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笑要因事而異
看環境說笑
紐約市的埃爾·史密司總督前往某監獄視察。“我的公民們!”他剛一開口,忽然想到麵對的是犯人,連忙改口道,“我的囚犯們!”喊出後,他又覺得不妥。最後,他無奈地說:"哎,不管怎麽說,我很高興看到你們這麽多人在這兒!"
與人說笑,要想達到某種表達效果,就必須區分接受對象,根據不同的接受對象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技巧。這位史密司總督平日照本宣科慣了,這回卻實實在在地鬧
了個大笑話。原因很明顯,他沒有注意對方的身份和說笑的環境。
在一定場合下,說笑時除了注意聽話人的身份,還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以及考慮到所處的周圍環境。一旦說出與自己身份或周圍環境不符的話,受挫在所難免。
看真假說笑
一位闊太太到契訶夫家作客。一進房門,她就裝腔作勢地感慨起來:“人生是多麽的無聊!生活是多麽的無奈!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灰色陰暗的:天是灰色的,人是灰色的,就連花花草草也都是灰色的……我的靈魂裏充滿著痛苦和不安……這是不是一種病?"
“是的!這是一種病!”契訶夫正經八百地說,"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騙人的病!"
闊太太虛情假意,裝腔作勢,假話空話漫天飛;契訶夫寓莊於諧,一語道破,讓對方自覺沒趣。
與人相見一定要真誠對待,說笑時不說空話、假話、套話和瞎話。要道真情,言明意,這是贏得對方信任的一個有效的方法。隻有將心比心才能以心換心,假話空話是騙不過明眼人的。與人交流,要看清對方真假說話:對說真話者要將心比心,以誠相待;對道假話空話的要婉言拒絕,敬而遠之。
看善惡說笑
羅伯特·德·溫森多是阿根廷著名的高爾夫球手。一天,他贏得一場錦標賽。領走支票後,有一位年輕的女子說她的孩子病得很重,再無錢治病就會死掉的。溫森多二話沒說,在贏得的支票上簽名後送給了那位女子。
幾天後,一個職業高爾夫球聯合會的官員問溫森多是否送支票給了一位女子。溫森多點了點頭。
“哦,那我告訴你一個懷消息,”官員說道,“那個女人是騙子,她根本就沒有什麽病得要死的孩子。溫森多,你受騙了。”
"你是說根本就沒有一個小孩病得要死了?"
“是這樣的,”官員肯定地說,“根本就沒有。”
“那太好了,"溫森多高興地說,"這可是我最近聽到的最好的消息!”
那位官員認為溫森多被騙走了支票對他是個壞消息,而溫森多卻拿“根本沒有一個小孩子病得要死了"當作最好的消息。他不以金錢的損失而生氣,而為沒有孩子受苦而釋懷,這是何等善良、高尚的品德啊!
與人交流,要看清對方的善惡說笑:對善行善舉之人,要加以肯定並讚揚;對惡行惡舉之人,要說一些敷衍了事的話,最好還是閉口為好。這樣,才不至於被人笑話或利用。
看個性說笑
1952年,彭德懷從朝鮮戰場上回來後去見毛主席。“老彭,聽說你的小名叫石穿?”毛澤東忽然問道。彭總莫名其妙地點點頭。
“你叫石穿,我的小名叫石三伢子,我們是兩塊石頭呀!”毛澤東接著說。
“我怎麽能和主席您比呢?”彭總謙遜地說,"你是金石,我隻不過是一塊冥頑不靈的頑石。”
“反正我們都是石頭,”毛主席高興地說,"一塊扔給杜魯門(當時美國總統),一塊扔給麥克阿瑟(當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
偉大的人都具有自己的說話風格,毛澤東的說話風格就是如此的通俗易懂,風趣幽默,論證嚴謹,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
與人說笑,一定要力求突出自己的個性風格,創造獨特的“我”。有些人說笑之所以失敗,就是缺乏鮮明的個性,雖然從他們的話中挑不出太多的毛病,但也無法給聽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看時機說笑
艾森豪威爾在1948年至1950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在一次宴會上,他被安排在最後演講。在他之前,每位演講者都滔滔不絕,口若懸河。輪到他時,時間已經很晚了。
“無論哪一種演講形式,都離不開使用標點符號,”艾森豪威爾站起身對眾人從容地說,“今晚,我就充當一個標點——句號好了。”他說完後坐了下來。
掌聲四起。
聽眾從一開始就被那些滔滔不絕的人給弄煩了,若艾森豪威爾再跟著滔滔不絕,即使講得再怎麽精彩,恐怕別人也不會有興趣了。相反,他長話短說,看時機隻說出一句合乎聽眾心意的話,就贏得了陣陣掌聲。
由此可知,說笑一定要看時機,隻有在適當的時機說出適合聽眾心意的話,才會受到人們的歡迎。
看周圍氣氛說笑
勃拉姆斯是德國著名的作曲家。在一次晚會上,一群喋喋不休的女人要和他談一些亂七八糟的話題。勃拉姆斯沒有吭聲,獨自點起一支粗大的雪茄,開始騰雲駕霧起來。
“先生,你不該在女士麵前抽煙的!”有個女人開始抱怨起來。
勃拉姆斯又愜意地抽了一口,微笑著說:“不對,有天使的地方不該沒有祥雲呀!”
置身熱鬧喜慶的晚會,勃拉姆斯如果不是這麽幽默,而是認真嚴肅地拒絕或轉身離去,豈不太煞風景。他莊話諧說,煞有介事地稱讚對方為“天使”,又巧妙地施以“祥雲”,既沒有破壞熱鬧輕鬆的晚會氣氛,又巧妙地打發走了討厭之人。真是一舉兩得,讓人拍手叫絕。
所以,說笑一定要看周圍氣氛。隻有講適應環境氣氛的話,才能避免破壞別人的心情,也能給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看問題難易說笑
一個英國電視台在采訪作家梁曉聲。“這個問題,請您做到毫不遲疑地用最短的兩個字,如‘是’與‘否’來回答。”老練的英國記者問。梁曉聲點頭認可。
“沒有**,可能也不會產生你們這一代作家。那麽,**在你們看來究竟是好還是壞?”英國記者咄咄逼人。
“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沒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著名的作家。那麽,您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好還是壞呢?”梁曉聲反問道。
英國記者提問如此刁鑽,把梁曉聲惡意地推入窘境。對於這樣的難題,回答“是”也不行,回答“否”也不行,唯一能行的就是隨機應變。梁曉聲靈機一動,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用反問做為回答,把難堪幹脆利索地摔給了對方。這種應變,既回擊了對方,又保持了風度,沒有失禮,實在是一種最為巧妙的方法了。
與人交流,要看問題的難易說笑:對容易回答的問題,可直接予以解答;對比較難答的問題,不要直接回答,要巧妙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