷境界中，任自己的感情之流迷走飄逸。這種酸楚痛苦的憂傷和哀愁，影響了他中後期的許多作品。然而，抑鬱症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轉化為與症狀完全相反的狂躁症傾向。這種反差極大、兩極擺動的精神斷裂，間接造成柴可夫斯基音樂作品中的許多斷裂反差。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一些優美旋律，常常被粗暴地打斷，接踵而來的往往是跌跌撞撞、迅疾跳躍的不穩定音型。過去的評論家隻認為他不善於構造交響的邏輯大廈，隻是聽憑他的情緒跌宕起伏相互交替，而且把這種交替變成是一種性格上的對比。實際上，這並不是音樂結構的問題，而是音樂家的心理程序對作品程序的一種投射；是一種失去自我控製的斷裂，而非局部和局部之間技巧性的銜接問題。尤其是在他晚年作品中，我們分明能感覺到那種想象中的空虛，那種緊張中的惶恐，那種狂躁中的沮喪，那種虛假鎮定中真正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