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泰西各國,近今數十載,人才輩出,國勢驟興,學校遍於國中,威力行於海外,其都城之所設大學堂,規模閎整,教習以數百計,生徒以數萬計……遂以爭雄競長,淩抗中朝,葷葷群才,取之宮中而皆備,非僅恃船堅炮利為也。”

早在光緒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也就是清政府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第二年,孫家鼐就認識到,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成功,根本是靠人才。一個國家,不僅僅是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就是財富,也不僅僅是山川秀麗、樓宇林立、曆史悠久就是財富,一個國家最大的財富是人才:能夠發明創造,點石成金,甚至是“無中生有”。從這個意思上說,人才應該寫做人財,才是對“人才”的本質認識。而人財,首先是先進文化教育的結果。

顯而易見,孫家鼐的身上存有不少的曆史局限性,但是,在民族危難、時代變革的嚴峻形勢下,他至少是傾心創建了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嶄新平台

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創建的麵向世界的綜合性大學,是中國近代最高學府,也是全國新式學校的總部,更是中國近現代高校的搖籃,像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醫科大學等,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京師大學堂,至於在“血緣”上與京師大學堂有關係的高校,那就更多了。

京師大學堂與中國古代教育的區別在哪裏?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中國過去的學校是私塾、書院、太學,那裏采用的教學模式是師傅帶徒弟,有點像家常菜館,但求好吃,不講營養,更奢談菜係,幾乎是一家一個樣,一個廚師什麽菜都會料理,樣樣通而樣樣鬆,基本沒有質量標準,誰嘴大權重,誰就擁有“真理”;而新式教育就像麥當勞、肯德基那樣的國際快餐連鎖店,京師大學堂是總店,各省開辦的大學堂、中學堂、小學堂等是其連鎖店,學堂教育大綱猶如營養配餐食譜和操作規程,學堂的教習都是廚師,各人都有自己的專業,各習一經,各有專長,每道菜都有不同的工序,而且,驗收產品的標準也是科學、統一的。試看,路邊的家常菜館與麥當勞、肯德基功能上差不多,但管理檔次、競爭能力上卻有著天壤之別。

走進京師大學堂,令人耳目一新。每間教室內,牆上都掛滿了五顏六色的地圖、表格、外語字母表,架子上堆放著用於物理和化學實驗的各種儀器,桌椅統一規格、統一擺放。開辦之初,設立了詩、書、易、禮四堂及春、秋兩堂。學生是按照考試成績分班教學。學習內容,分為普通學(基礎課)、專門學(專業課)和選修課,上午學習中學:經學、理學、史學、掌故學、諸子學和詞章學等,下午學習西學:格致(物理)、算術、化學、西文等。

在光緒皇帝欽定的《京師大學堂章程》中,原來沒有仕學館設置。孫家鼐上任後,經過調查,特意增加了仕學館,讓已經取得進士、舉人功名的人進來學習外國課程。“這一提議表明孫家鼐已經意識到,盡快為朝廷培養出起碼表麵上是受過西式教育的官員,目前已是當務之急。”⑴在中學堂、小學堂尚未建立的情況下,這項措施還可以吸引以“學而優則仕”為終極學習目標的學子入學,以保證京師大學堂擁有合格、充足的生源。對於此番心思,北大畢業生、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做了精彩解讀:

當時人的心中,還是以科舉的資格為標準。無論什麽資格,他都要把它折合為科舉的資格,心裏才落實。好像習慣於舊曆的人,談到新曆的月日,他總是首先把它折合成舊曆的月日,他才覺得心裏清楚。按當時清朝規定的學校製度,在縣城裏設小學,在省城裏設高等學堂,在北京設京師大學堂,學校分為這三級,恰好原來科舉功名也是三級。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