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祭奠

兵敗真的如山倒。

國民黨軍隊戰敗後，國民政府落荒而逃，遷往台灣孤島，很多人追隨而去，據統計，僅1949年，小小台島就驟然湧入殘兵敗將60萬人，家眷難民70萬人；而從1946年到1952年，先後登陸的總人數達200萬人，與島上600萬原住民的比例達到了1：3。絕大多數是乘船上島的。

二戰勝利以後，曾經在一個戰壕裏攜手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國民黨、共產黨，卻相煎何太急，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唯一一個通過內戰爭奪政權的國家，儒家所謂的“仁、義、禮、智、信”理論，再次暴露出虛偽、陰險的嘴臉，導致了民族內部搏殺的大悲劇。太平輪大海難，不過是這一悲劇時代的悲劇之一。不知道，當年是否有比較客觀的沉船統計，隻知道，沉船在當年已是家常便飯。在太平輪沉沒之前，有江亞輪大海難、吳凇江鄧鑒輪與新瑞安輪相撞事故等前車之鑒；太平輪沉沒後5天，祥興輪與一艘葡萄牙貨船相撞，葡萄牙船沉沒，隻有23人幸存。

1951年，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在基隆港東16碼頭豎了起來，上麵的碑名由國民黨元老於右任題寫。每年的1月27日，都有幸存者、罹難者遺屬等來到紀念碑下憑吊，抒發內心揮之不去的哀思。人們很希望到舟山群島，到白節山海域，組織海祭活動。但在兩岸隔絕的情況下，這一願望無法得到滿足。

正如文史學者譚端感歎的，“隨著太平輪的沉沒，同樣沉沒的還有集體記憶。兩岸分治，對新中國來說，這批人是投向敵人懷抱的剝削階級；對台灣幾百萬幸存的逃難者來說，太平輪隻是他們不願再回首的悲慘經曆之一。這個民族總是不願麵對真相，總是悶頭勇往直前沒有時間回首，不肯停下來舔一舔傷口，想想下一步，該如何才不會在到達目的地的同時也撞得頭破血流。事實上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有太多靈魂需要安慰，所以傷痕書寫對我們極為重要。”

直到2010年5月25日，通過張典婉與太平輪紀念協會同仁們的呼籲、奔走，終於成行。當天，天藍海碧，水波不興，嵊運1318號漁船載著兩岸三地30多名幸存者、罹難者遺屬，停泊在東經122度、北緯30度附近的太平輪沉沒海區，舉行了以“離散的記憶，團圓的拚圖”為主旨的太平輪海祭活動。

幸存者代表葉倫明、王兆蘭老人，是舊地重遊。

葉倫明年屆90，須發皆白，他一直認為，是“穿白衣服的女子，像觀音菩薩一樣在召喚我”，所以才僥幸獲救。麵對生還之地，他百感交集，喃喃自語：“我要乘太平輪，太平輪，結果呢？太平，我們都叫它太平，結果這樣子不太平。”

王兆蘭已經77歲了。她不由自主地回憶起當年的生離死別，——61年前的那個黑夜，船正在下沉。甲板上，她和3個妹妹弟弟緊緊依偎著媽媽。黑暗中，看不見媽媽的麵容。隻記得媽媽把大妹的手交給她，說了句“牽好妹妹”。自己則一手抱起弟弟，一手抱住最小的妹妹。慌亂之中，不容她再看媽媽一眼，一家人就墜入海中，一個浪頭打來，等王兆蘭從水裏掙紮著冒出腦袋，大妹妹不見了，媽媽和小弟弟、小妹妹也不見了。王兆蘭跪向滄海，大聲哭喊道：“媽媽，我沒有保護好弟弟和妹妹，我沒有拉住他們的手，媽媽你原諒我吧！”

黃似蘭、張昭雄、李夢華、吳瑞櫻等5家遇難者家屬依次宣讀祭文，然後，將隨身帶來的白**、馬蹄蓮和千紙鶴撒進海麵，寄托自己的哀思。黃似蘭說：“這次來，是為還一個心願。看到生還者我也在想，這個人是我媽媽多好啊！”張昭雄表示：“這是我們兩岸的記憶，共同的記憶。希望通過這段記憶，讓人們永遠知道和平的珍貴。遠離苦難與戰爭。”

據報載，吳宇森的《生死戀》也將像《泰坦尼克號》一樣，走的是情感路線。

說實話，對於《生死戀》，我的心裏捏著一把汗。

吳宇森雖然也屬於著名導演，但把他與詹姆斯·卡梅隆擺在一起，視力再弱的人也會看得出來，不是一個重量級。《泰坦尼克號》電影在先，而且，已經獲得了藝術和票房的“雙豐收”，《生死戀》順著她的路子走，要想超越前者，很難；要想打個平手，也不容易。

也許，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有理由對《生死戀》報有期待，期待她早日問世，並後來居上，為華人電影創造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