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碑誌銘與通行證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這是北島的代表作《回答》中最著名的一個小節。
作為朦朧詩代表人物之一，北島的這段文字一點也不朦朧，其深刻性、哲理性和藝術性，雅俗共賞，老少都能夠看得明白。
生死，是文學的又一大主題，它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愛情。——那一個經典愛情之作，不涉及生死呢？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有的人，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活的人，
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這是現代著名詩人臧克家的名作，相對於哲理來說，詩味淡了一些，但感情卻是濃烈、真摯的，曆來為人們所喜愛。
人固有一死，
或重於泰山，
或輕於鴻毛。
這是中國文學、史學的一代宗師司馬遷的名言，出自他寫給朋友的書信《報任安書》，不是詩歌勝於詩。
當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逐漸下沉，最後從中間斷裂開來，像兩座巨大的豐碑直插海底，整個過程，前前後後不過100分鍾。就在這短暫的100分鍾裏，人格的高貴與卑賤毫發畢現，人性的高尚與卑鄙一覽無餘……
一、古根海姆：即使死，也要像個紳士
古根海姆家族是德裔猶太人，後來移居美國。在20世紀初期，古根海姆家族處於頂峰時代，他們經營的采礦業使他們成為美國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也是僅次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世界上最富有的猶太家族。
1912年，本傑明·古根海姆住在歐洲，為了回美國為心愛的小女兒過生日，他搭乘了泰坦尼克號。
海難發生後，人們堅持讓他穿上救生衣。一開始，古根海姆抱怨說救生衣劃得他脖子疼，稍作調整，他還是穿上了；很快他覺得冷，就在外麵套了一件厚毛衣，然後上了甲板。
為紀念泰坦尼克號之殤一百周年，英國作家斯蒂芬妮·巴爾切夫斯基出版了《泰坦尼克》一書，他寫道：
輪船沉沒之後，生還者斯特沃德·亨利·艾徹斯在瑞吉酒店找到古根海姆夫人，告訴她在最後的時刻她的丈夫是怎樣應對的。
……到了甲板上之後，他們首先陪同巴特夫人和艾瑪·薩羅希登上了救生艇，接著盡他們最大的可能幫助別人。艾徹斯說，看到他們“往返於救生艇之間，幫助婦女和兒童。古根海姆先生還在大喊，‘女士優先！’他可是幫了船員們大忙了”。
艾徹斯下一次遇到古根漢姆和吉格裏奧是在大約45分鍾之後，大約是在淩晨1點30分。看到他們沒有穿救生衣而是身著正式的晚禮服，他非常吃驚。艾徹斯問古根海姆他們這是在幹什麽。“我們穿上了我們最好的衣服，”古根海姆回答說，“做好準備像紳士一樣沉入海中”。
他還接著說：我想男士們肯定十分懷疑自己是不是願意就這麽沉入海中。如果說沒有足夠的船隻給婦女孩子的話，我很願意玩這場作為男人的遊戲。我不會在死亡麵前當一個懦夫。告訴我的妻子……我會一直遵守男人的法則一直到死。女士們不能因為本·古根海姆的懦弱而不能上救生艇。
那是艾徹斯最後一次看到他；而其他幸存者說船下沉的時候，古根海姆和吉格裏奧在甲板上坐著小口喝著白蘭地、抽著雪茄。古根海姆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
二、哈利·魏登納：為了一本《培根散文集》
哈利·魏登納，27歲，典型的“富二代”。但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富二代”。
