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兩廣事變草草收場

自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蔣介石施行獨裁政治以來,反蔣運動此起彼伏,從沒停歇過。蔣介石按下葫蘆起了瓢,從沒過過幾天平安無事的日子。經過東討西伐、南征北戰,或者是軟硬兼施、恩威並舉,無論是國民黨元老汪精衛、李濟深、許崇智,還是各地封疆大吏陳銘樞、唐生智、程潛、閻錫山、馮玉祥、柏文蔚、方振武、石友三等等,一個個對手都被他打下擂台。但是,西南派一枝獨秀,還是讓他吃不香、睡不熟,不除不快。

西南派的確與其他反蔣力量不太一樣,它以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西南分會等機構為據點,以胡漢民為旗幟,以兩廣實力為後盾,遠離中央,蔣介石隻能站在石頭城上望“廣”興歎。

1935年12月7日,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在胡漢民遠在歐洲、並未參會的情況下,胡漢民與蔣介石等9人一起當選為中常委,並成為主席,蔣介石任副主席。蔣介石對胡漢民更有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憤恨。

1936年1月19日,胡漢民由法國回到香港,受到國民黨中央以及西南軍政要員的熱烈歡迎。同月25日,胡漢民拒絕蔣介石的邀請,不去南京,定居廣州,西南派歡欣鼓舞,認為胡漢民取代蔣介石隻是個時間問題。

但人算總是不如天算。

5月5日,南京立法院頒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主要內容包括:總統在政府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並控製著強大的中央集權,而且不受國民大會約束。任期6年。行政院長和各部長由總統任命,並對總統個人負責,總統隨時可以解除他們的職務。總統有緊急命令權,即在必要時,可以以命令代替法律或變更法律,如果法律和緊急命令相抵觸,法律則暫時失效。這一條款就是允許蔣介石淩駕於法律之上,為所欲為。

5月9日上午,胡漢民拍案而起,向記者發表談話,批評這一“憲法草案”,坦言南京國民政府不能領導全國抗日救亡,頒布憲法更是荒唐。下午三時,他為義女鍾慧中題寫了一副對聯:“與影有情為日月,遇紅無禮是泥塵。”晚上,他前往廣州顒園(今廣州東風路省政府大院內),到妻兄陳融家喝酒,潘景夷、冒鶴亭等人作陪。老友相見挺投機,胡漢民興致頗高,多喝了兩杯。飯後,又與潘景夷對弈。

胡漢民愛下象棋,而潘景夷則是嶺南象棋高手。雙方約定,三局兩勝。兩個人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殺得難解難分。第一局,胡漢民險勝;第二局,胡漢民決心乘勝追擊,連下兩城,一吐近期心中的不快。他平炮、跳馬、出車,連連發起進攻,略占優勢。但潘景夷沉著應戰,逐漸擺脫了被動局麵。胡漢民的優點是辦事認真,缺點是辦事太認真。他見自己的棋局不妙,便兩眼直鉤鉤地盯著棋盤,冥思苦想。不知不覺,酒勁悄悄湧了上來,他麵紅耳熱,額頭上冒出汗珠晶瑩。觀棋不語真君子。何況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氣,皆屏氣凝神,心中暗自為他焦急。潘景夷看見對手沒有破招良策,臉上漸漸露出喜悅之情。

就這麽僵持著。旁觀者誰也不敢隨便走動,隻有時鍾不緊不慢地轉著自己的圈兒,發出“哢哢”聲音。

20時許,胡漢民喊了一句“我頭很痛”,便腦袋一歪,身子從椅子上滑落。大家趕緊動手,把他抬到**,並打電話叫來醫生楊子驤、陳翼平。經過檢查,他的高壓135,低壓110,左側半身癱瘓,診斷為右側腦溢血。醫生趕緊搶救,卻回天無力,12日晚上7點40分,胡漢民停止了呼吸。

胡漢民葬禮頗為隆重。在中山紀念堂設立靈堂,挽額直書:聰明正直;兩邊的挽聯是:一代楷模當尊李杜,千秋功業人仰伊周。對胡漢民的學養、人品、公德,給予了很高評價。廣西省政府派遣前教育廳長、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李任仁(1886-1968。字重毅。廣西臨桂人。1905年,考取秀才。1910年,加入同盟會。1931年6月,任廣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1934年辭職。1935年,再次出任教育廳廳長)為代表,乘坐專機,前來吊唁,並作為代表,在私下裏與陳濟棠商議聯合反蔣事宜。

胡漢民屍骨未寒,西南派就得到消息:蔣介石決定快刀斬亂麻,借西南派大旗剛倒、群龍無首之機,一舉消滅“割據”勢力。

先動手為強,後動手遭殃。兩廣將領決心先發製人,死中求生。經過廣泛聯係,各地反蔣力量聞風而動,“山東主席韓複渠,同情兩廣的異動,主動聯合負責冀察軍政全權的宋哲元,於六月二十一日通電呼籲和平,反對中央用兵;雲南省主席龍雲,下令封存中央銀行鈔票,停止收受通用,從經濟的事務上,為兩廣聲援;四川省主席劉湘,也有乘機背離中央的企圖。何況,兩廣的軍力,合計不下四十萬眾,海陸空兵種俱全,實力強勁。”

