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蔣介石獎賞4萬元
“四二九”義舉一鳴驚人。
韓國臨時政府主辦的《獨立評論》介紹道:尹奉吉“兩手一揮,一便當高飛台上,霹靂轟炸,天地震動,台上人物,應聲紛撲。時在午前11時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侵略上海之敵總司令白川大將,身中204個大彈片,小片無數,至5月26日,斃於滬;第三艦隊司令野村中將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師團長植田中將,折隻足;駐華公使重光,亦折腳,雖免慘死,然皆殘廢。此外駐滬總領事村井、民團書記友野及倭卒倭婦,均負傷。於是倭賊上下淘淘,所謂21發皇禮炮,亦因一聲炸響而停。瞬息之間,莊嚴慶祝會,頓成淒慘閻羅殿,乃實宣告日本帝國主義沒落之吊炮,懲罰殺人放火之霹靂。”日寇13名高官,死的死,傷的傷,僥幸逃生的也是驚魂未定,被嚇破了膽。
金九撰文評價說:“聞此巨響,而大叫痛快者,豈獨三千萬韓人乎?四萬萬五千萬華人宜有同感也。”
尹奉吉的義舉震驚世界,更激勵中國。《申報》近水樓台先得月,跟蹤報道了事件全過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斷左足》(5月6日)、《日軍司令白川義則昨午病死》(5月27日)、《安昌浩已解朝鮮》(6月4日)、《虹口公園炸彈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在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感慨不已:“國民黨10個師團未能做到的事,朝鮮一個年輕的義士卻辦到了。”
“四二九”義舉之後,韓國人的血性令人刮目相看,韓國的獨立解放運動贏得了世界讚許。在《白凡逸誌·下篇》中,金九欣慰地寫道:“第一,以萬寶山事件為起因,日寇采取離間中韓兩民族的政策。朝鮮各地動員了一些無賴殺害中國商人和工人。中層以上人士尚可明白這是日寇的奸計,但社會下層即使在東京事件(指1932年1月28日,韓國人李奉昌在東京行刺天皇失敗事件。引者注)以後也認為‘高麗人打死中國人’對我們民族懷有惡感。‘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日本恣意放火焚燒民房,還唆使崔英澤一類的流氓侵入中國人的家裏,在眾目睽睽之下搶劫財物。因此汽車和電車上的韓籍查票員成了替罪羊,經常遭到中國工人的毆打。但自‘四二九’事件以來,對韓人的感情迅速好轉。”許多商店、飯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主動對於韓國人實行免費或優惠政策。1933年1月,蔣介石在南京會見金九,密商雙方合作事宜。經蔣介石批準,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每月撥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開支,其他事業費由金九提出計劃,報蔣介石批準後,另行核發。“第二,這一事件以後,美國、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韓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東京事件雖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卻是民族的光榮,而虹口事件則獲得了絕對的成功。自此以後,對我的支援和向臨時政府納稅急劇增加,我們的事業進入發展階段。”
《白凡逸誌·下篇》是在1942年寫於重慶,當時,國民政府大力支持韓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金九成為蔣介石的座上賓,全書沒有提及蔣介石的死對頭王亞樵的名字,在《尹奉吉義士的上海義舉》一文中,避而不談王亞樵的參與、支持,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亞樵的親密戰友們,卻留下了許多珍貴史料。
朱大剛於1929年從北平河北軍事政治學校畢業,曾在北伐軍第五師擔任排長。南京召開編遣會議之後,他不願意參加軍閥混戰,便解甲歸田,來到上海,參加“斧頭幫”,一直在王亞樵的鞍前馬後,朝夕相處,參與機密,前後長達8年之久,直到王亞樵罹難廣西梧州。在《回憶王亞樵片斷》中,他說:
尹奉吉、安昌傑、金天山3人完成任務後,王亞樵又送去4萬元慰勞。並由洪耀鬥、餘立奎在法租界聖母院路(今瑞金一路)莊順裏購得公道印書社全部機器以及該社的一切權利,送給安昌浩,以便安排韓國流亡在上海的部分人員的職業。以後,公道印書社的大部分業務是代共產黨印書籍,曾被法租界巡捕房發覺,把公道印書社查封,並帶走兩個工人。王亞樵知道此事後,派餘立奎和陳群找杜月笙,說明公道印書社是王亞樵辦的,後由杜月笙出麵,向法院和巡捕房疏通後,在第二天法院開庭,將兩名被押工人當庭開釋,並通知巡捕房,公道印書社立即啟封。以後公道印書社仍照常營業。
經費來源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陳銘樞籌濟一部分經費;二是經朱子橋、楮輔成、李次山同意,從經委會捐款中拔一部分經費;三是事情發生後,蔣介石知道是王亞樵派人幹的,蔣也讚成此事,所以,派胡抱一送4萬元到上海交給王亞樵。胡抱一交款後,要王亞樵給蔣介石寫封回信,王不願意。胡說:“九哥,你這樣做使我回去不好交代。……在“九一八”事變前,胡抱一是王亞樵與西南反蔣派聯係的代表。事變之後,胡被胡宗南、戴笠拉到軍統裏,在“一·二八”時期,胡抱一任上海軍統特務處處長。
虹口公園炸彈案之後,日軍大肆搜捕韓國人,安昌浩、金永鐸、金澈等領導人相繼被捕。日軍還懸賞60萬元,追捕金九。而金九則在王亞樵和褚輔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嘉興人。著名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早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時期,曾任浙江軍政府政事部長。北伐戰爭時,任浙江省政務委員會代主席)等人的安排下,化妝逃出,在嘉興梅灣街76號陳公館、海鹽載青別墅等地避難。
尹奉吉被捕後,日本人獸性大發作,對其百般摧殘,萬般折磨,但他寧死不屈,沒有出賣任何同誌。5月25日,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軍軍法會議判處死刑;11月18日,由日軍重兵秘密押送日本;12月19日上午7時40分,在日本石川縣三小牛陸軍工兵作業廠,尹奉吉身中26彈,壯烈殉國。在走到生命終點前一天,他用變形的手掌,艱難地握住半截鉛筆,留下了最後的心聲:
我的死,若有助於祖國光複大業,將是莫大的喜悅。敬愛的白凡先生會尋找到第二個安重根,第二個第三個尹奉吉接過火炬,希望他老人家平平安安繼續奮戰。
尹奉吉犧牲後,連日本人都為他的英勇無畏所感動,在他的墳前樹立了一塊木牌,上麵寫著“尹奉吉義士暗葬之跡”。
日本投降後,韓國光複。1945年11月5日,金九等29人乘坐飛機自重慶經上海返回,受到韓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登機前,他對送行的中國友人說:“餘居貴國二三十年,無異自己家鄉。餘今而離去,不勝眷戀之情。”
1946年6月15日,尹奉吉義士的遺骨被迎回韓國釜山,百姓身穿素服,夾道鞠躬。身為總理的金九親自來到國葬現場,雙手摟著棺槨,放聲痛哭。1949年4月29日,故鄉禮山郡為尹奉吉樹立紀念碑;6月26日12時36分,在漢城京橋莊寓所,74歲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極右主義者、陸軍少尉安鬥熙暗殺身亡;7月5日,韓國政府舉行國葬,將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園,與尹奉吉墓並排而立,實現了兩位英雄“日後黃泉之下再見”的盟約。1962年3月1日,兩人雙雙榮獲大韓國民政府授予的“建國功勞勳章”。從1972年開始,禮山郡在每年的4月29日,舉辦“梅軒文化節”,以紀念自己的優秀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