1907年，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大學期間，他嗜書如命，閑時別無他求，隻愛好收購古舊書籍。1912年初，他陪同父母遠渡赴歐洲。父母此行，是為了給他們在費城新開張的酒店找一名法國大廚，而他的目的卻是專門到英倫三島收購古書，經過一番收羅，斬獲頗豐，其中包括一本1598年再版的《培根散文集》，堪稱稀有善本。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英國文藝複興時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哲學家。1597年，他的《培根散文集》在英國首版，一時間洛陽紙貴。因為他將人生遇到的各個課題，一一加以剖析，結構嚴謹，議論從容，語言典雅，比喻生動，充滿哲理，受到讀者的喜愛。直到現在，以《培根散文集》、《培根論人生》等作為書名的各種圖書，依然常印常銷。
14日晚上，魏登納一家專門為史密斯船長舉辦了一場晚宴，哈利·魏登納十分盡興，喝了不少威士忌。夜裏11點40分左右，泰坦尼克撞上了冰山。身為船東和好友，魏登納父子自覺地執行史密斯船長下達的讓婦女和兒童先登救生艇的命令。在父子倆的幫助下，哈利母親及其同行的女仆艾莫莉小姐上了四號救生艇。
到了後來，救生艇越來越少，哈利的朋友卡特竭力勸他趕緊登上一艘救生艇，不然就沒有機會了。哈利沒有答應，他表示：“我會呆在船上的，試試運氣吧。”
據生還者回憶，在眾人的規勸下，哈利曾經登上了一條救生艇，但他突然想到，那本珍貴的《培根散文集》還放在頭等艙裏。於是，他不顧一切跳上甲板，回到即將沉沒的泰坦尼克號，去尋找那本書……
卡特後來獲救了，而哈利和他的父親一同罹難。
不久，為了悼念罹難的兒子和丈夫，艾麗諾·魏登納太太以哈利名義捐贈200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1400萬美元），在哈佛大學興建了一座現代化的圖書館，並要求所有使用過魏登納圖書館的學生，在畢業時必須通過學校的遊泳考試。目前，哈佛大學圖書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學圖書館，藏書多達1500萬卷。
三、阿斯特：點著了一根雪茄，目送妻子遠去
約翰·雅各布·阿斯德是泰坦尼克號上最富有的人，擁有億萬家產，據說，足可以購買11艘泰坦尼克號。
泰坦尼克號將要沉沒之際，阿斯德攙扶著18歲的嬌妻馬德琳，走到了四號救生艇旁邊。他用商量的口氣對船員解釋說：我的妻子懷油個月的身孕，身體很虛弱，可不可以讓我陪她一起上艇，以便照顧。
船員照章辦事，回答說：“不行，先生，除非所有女士都先上了艇，否則不許男子上。”
阿斯德沒有再多說一句話，脫下手套給妻子套上，然後與妻子道別。當小艇飄飄悠悠地劃走時，阿斯德點燃了一支雪茄，微笑著目送嬌妻遠去。
作為幸存者，船上理發師奧古斯特·韋科曼回憶說，當時他曾和阿斯德一起在甲板上呆了一會兒，他們聊的都是隻有在理發椅上才談的小事情。臨別時，韋科曼問阿斯德：“你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個手？”阿斯德說：“我很高興。”這也許是他留給人間的最後一句話。
幾天之後，在泰坦尼克號海域，人們發現了阿斯德的屍體：渾身都是煤煙，腦袋已被砸扁。人們猜測，可能他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煙囪砸到了。在他的上衣兜裏，還揣著2500美元現金兌現支票。這2500美元，對於船員來說，可是天文數字，因為那個時代，一個水手的月薪還不到20美元。
