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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的“天字第一號”,也是“戊戌事變”後僅存的重要維新成果,頑固派豈能看著她一天天成長、壯大?光緒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1899年3月6日),《北華捷報》報道說:
京師大學堂現有160多名青年學生,大多數為舉人和秀才,他們被分班學習英語、法語、德語、日語和俄語。自從大約兩個多月前,光緒皇帝這個重要的維新改革項目得以實現以來,至少有慈禧太後身邊的兩名高官用嚴厲的口吻對大學堂進行了詆毀。他們分別是禮部尚書啟秀(滿人)和兵部尚書徐郙。雖然慈禧想以這些詆毀為借口來關閉大學堂,但她身邊一些更為明智的顧問,如榮祿和慶親王等,力勸她不要以此進一步觸犯臣民和外國公使。
更讓孫家鼐感到氣惱的是,他親自挑選的中學總教習許景澄也不太理解他的苦衷,笑話他:“孫公辦學堂,太偏於理學。”許景澄於1885年出使法、德、意、荷、奧五國,次年又兼任駐比利時公使,至1887年以母憂回國。1890年,又出任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直至1898年回國。兩次出使,長達13年,成為清末重要的外交官。當時,在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思想束縛下,外交官都被視為服侍外人,而為國人所不齒,許景澄的行動在當時是相當進步的。1898年,他擔任總署行走,並兼禮部右侍郎,後來又轉為左侍郎。在歐洲多年,他以歐洲的大學標準來要求京師大學堂,顯然有些苛刻。孫家鼐專門找他談話:儲才之道,尤在知其本而後通其用。臣於來堂就學之人,先課之以經史義理,使曉然於尊親之義,名教之防,為儒生立身之本;而後博之以兵農工商之學,以及格致測算語言文字各門。“學成卒業之法,溥通學既熟,但專精一門既可入榖,其得舉人進士也較易,其弊也則在於徇情濫舉。今將通用科場考試,則學堂肄業諸生,必將分心於博覽,無以致專一之功,於專門學業,恐有窒礙。將不用考試,則學堂出身,誠恐弊流於冒濫。擬請嗣後科場考試,仍照張之洞所奏,六月初一日所奉諭旨辦理。而學堂卒業諸生,果能屢試優等,學堪致用,即予以生員舉人進士之名。仿唐人分科舉上之例。習化學者名曰化學科舉人、進士,習算學者名曰算學科舉人、進士,推之各科,皆冠以專門之名。將來何項需人,皇上即按所習之科采擇錄用,如此則學堂之士,可以爭自濯磨矣。”⑶辦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可行性,注重動機與效果的統一。現在這種時局下,太偏重西學,肯定會遭到非議,甚至是好心辦壞事,為大學堂引來滅頂之災啊。
京師大學堂在孫家鼐的執掌下,就像一艘試航的航船,頂風破浪,繞過暗礁險灘,蹣蹣跚跚地向前航行。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899年4月17日),《北華捷報》對大學堂開學之後三個月的情況做了如下報道:
我們聽說傳言大學堂處境困難,前途未卜。對於西太後慈禧來說,這個百日維新產物的繼續存在,就好像是刻耳柏洛斯(即古希臘神話中守衛冥府的三頭猛犬)跟前一片泡過牛奶的麵包。極端的保守派們當時就反對成立大學堂,現在也不喜歡它的存在,所以它會遇到政治和財政上的障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辦大學堂的官員們對於未來充滿了自信。
在竭盡心力摸索著辦好京師大學堂的同時,孫家鼐也沒有忘記“總部”的職責。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9年1月8日),他根據《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二節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谘行各省送交學堂章程等文中稱:“……現在京師大學堂業已開辦。各省會暨外府州縣,所有已設之學堂,均須將學堂章程、教習姓名、學生額數谘送本大學堂,以便核考……”
注釋:
⑴美·魏定熙著,安金平、張毅譯:《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⑵馮友蘭:《三鬆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5頁。
⑶孫家鼐:《遵議學堂中額折》,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