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蔣介石見死不救

1932年1月28日23時10分,日方以鹽澤幸一少將的名義發出“公告”:“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閘北一帶,為維持治安計,將駐日軍於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軍隊及敵對設施即刻撤退。”這實際上就是侵略上海的宣戰書,為了麻痹中方,直到23時25分,他才以信函形式分別送交上海市長及公安局長。

23時20分,日軍陸戰隊約千人襲擊上海北站,侵占五區警察署;七百人強占與日軍陸戰隊司令部緊靠、屬中國軍隊防區的閘北天通庵車站,並以此為據點,向十九路軍翁照垣部發動突然襲擊;一千六百多人以坦克為掩護,從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至虹口路一線,向虯江路、寶山路、橫浜路、青雲路等地,發起進攻。接到第六團團長張君嵩的電話報告,翁照垣熱血沸騰,抓起頭上的軍帽奮力摔下,拚盡氣力吼道:“打!給我狠狠地打!誰也不準後撤。不要怕,有麻煩我承擔!”並將旅部指揮所向東移到閘北,在火線上坐鎮指揮。

戰鬥打響後,蔡廷鍇一邊指揮部隊抗擊,一邊向南京急電:“頃據閘北張團長報告,閘北左翼及虯江路均開火,我軍決意抵抗。”連天炮火中,南方漢子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無所畏懼,聯名發表通電,重申禦敵決心:“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陳銘樞立即給前方將士發去密電:“此時惟有準備最光榮之犧牲,切不可輕作退後之辱也。”

隨後,“上海抗敵後援會”應孕而生,總部設在福煦路181號——張嘯林、杜月笙等人開設的遠東第一大賭場福生公司大樓。《申報》老板史量才為會長,海上聞人杜月笙、上海商會會長王曉籟為副會長,上海市民紛紛行動,掀起了擁軍熱潮,捐獻的食品、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堆積如山,僅現金一項,就收到700多萬元。宋慶齡、何香凝和朱光珍(陳銘樞夫人)等到親臨陣地慰問,並在5天之內,率領姐妹們趕製全新棉衣棉褲三萬多套,贈送參戰官兵禦寒。在《贈前敵將士》一詩中,何香凝慷慨悲歌:

倭奴侵略,

野心未死。

既據我東北三省,

複占我申江土地;

歎我大好河山,

今非昔比。

焚毀我多少城市?

慘殺我多少同胞?

強**多少婦女?

恥!

你等血性軍人,

怎能咽得這口氣!

上海韓人各團體聯合會、上海台灣聯合會和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也積極地加入到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列,發放日文傳單,進行反戰宣傳:“我們代表中、韓、台旅滬四百萬民眾,勸告無限犧牲寶貴生命侵略上海的日兵,中華民族是不可侵犯的,希望你們奮起自救,認清你們的敵人,倒戈相向,推翻帝國,打倒軍閥……維持世界和平。”

“一·二八”事變第二天,王亞樵就吩咐許誌遠、蔡克強和朱大剛等,商借“祥生”、“運飛”兩大出租汽車有限公司的汽車,將工友們拉到“一·二八”事發地閘北,舉行萬人抗日集會。王亞樵登台演講,怒斥日軍的侵略罪行,堅決反對對日妥協,號召大家拿起武器,配合十九路軍,打擊侵略者。隨後,宣布成立淞滬抗日義勇軍,指揮部設在法租界桃園裏44號。王亞樵被公推為司令。蔡蹈和(1895-1965。安徽肥東人。合肥光複後,他到革命軍15師當兵,分在模範隊機槍連,因作戰勇敢,受到隊長餘立奎的賞識,提拔為班長;1923年,任陸軍二旅營長;1927年,任方振武部42軍89師參謀長、少將)任參謀長兼二團團長,許誌遠任軍事聯絡專員,朱大剛為聯絡參謀。1000多人,分為20個大隊,是“一·二八”事變期間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一支民間抗日武裝,劉剛、肖佩韋、李楷、傅耀東等分任隊長。隨後,淞滬抗日義勇軍開赴真如、太倉一帶,配合十九路軍浴血奮戰。2月1日,《申報》報道:

前晚閘北方麵,日軍向我進擊後,中華民國淞滬抗日義勇軍總指揮聞訊,立派義勇軍200餘名趕赴四川路天通庵附近,參加抵禦日軍。該軍因成立伊始,槍械不齊,參加作戰者分20人為一組,僅有槍60餘杆,間攜盒子炮,餘者仍多大刀、長矛和斧頭,奮勇衝向日軍,奪獲日軍槍械40餘杆,日軍受傷者有20餘人。該義勇軍指揮部參加是役後,昨又召集義軍,士氣極盛。現已有王亞樵、蔡蹈和、鄭抱真、餘立奎各部人馬數萬,業與十九路軍取得聯係。

不久,陳銘樞將軍特地打招呼,從十九路軍抽出400支步槍、手槍,大批彈藥,贈送給淞滬抗日義勇軍。王亞樵非常感激:“陳司令真是雪中送炭!抗日禦侮,匹夫爭先。以後司令若有用得著我的地方,盡管吩咐,我王九縱然肝腦塗地,也不後退。”

蔣介石對日軍的突然襲擊深感意外,在《日記》中,他頗為困惑地寫道:“聞昨日對上海日領事要求已承認,彼已滿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衝突也?”他請來汪精衛,討論應對辦法。汪精衛說:“南宋的秦檜遭到世人唾罵,可是我覺得秦檜也是個好人。在國家危亡關頭,總要找出一個講和的犧牲者,秦檜就是這樣的角色。他自己遭世人唾罵卻換來和平,使無辜生靈免遭塗炭。秦檜的救國和嶽飛的抗敵,隻是手段不同而已。”