當時，阿斯德擁有8700萬美元的資產，加上他的那些發明專利，身價達一億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號的大客戶，也是“世界級”的大富豪。以他的實力、威望和特殊情況（妻子懷孕5個月急需丈夫照料），本可以去找好朋友史密斯船長“通融一下”，也可以用金錢賄賂船員以求逃生。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
不僅如此，因為阿斯德的存在與否，會直接影響到紐約的債券市場，後來，大副默多克曾以軍人的方式命令他上救生艇，阿斯德非但不感激，反而斷然拒絕：“我喜歡最初的說法（史密斯船長的命令：婦女兒童優先。）”並將那個位置讓給了一個三等艙的愛爾蘭婦女……
在被我們視為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這樣的紳士，真讓我們深為費解。
四、船員：把生的機會讓給他人
海難發生後，最有機會逃生的，應該是船上的員工，然而，這些員工就像戰士那樣，一直戰鬥在自己的崗位上，一直戰鬥到泰坦尼克號沉沒……
白星公司的9名“勞模”，全部遇難。身為總設計師安德魯斯的助手，羅德裏克·吉斯霍姆負責設計救生艇，但卻沒能在危難關頭，近水樓台先得月，使用自己設計的救生艇。負責監督機器安裝的安東尼·佛羅斯特與電路設計工程師威廉·帕爾並肩作戰，麵對不停下沉的泰坦尼克，他們毫不畏懼，堅守崗位，保持船上的電力供應，為旅客們登上救生艇提供電燈照明。
在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時，瞭望員、二副萊托勒走下瞭望哨，無事可做，本可以登艇逃生，但他卻主動地幫助婦女、兒童登艇。當最後一艘救生艇下降時，大副默多克突然發現這艘救生艇上沒有人會駕駛，就命令萊托勒下去，萊托勒斷然拒絕了默多克的命令，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說：“我堅持留在甲板上，與剩餘的人呆在一起。”甲板已經上了海水裏，一個大浪打來，將萊托勒卷走；冰海中，求生的本能驅使他抓住了一艘傾覆的救生艇，最後，被最先趕到的救援船卡佩西亞號救起。萊托勒因而成為泰坦尼克號幸存者中級別最高的船員。
據後來的調查，當時隻有六號和二號救生艇有船員跳了進去，但馬上被那裏負責的官員發現，叫他們出來，他們沒說什麽，便服從命令回到甲板上。
泰坦尼克號上，有908名船員、服務員、燒火員以至廚師，76.6％的人與泰坦尼克一起沉沒，是所有罹難群體中，比例是最高的。
在《永不沉沒》一書中，丹尼·阿蘭巴特勒感歎道：“這是因為他們生下來就被教育這樣的理想：責任比其他的考慮更重要，責任和紀律性是同義詞，在泰坦尼克號沉沒前的幾小時中，這種責任和紀律的理想，被證明是難以被侵蝕的最有力量的氣質。”
正是這種責任的意識，使消防員法爾曼·卡維爾在泰坦尼克下沉前夕，又回到四號鍋爐室，再次檢查還有沒有其他的鍋爐工困在那裏；
正是這種責任的意識，使信號員羅恩一直在甲板上發射信號彈，搖動摩斯信號燈，不管它看起來多麽地毫無指望；
正是這種責任的意識，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劃槳員的鍋爐工亨明，把自己的座位主動地讓給了別人，自己留在甲板上，直到最關頭還在幫助放卸帆布救生艇；
正是這種責任的意識，使報務員菲利普斯和布賴德在報務室堅守到最後一分鍾，船長史密斯告訴他們可以棄船了，他們仍然不走，繼續敲擊鍵盤，發送求救信號；
正是這種責任的意識，使總工程師貝爾和所有的船上工程師，一直埋頭苦幹在機房，即使他們知道自己這樣做，會葬送逃生的最後機會……
五、哈特利：先生們！我們永別了！
泰坦尼克號上有兩個樂隊，比利時小提琴家弗賴伯格等三個人，在咖啡館和酒吧演奏；華萊士·哈特利的五重奏小組，則是在餐廳裏獻藝。
哈特利是英格蘭蘭開夏郡人，出身在音樂世家。1912年4月，他被聘請為泰坦尼克號樂隊指揮。他的船票號碼為250654號，客艙號為E，住的是二等艙，全程免票。
