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也繞不過去的江亞輪
1949年2月1日，《大公報》以《太平·建元輪互撞沉沒，近千旅客遭滅頂》為題報道：在1月27日深夜十一時三刻，吳淞口外又發生一起輪船互撞慘劇，太平、建元兩輪先後沉沒，近千人的旅客與船員，隻救起了38個人。其餘或有遇救，正在調查中。但恐大多已經罹難。這是僅次於江亞輪的大慘案……
該報還刊登了遇難者名單，並強調指出：“前遼寧主席徐箴全家均遇難。”
消息中提到的“江亞輪大慘案”，就發生在55天前，被人們稱之為“中國的泰坦尼克號”。
江亞輪原名興亞丸，是日本神戶製鋼播磨造船廠為東亞海運株式會社建造的客貨輪，1939年下水，長102.4米，寬15.3米，型深4.7米，總噸數3365噸，馬力2500匹，航速每小時12海裏，原設計可載客1186人。抗戰勝利後，由上海招商局接收，改名江亞輪， 並花重金加以裝修，船上有特等餐廳、休息室等，載客量也提升為2250人，載貨1500噸。無論外觀、設備，在當時堪稱精良。1946年5月23日，首航從上海到寧波的滬甬線，單程12個小時。到1948年11月，已經在滬甬線上往返近800次，是兩地旅客的首選船隻。
1948年12月3日16時整，江亞輪像往常一樣，從上海十六鋪碼頭啟碇，駛往寧波。18時45分，行至長江口之外橫沙西南的白龍港海麵水道，右舷後部突然發出一聲巨響，船體隨之發生劇烈震動，發電機受損，全船燈火頃刻熄滅。
爆炸處就在電報房附近，報務員被炸得屍肉橫飛，收發報機損毀，與外界聯絡中斷。
船頭駕駛艙內，求援汽笛僅僅響了一聲，就因為電力不繼變成了啞巴。
船艙內漆黑如墨，冰涼的海水嘩嘩湧入。男女老幼，驚惶萬狀，在慌亂中互相扯拉、拚搶，爭奪生路，一時間“駭叫悲啼，呼天搶地，如赴屠場，如臨末日。老弱婦孺，踐踏而死者甚多。”
爆炸前夕，三四等艙正準備驗票，鐵門臨時上鎖；爆炸過後，慌亂之中，無人能夠打開鐵鎖，一兩千條生命無一逃生……
由於爆炸劇烈，又位於要害，所以，十幾分鍾後，江亞輪就被海水吞沒了，沉沒地點的具體坐標是東經31度15分、北緯121度47分。
19時半，正在白龍港海域行使的漁輪華孚1號、2號聞訊後，伸出援手，一邊代替江亞輪拍出SOS求救電報，一邊趕往事發地點，相繼救起了26名旅客。21時半，金利源號機帆船快馬趕到，船主張翰庭率領船員，把一條長纜索丟到江麵上，讓落水者一個個扶索爬上；繼而金利源號把船頭靠上沉船，把甲板上待救人員，一一救上機帆船；船小人多，為了救援更多的落水者，張船主命令船員將所載3000箱橘子等物全部拋海，騰出空間多多搭載落水者，共搭救453人，是其它救援船隻的總和。
天寒風冷，幸存者上船之後渾身是水，瑟瑟發抖。張船長下令船員們盡量將隨身所帶衣服從箱子裏翻出來，給難民穿上禦寒；他還貢獻出自己的被褥，為難民們抵擋風寒，並命廚房裏多多燒些熱粥和薑茶，讓難民們喝下去，暖和身子。有個6歲的男孩，因為受到驚嚇，又凍得發抖，自己無法吃飯，張船長就拿起勺子，一口口地喂他……
事後，張翰庭獲得上海市第一名“榮譽市民”稱號。
據失事當日出口報告單所填，江亞輪上有乘客2607人，船長沈達才以下船員179人，載貨175噸（都是普通非危險品的雜貨）。實際上，船上的乘客遠遠大於這個數字。據寧波人旅滬同鄉會江亞輪慘案善委會調查統計，當時船上無票乘客（如不買票的軍人、單幫客等）及兒童甚眾（兒童不買票），實際載客高達4000人（甚至有4600人）以上。而生還者隻有900餘人，估計罹難者超過3000多人，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泰坦尼克號大海難。
失事之後，上海輪船招商局派出90多名潛水員和十幾艘船隻，前往失事海域打撈屍體，僅撈起有名有姓的屍體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殘體不計)……
但是，江亞輪怎麽會在航行時爆炸沉沒的？
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國漁輪公司副經理顧久寬，總工程師朱天秉，上海輪渡公司副經理周啟新，輪機師總會理事長陸良炳，中國造船工程學會理事長、中華造船廠經理楊俊生，交通大學造船係主任、民生公司總工程師葉在馥，交通大學機械係教授柴誌明，美籍專家格萊登極博士等14位專家，以及航政、監察等部門的代表，前往失事海域實地勘察。調查審定會上，專家們認為，該輪航線正確，不可能觸礁，爆炸處距離鍋爐房還有20來米，也非鍋爐爆炸所致。最後的意見，大都趨同於江亞輪誤觸了二戰時殘留海中的水雷。