30日,國民政府遷都洛陽。蔣介石就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參謀長,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的政治格局。直到1932年11月29日,戰事平熄,國民政府才下令還都。

2月2日,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前往上海,慰問部隊,鼓舞士氣。隨後,他向記者發表談話:十九路軍“人懷必死之心,願全體犧牲,以作民族生存、國家複興之代價。”

3日13時,翁照垣接到命令:將閘北防務移交120旅,率第四、五團開赴吳淞,死看死守。次日拂曉,日本的炮兵與轟炸機密切配合,向吳淞地區狂轟濫炸,陣地上,相互咬耳都聽不清說話聲。吳淞橋南蘊藻浜車站,由四團八連防守,一場拚殺,全連隻剩下47人,敵人的坦克車又轟隆隆地出現在陣地上。為了保守實力,趙金聲連長不得不帶領殘部撤到橋北。翁照垣接到報告,對衛士命令:“真沒用,去將趙連長槍斃!”衛士聽令,冒著槍林彈雨跑到橋北,拔出手槍,對著趙連長的腦袋大吼:“奉旅長命令,你這樣不中用,要我槍斃你!”趙連長淚如泉湧,用手抹了一把,回答說:“你不用槍斃我,讓我衝回去,寧願為國犧牲!”說罷,躍出戰壕,向橋南殺去。日軍猝不及防,斃傷無數。八連奪回陣地,僅剩七人,趙金聲壯烈犧牲。

7日,天空中下著雨加雪,陣地上異常寒冷。8時許,20架敵機在吳淞上空盤旋偵察,並在東北端陣地上投下一顆巨型炸彈,掀起的塵土,將翁照垣旅的一個排官兵全部活埋。陣地上,彈痕累累,屍體遍地。日軍“四日上午九時占領吳淞”的叫囂全部失敗,被迫易帥,司令官由海軍中將野村接任。

與此同時,蔣介石在洛陽親自主持軍事會議,不滿意地說:“十九路軍已經保持了十餘日的勝利,能夠趁此收手,避免再戰為好。”並命何應欽、陳銘樞致電蔣光鼐、蔡廷鍇、戴戟說:“蔣介公之意,我軍進攻無論如何犧牲,亦不能達到任何目的,在全盤計劃未定以前,仍取攻勢防禦為要。”何應欽隨聲附和:“不要打了,打了十幾天也夠了。”陳銘樞把眼前的茶杯一推,大聲反問:“前方的將士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們不要打嗎?”會後,陳銘樞給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發去密電,說:近來,有人主張“避免再戰,樞極不渭然。十九路軍必須貫徹全軍犧牲之決心,以完成民族命運所寄托之使命。”

但是,中國愈軟,日本愈硬。14日,日軍第9師團就增兵上海,“日軍通常編製每師團設步兵兩旅團,每旅團設兩聯隊,每聯隊約二千四五百人,每中隊有步槍一百四十枝,附平曲擊射炮、重輕迫擊炮、重機關槍各一,每師團並設有騎兵、炮兵各一大隊,每師團人數總在一萬六千以上”,實力大為增強;張治中眼看著十九路軍弟兄苦戰數日,孤軍無援,實在是忍無可忍,主動請纓,蔣介石在辦公室內轉來轉去,難下決心。他叫來陳布雷,請他出個主意。陳布雷書生氣十足,直爽地說:“現在舉國上下、黨內黨外,抗日呼聲很高。蔣公若再不出兵,無異於為虎作倀,與曆史上的漢奸、賣國賊有何區別?”蔣介石臉色一變,不耐煩地擺擺手,把他趕走。然後,坐在書桌前賣了半天呆,最後才給張治中掛電話,任命他為第五軍軍長,率領第87、第88師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增援上海。15日,出發前夜,張治中一宿未合眼,出征前,留下一封遺書:“當前正是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為軍人,理應親赴疆場,荷戈奮戰,保衛我神聖領土,但求馬革裹屍,不願忍辱偷生,如不幸犧牲,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仆後繼,堅持戰鬥,抗擊強權,衛我國土。”

20日,日軍出動約2萬人,在飛機、軍艦和坦克的掩護下,對廟行發動總攻。蔣光鼐指揮十九路軍和第五軍進行堅決反擊,戰鬥慘烈。三天內,我軍以傷亡2000餘名官兵,擊斃、擊傷日軍800多人,打退了敵人的數次進攻,取得了廟行大捷。美國記者斯諾深入前線,報道說:中國軍隊“隻能靠迫擊炮、步槍和少數機槍抵禦擁有優越得多的重武器的入侵者,要有多大的戰鬥精神啊!這是一種我原來不知道中國人所具有的堅韌不拔的戰鬥精神。”

日軍增兵日多,而我國駐無錫、蘇州一帶的上官雲相一師,駐浙江的戴嶽一旅,駐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贛東的蔣介石嫡係部隊約60個師、200萬部隊,卻坐山觀虎鬥。陳銘樞憂心如焚,給行政院院長汪兆銘發去求援電,沒有下文。黃炎培主編的《生活》周刊點名批評蔣介石“滿口自命為國效死的死在哪裏?不但自己不曾死,對於援軍尚且多方搗鬼,陰陽怪氣”。在上海的部分國民黨中委實在坐不住了,集體聯名,責問蔣介石為何見死不救?軍政部卻按照蔣介石的授意,不發給十九路軍一槍一彈一分軍餉,反而通令全軍:“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無須援兵,盡可支持。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十九路軍官兵聞訊後,肺都氣炸了。蔣光鼐忿忿地罵道:“這種事敵賣國的漢奸行徑,真所謂極人類曆史上‘寡廉鮮恥’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