災難降臨時，兩支互不認識的樂隊在甲板上集合，在哈特利指揮下，置生死於不顧，全身心地演奏了一曲又一曲，為絕望中求生的人們送去人間的安慰。直到他們隨同泰坦尼克號一起沉入大海，他們演奏的樂曲，還繼續在夜空中回**了很長時間。
迪克夫人回憶說：“當救生艇的船員正瘋狂的把我們劃離泰坦尼克號，並把四個小艇綁在一起時，我站了起來，看到船正在往下沉，而船上的提琴手們仍然演奏著《更近我主》……”
另外一位生還者寫道，作為最後一批上了救生艇的幸運者，他親眼看到哈特利和7位樂隊成員就站在靠近主樓梯的一號煙囪後麵，為大家演奏；後來，有3個人被海浪衝走，其餘的5個人抓住主樓梯艙麵欄杆，拚命掙紮著；就在船艏沉沒的那一瞬間刻，哈特利高聲地與心愛的同伴們道別：“先生們！我們永別了！”
1912年5月18日，華萊士的遺體被打撈上來，並被隆重下葬。棺槨抬往墓地時，4萬多人聞訊而至，送葬的隊伍，足足排了兩英裏長。10名童子軍，邊行進，邊用小號吹響了《最後的職責》，讓聞者無不動容。
六、布魯斯?伊斯梅：徹頭徹尾的懦夫
“船損壞了嗎？”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後，總經理伊斯梅睡衣外麵加披外套，趿拉著拖鞋，第一時間走進駕駛室，問道。
“恐怕是的……”史密斯船長答道。
白星公司700多名員工堅守崗位、與船同沉，而伊斯梅卻成功逃生，人們對此議論紛紛。伊斯梅承認自己是主動跳上救生艇的，並申辯說，在泰坦尼克號上，自己的身份隻是名乘客，不是船員，因此有權自救。
而在14號中午，史密斯船長曾交給伊斯梅一封電報：前方400公裏有冰山和大量浮冰。這是白星公司的波羅的海號客輪發出的警報。伊斯梅並沒把警告當一回事，而是預祝史密斯一舉創造橫渡大西洋新紀錄。
船沉沒前，船長下令放下救生艇，婦女兒童優先乘坐。按照伊斯梅的說法，他協助放下救生艇。當第十四號救生艇準備從右舷下水時，海水已沒過甲板，船體嚴重傾斜。這時，伊斯梅跳上了這艘救生艇，船上載有21名女乘客、2名男乘客、14名兒童和6名船員。“我盡了全力，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他說。
不過，他的說法遭到了許多幸存者的質疑。斯蒂芬妮·巴爾切夫斯基在《泰坦尼克》中揭露道：
起初，伊斯梅一直堅守崗位，盡全力把乘客轉移到救生艇上。當哈羅德·洛準備放下五號救生艇的時候，他發現船沒有滿，就喊道：“還有沒有女士上船的？”當時伊斯梅就站在船邊。
一個女性聲音回答道：“我，可是我隻是個女服務員。”
伊斯梅說：“沒關係，你也是女士，請上船。”
然而，看著救生船被慢慢放下水，伊斯梅就有點兒後悔自己剛才的衝動了。他抓住一根船舷吊杆，從船邊往外望，看著船非常緩慢地接近水麵。他開始不耐煩地舞動胳膊，喊道：“快放下去!”
哈羅德·洛對一個非海員的幹涉非常惱怒，他衝著伊斯梅叫道：“你他媽的讓開，我自己能處理好!你想讓我趕緊把他們放下去?你這樣會把他們中的很多人淹死的!”
受到譴責之後，伊斯梅朝三號救生船溜走了。他走的時候，第一個信號彈發射出去。哈羅德·洛永遠不會忘記伊斯梅的神情——他張大著嘴，眼睛望著上空，充滿了不信。
從那兒之後，伊斯梅的情況每況愈下。淩晨1點45分左右，他作了個決定，他幾乎後悔沒有上救生船。這會兒，他正站在船舷邊幫助一號長官威廉·默多克和乘務長休·麥克爾羅伊裝船。一群女服務員和男性乘客間突然發生了一場爭鬥，他們互相推搡著小船。麥克爾羅伊隻得拔出自己的左輪手槍，向空中開了兩槍，並命令這幫暴徒向後退。兩名女服務員好不容易跳上了小船，卻被兩名男性乘客拉了回來。但是之後，上船秩序漸漸好了。沒有別的婦女兒童了，麥克爾羅伊下令放船。船舷剛到達甲板那個位置的時候，伊斯梅跨過去，爬到了船頭的一個空位裏。
更加令人氣憤的是，作為白星公司總經理，伊斯梅是泰坦尼克號設計方案的敲定者。最初的設計方案是攜帶48條救生艇，伊斯梅看了之後，一口否決。他說：“這艘大家夥就是一艘大救生艇，我們何必還要費神裝載小艇，弄的甲板上亂糟糟的呢？”伊斯梅認為，這樣可以給乘客留出更大甲板空間。可是，在救生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他卻不管眾人的安危，跳進救生艇，一走了之。據統計，“乘客中69%的婦女和兒童活了下來，而男乘客隻有17%得以生還”。