而坊間對此結論並不認同，人們相繼提出了定時炸彈、夾運爆炸物、遭受魚雷襲擊等原因。其中，最為大家風傳的是“定時炸彈說”。社會上流傳“共產黨放的定時炸彈”；與此針鋒相對的，則是“上海青幫欲炸蔣經國”，——1948年8月20日，蔣介石公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同時發布《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以及《整理財政及加強管製經濟辦法》。蔣經國奉父親之命，到上海“打老虎”，大幹50多天，懲治了不少青幫“大亨”。12月初，蔣經國離開上海，坐船去寧波老家祭祖。青幫得到情報，就在江亞輪上動了手，進行報複。竟沒料到，蔣經國使用了金蟬脫殼之計，對外泄露的是搭乘江亞輪，實際上，卻登上了江亞輪的姊妹船江靜輪。蔣經國幸免於難，而數千同胞卻成了替死鬼。
1949年2月9日，遇難家屬們抬著40多口空棺，擺到招商局的大門前和馬路中，難屬中的一些婦女躺進空棺裏，強烈要求賠償損失，禁止任何人出入。被難家屬與招商局的矛盾越來越激化。
後來，由寧波旅滬同鄉會善後委員會出麵，在上海市長吳國楨的調停下，招商局勉強撥出3000萬元，以救濟的名義，分發給遇難者家屬，並聲稱一次為限。至於補償撫恤問題，招商局則表示，要和遇難家屬共同向政府提出請求。
可是，上海的局勢日漸緊張，共產黨的解放大軍壓境，國民黨政府紛紛撤離上海，老百姓的死活根本無人顧及，招商局也是一走了事。這樣，愁苦了3000多遇難百姓的家屬！他們欲告無門，欲訴無主了！江亞輪爆炸的原因，從此再也無人問津。
逃難潮與追擊潮同時上演。
俗話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
1949年1月27日，上海黃埔江十六鋪碼頭又擠滿了人，太平輪登船處，人們排起了長龍。拉著黃包車的車夫，心急火燎地按著小喇叭，催促著行人避讓，還再往這裏送旅客。碼頭上，挑夫汗流浹背，將一箱箱準備運到台灣的木箱抬上船。原定上午10點開船，因為需要上船的人太多，遲遲開不了船。
這班船是從上海開往基隆的航班。
江亞輪大海難仿佛就在昨天發生，海難者遺屬的號啕、叫罵之聲不絕於耳，都是從上海十六鋪碼頭起航，向南航行，滬基航線全程780公裏，需要航行60小時，前半段走得又是大致相同的航道，為什麽旅客們毫無忌諱，不怕重蹈覆轍呢？
1949年的除夕，是1月28日；1月27日，是除夕之前上海開往基隆的最後一班客輪，中國人有春節趕回家，與親人團聚的風俗。
而更為主要的心理驅動，是因為時局的劇烈變化：
1948年9月12日，國、共為爭奪政權開始進行戰略大決戰，遼沈戰役率先打響。10月1日，切斷了北寧路，東北野戰軍部分主力進抵錦州城下，準備“關門打狗”。10月10日，由華北國民黨軍組成的“東進兵團”，自錦西向通往錦州的要隘塔山發起猛攻。
塔山的全名叫著塔山堡，是個隻有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它距錦州15公裏，距錦西4公裏，離葫蘆島不過5公裏，東臨錦州灣，西接白台山，是遼西走廊山與海之間最狹窄的一段，寬度僅有12公裏。北寧鐵路從塔山堡的東側穿過。山海關至沈陽的公路與鐵路並行，是錦西至錦州的必經之道，也是國民黨軍西進兵團馳援錦州的必經之路。
東北野戰軍第4、第11縱隊等部堅守陣地，寸土不讓，與“東進兵團”激戰6個晝夜，打退了國民黨軍的數十次衝擊，成功地阻止了它的東進。解放軍傷亡3774人，殲滅國民黨軍6549餘人。塔山阻擊戰的勝利，為東北野戰軍主力攻克錦州贏得了寶貴時間。
國民黨軍“西進兵團”出動後，也遭到解放軍三個縱隊的阻擊，進至彰武、新立屯一帶後，未敢繼續南進。
