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避媒體,封鎖消息
當企業危機發生時,有些領導總想如何封堵那些對企業和自身不利的消息,或者隱瞞實情,想大事化小。可是,由於網絡的出現,信息傳播的方式徹底被改變,而信息傳播的改變則在某種程度對企業的危機的發生形成了直接的影響。不論公眾是通過發短信還是網上聊天、發帖子等方式,網絡危機傳播的速度比劉翔還要快。因此,當
危機發生時,如果試圖用紙包火的方式阻隔外界對事件的了解,或者忽視網民的意見,對網絡輿論置之不理等,可以說根本就辦不到。相反,之後使事情向相反的方向發展。
遼寧海城3千學生豆奶中毒事件
2003年3月19日,遼寧海城市八所小學發生了學生食用豆奶集體中毒事件。小學生正處於身心發育期,他們本來就抵抗力低。這起突發事故會給他們帶來怎樣的傷害,相信每個人都在擔憂著。特別是在目前獨生子女居多的家庭中,可想而知,孩子的性命安危是怎樣牽動著父母的心。
可是,在長達20天的時間裏,當地有關部門雖然召開了兩次與學生家長的見麵會,但始終將很大精力花在封鎖消息上,尤其是在針對有多少人中毒、有沒有孩子死亡、有沒有在規定時間內上報等重要問題上,當地有關部門一直都在隱瞞真相,並且還阻止學生到外地求醫。
於是,公眾們在無法得知學生中毒的原因和中毒情況下,小道消息和謠言就大行其道。有的說,學生中的是黃體黴菌的毒,潛伏期長達幾十年,一旦發作就要命;有的說,已有3個孩於死亡,還有的孩子眼睛瞎了。學生家長們更是人心惶惶,心急如焚。海城有關部門的這種隻顧麵子而不能及時給予人們一個正確說法的行為激怒了那些受害者和家長。一些家長甚至做出了過激行為而被行政拘留。
終於,那些中毒學生忍無可忍,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4月7日,近百名學生來到北京求醫。才使衛生部、教育部等部門通過媒體的報道獲悉了此事。4月8日,當地有關部門才將情況上報衛生部。
可是,當記者采訪時,海城市教委等有關部門回答:“8所學校的學生總共加起來還遠遠不到3000人”。但記者從學校方麵了解到,僅3所小學人數就已經超過了3000人,8所小學總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而新華社披露已經有4400人次、超過2500名孩子入院治療。當記者拿著這兩個數字致電有關部門時,海城市教委則拒絕“再次回答人數問題”。
而且,事實也並非像有關部門回答的“整個中毒事件無一人死亡”,其中有一名叫李洋的同學就在這次豆奶中毒事件中失去了寶貴的生命。當記者多次欲就李洋之死與該市衛生、教育部門聯係采訪,得到的答複都是:“正式的調查結果還沒出來,但李洋的死跟喝豆奶沒什麽關係!”記者反問:“既然調查結果還沒有出來,為什麽那麽肯定地說李洋之死與豆奶無關?”對方告知:“這些問題找領導去。”
在對一些突發事件和企業危機的認識上,有些人總存在著這樣一些認識誤區,認為“家醜不外揚”,一旦外界知曉情況後影響本企業以及本人的利益和形象。或者擔心
突發事件一旦公開,會造成公眾恐慌,影響社會穩定。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他們往往回避媒體,封鎖消息,其結果是越封閉越使人們陷入無端的猜測中。海城學生集體中毒事件,因為封鎖消息,最後演變成了公共危機事件,不但破壞了學校、教委等有關部門的形象,而且還引發了公眾對一些政府部門的不信任感。試想,對學生的安危如此漫不經心的學校,家長們怎能放心?一些行政部門不及時想辦法醫治,隻是封鎖消息、隻顧自己臉麵的做法,公眾又如何擁護?
發生重大事件時,封鎖消息,回避真相,其結果隻能是加重公關危機不到位讓企業陷入被動或者萬劫不複的境地。如果政府部門用一種行政幹涉的手段試圖封堵消息,隻能顯示出愚蠢和霸道。封鎖消息的後果隻能加深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
廣西南丹特大透水事故
企業是以產品或服務來滿足消費者的組織,這種功能的特殊性決定了不論產品還是企業以及企業家本人,都要接受公眾的檢驗。雖然在接受檢驗的過程中,由於各種原因,企業的表現並非都能令人滿意,公關危機有時會不期而至。但是,在危機發生時,如果試圖封閉消息,掩蓋真相,弄虛作假,隻能走向深淵。
2001年7月,廣西南丹特大透水事故發生後,地方政府封鎖消息,用各種手段阻止采訪,與礦主勾結,事件雖被掩蓋了半個月,最後還是被媒體所揭露。縣委書記萬瑞忠等人被判處死刑;縣長唐毓盛被判處有期徒刑29單,決定執行20年。
網絡的開放性和自由性,使得任何信息都無孔不入。如果試圖回避媒體、封鎖消息,隻會激起公眾更大的好奇心去挖掘企業更多的內幕。因此,危機發生時,不論什麽原因都不能剝奪公眾的知情權。公眾既是突發事件的受害者,同時又是應對危機的主體。因此,能否將自己所掌握的、涉及到民眾生命安全與健康的信息,及時充付地告知民眾,對於穩定民心、動員民眾力量,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