伊斯梅行為，受到了輿論的譴責。1912年4月16日，《紐約時報》刊登報道《可能有1250人遇難，伊斯梅安然無恙》。英國工人周刊《約翰牛》老板霍雷肖博頓利向伊斯梅發話：“你應該站在船長身邊，直到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安全離開船。道義上而言，最卑微的、坐統艙的移民都比你更有權利在救生艇上占一個位子。”
有人更進一步地揭露，他把商業利益看得比生命還重：為了創造新的航行紀錄，即使經過有冰山漂浮的危險海域，他仍然指揮船長快速前進。
伊斯梅所乘的救生艇，被卡帕西亞號船搭救。他提出要求，需要被安置在一個相對安靜的地方。船醫護送他到自己的船艙。伊斯梅自私行為，當即受到同行的生還者的譴責。失去丈夫的瑪麗·史密斯說：“據我所知，很多女士都睡在了吸煙室的地板上，可是伊斯梅先生卻待在了這艘船上最好的地方。”同樣失去丈夫的埃莉諾·威德納氣哼哼地罵道：“一個活著的伊斯梅，都頂不上死了1000次的塞耶。”
4月18日，上岸後，他就接到傳喚，就沉船事件接受美國參議院聽證會質詢。幾個星期後，伊斯梅返回英國，又接受了貿易委員會質詢。在聽證會上，他麵無表情，垂頭喪氣。
即使如此，英國媒體也沒有寬容伊斯梅的行為。約翰·布爾直接叫號：“你是這次航海中獲利最大的，你必須站在史密斯船長那邊，直到每個男士、女士和小孩都安全下船。”《真相》挖苦說：“船上最卑微的人也比你更有道德權利上救生艇。這就是‘天意’啊，這個公司的頭兒恰巧就站在了這最後一艘船旁邊，或者這是最後一艘也是唯一的一艘？”
後來，在致遇難者親人和朋友的信中，伊斯梅寫道：“過去這個星期好像一場噩夢。我仍不能相信，泰坦尼克號已經不在了。”
在人們的心目中，伊斯梅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懦夫，他也因此聲名掃地，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陸續收到了一些批評函和恐嚇信；有的會所為了自身形象，開除了他的會員資格；還有一名相處多年的老朋友，主動地與他一刀兩斷。
七、細野正文：餘生活在恥辱中
埃達·韋斯特與兩個女兒獲救後，留下了一本海難日記。正是這本日記，讓人們看到了人性的醜陋和無奈：在顯赫的男主人紛紛將逃生機會讓給女仆和女服務員時，卻有兩名男子混上救生艇，並藏在女人的裙子下苟且偷生。
這兩個懦夫，一個是41歲的日本人，名叫細野正文；另外一個是內尚·克雷科裏恩，25歲，土耳其人。
他倆偷偷擠進第十號救生艇之後，趴在艇底板上，伺機鑽進女士的百葉裙子裏，大氣都不敢出一聲，以免被人發現，而被揪回泰坦尼克號。
救生艇離開了泰坦尼克號，劃向了遠海。兩個家夥十分慶幸，為了平複死裏逃生的情緒波動，竟抽起了煙卷。香煙嫋嫋，女士們這才發現他倆躲在暗處，無不驚詫。埃達·韋斯特寫道，女士們氣憤地命令：“把煙頭掐滅！以免點著(女士的)裙子。”
事情曝光後，細野正文與內尚·克雷科裏恩，雙雙受到人們的鄙視。
細野正文是日本鐵道院的主事。1912年4月，他在俄、英研修考察之後，從英國搭上開往北美的泰坦尼克號。
回國以後，鑒於細野正文的丟人表現，日本鐵道院免去了他的主事官職。一直到死，他都生活在眾人的道德譴責中。對於他的“幸運逃生”，歐洲媒體也做了大量報道，他們指責日本人不夠紳士。日本同胞不但譴責他的懦夫行為，還把他的“事跡”編進了教科書，作為教育下一代的生動教材。
1939年，細野正文在恥辱中去世。
內尚·克雷科裏恩回到土耳其，再也沒有任何音訊，可以想象，在人們的冷言冷語中，他的生存處境也不會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