10月9日起，東北野戰軍發起對錦州的攻擊。經過激戰，於15日攻克錦州，全殲守敵10萬餘人。隨後，被長期圍困在長春的國民黨第六十軍於10月17日起義，新編第七軍也放下武器投誠。21日，長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東北野戰軍主力在新立屯、黑山地區全殲廖耀湘兵團10萬人。11月2日，直下沈陽、營口。遼沈戰役至此勝利結束。東北全境宣告解放。在遼沈戰役中，人民解放軍以傷亡6.9萬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精銳部隊47.2萬餘人。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國民黨遼寧省政府前主席徐箴率領全家，腰裹細軟，落荒逃到上海，準備移居台灣。
接著，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相繼打響。
進入1949年，國民黨的本錢輸得差不多了。1月10日，曆時65天的淮海戰役宣告結束，國民黨軍被殲滅55.5萬人。從此，國民黨軍隊在華東、中原戰場上的主力和精銳師團喪失殆盡，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經濟中心上海及武漢等重要城市，已處於解放大軍的直接威脅之下。1月15日，平津戰役進入到轉折時刻，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兩大主力協同作戰，全殲天津國民黨守軍13萬餘人，解放天津。北平解放，指日可待。
“142天殲滅國民黨軍隊154萬餘人。……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使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大大加快了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進程。”解放戰爭親曆者、軍事科學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長王輔一說。
經過三大戰役的“豪賭”， 國民黨敗局已定，被共產黨趕出大陸、退踞台灣，隻是個時間問題。
1月21日，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下，不得不在南京宣布：辭去國民黨總統職務。但是，他並未順應曆史潮流，自動退出曆史舞台。而是作為權宜之計，辭職之前的一個禮拜，他就選派自己的親信陳誠擔任了台灣省主席；辭職後，他不過是暫時讓李宗仁代理總統，在前台與共產黨進行“麵對麵”，而他自己則抽出身來，全身心謀劃遷往台灣的各種問題。
正像文史學者譚端指出的那樣：“曆史總是一體兩麵的。對一部分人來說，是新中國即將成立的黎明，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卻是燈光驟滅、暗幕降臨的黑夜。”
事實上，每一次改朝換代，逃難潮與追擊潮都是同時上演的。西晉如此，北宋如此，民國也是如此。
從上海、廣州等地，逃亡台灣，除了極少數達官顯貴可以乘坐飛機，絕大多數都是依靠輪船。如同眨眼之間，平地冒出了黑壓壓的人群，拚命地要去台灣。人多船少的矛盾，空前尖銳。怎麽解決呢？現造大船，時間不趕趟。不是辦法的辦法，就是提高票價、並突破額定人數。那個兵荒馬亂的歲月，客運公司就像當下的房地產商，成為暴發戶。在未完稿《基隆登岸》中，著名作家林海音寫道：“我們乘的是第56航次中興輪，從上海到基隆。買的是二等吊鋪，金圓券84.5圓一張，共買了四張，母親、妹妹、我、八歲的祖焯，四歲的祖美，一歲半的祖麗。鋪位從106到109。船票難買，捏著一把錢，至上海住了一星期，到了（1948）11月9日，才由承楹同學小貝介紹買到票，10號下午4時開船。”
也在逃難行列的李敖回憶：“（1949年5月10日）上船那天晚上，中興輪全輪上下，已近擠得頗有黃浦灘擠兌黃金的密度，我背著我的書，終於擠上船。當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開了，六叔趕來揮淚招手，就這樣，船慢慢開出崇明島，遠處已經依稀有炮聲可聞。從上海到海上，我們逃難了。”
由此可知，逃命要緊，誰還有閑心思去管什麽江亞輪不江亞輪，更何況，中國人的潛意識中，都相信菩薩會保佑自己，而遭遇海難者都是一些倒黴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