可是,1936年6月1日,西南派以“北上抗日”為名,舉兵反蔣,尚未與蔣軍正式交手,便毫無懸念地重蹈“福建事變”的覆轍,僅僅熱鬧了不到兩個月,就宣告失敗。

作為起事的兩大主角之一,李宗仁對“六一”運動(也稱“兩廣事變”)耿耿於懷,在晚年的回憶中,他將失敗的責任全都歸結到陳濟棠的身上:

迷信也是促使濟棠妄動的因素之一。原來濟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陳維周,濟棠對他可說是言聽計從。維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篤信陰陽命相、堪輿卜算之術。據說,維周某次特往廣東花縣洪秀全的故鄉,察看洪氏祖塋,發現洪秀全的祖墳正葬在“活龍口”上。據維周及其堪輿朋友們推斷,秀全的祖塋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數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龍天子,不會隻擁半壁河山,及身而敗了。維周認定此一墓地的可貴,便要洪姓子孫賣與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經不起維周的威脅利誘,就將墓地割愛了。陳氏兄弟遂將生母遺骸遷往該處安葬,深信陳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環顧陳家上下,餘子碌碌,除掉濟棠還有誰呢?因而陳濟棠就野心勃勃,予誌自雄。

此後不久,維周便銜乃弟之命,去南京與蔣委員長作促膝長談。這又給維周一個最好的機會,替蔣先生“看相”。據維周回粵語人,從相上看,蔣先生斷難過1936年這一關。說也奇怪,蔣先生的相倒是給維周看中了。當年發生的“西安事變”幾乎使蔣先生喪命。不過其事的發生,是應在張學良身上,而不是陳濟棠罷了。

又據說,在濟棠發動請纓北上抗日之前,維周曾約了翁半玄等術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機不可失”字樣,也使陳氏兄弟相信要“應”在蔣先生身上。孰知事變發動之後,陳濟棠的空軍——飛機數十架,在黃光銳率領之下,北飛投奔中央去了。原來“機”者“飛機”也。濟棠既“失機”便隻有亡命了。也可說,他被卦仙開了一場大玩笑吧!

濟棠既預備發動,乃於5月間拍電至南寧給我,謂我們應在民眾抗日**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

我既知無法挽回,乃於5月底飛往廣州。在廣州,我也見到元老蕭佛成先生。佛成又告訴我一些關於陳濟棠的笑話。這故事是當鄧澤如在時,某日時近午夜,濟棠忽親自訪鄧氏,約其同赴燕塘軍校。鄧問何事。陳說,他的將領今晚在軍校“宣誓”,他希望鄧先生前往“監誓”。鄧氏到了燕塘軍校禮堂,隻見禮堂上方安置一個皮製假人,上書“蔣介石”三字。宣誓時,由濟棠唱名,各軍官逐一起立,宣讀“餘決心效忠黨國,抗日反蔣,擁護陳總司令,以後如違誓言,必遭天譴”一類的“誓言”。讀畢,即趨至假人之前,舉起一把木劍,向“蔣介石”身上痛劈三劍,以表示仇恨與決心。蕭佛成說,陳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於此,如何能成大事?

1979年10月,由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出版、費雲文編撰的《戴雨農先生傳》之《巧妙策動,化解兩廣事變》一節中,卻提供了另一個版本:

(兩廣事變)如不及早設法遏阻化解,一旦戰事觸發,恐將釀成大患。戴先生辦事,反應靈敏,機警迅捷,決不猶豫觀望;嚐以“要有劍及履及的精神”與同誌共勉。他分析兩廣當局的稱兵犯上,係隻憑武力,對中央形成威脅,企圖達成他們自私的政治目標,……隻要策動他們深明大義的軍隊,反正效順,就可以釜底抽薪的化解巨變。於是,戴先生命令鄭介民赴香港,就既有的聯絡基礎,策動這項工作。

陳濟棠在陸、海、空軍連續背棄他的打擊下,知道大事已去,乃宣布下野,經香港出走國外。

廣西方麵,雖然已因廣東的失敗,陳的下野而孤掌難鳴之感,但以虎頭蛇尾為可恥,仍不甘心。戴先生偵知李宗仁、白崇禧等於七月十九日召開集團長以上將領會議,決定抵抗到底,並以桂林、柳州為最後死守區。雖然,當時中央以雷霆萬鈞的壓力,武裝解決廣西的變局,易如反掌;同時,廣西的若幹陸軍和空軍也已經戴先生策動成熟,正在待機反正。可是,蔣委員長仍不主張用兵,而以謀國至誠,感悟反複。乃迅即親往廣州,挽請中央要員赴廣西,勸商李宗仁,親來廣州謁晤蔣委員長,請示解決辦法。

事後,一直參與寧桂談判的陳誠(1898-1965。字辭修。浙江青田人。1922年,畢業於保定軍校第八期炮科。1931年12月,任第十八軍軍長。1936年春,任晉綏陝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在《西南異動》中頗為得意地說:“西南問題這一個不祥的名詞,在中國政治上鬧了不少的年數,有些過分悲觀的人物,更認為是中國政治之癌,完全是一個不治之症。現在經幾個月來,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的結果,竟把這個不治之症,有了一個解決的辦法,而且還是和平解決的。”

寧桂握手言和,反蔣運動半途而廢,王亞樵立即陷入了孤獨無援的絕境。他悶悶不樂地抽著香煙,不知道以後的路該怎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