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鹹豐十年(1860年),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訢奏請設立總署衙門,專門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當時,清朝官吏都不懂外語,跟洋人打交道很困難。於是,恭親王建議在總署領導下,設立京師同文館,培養外語人材,以任翻譯。同治元年(1861年),慈禧和慈安批準了這一建議。
“同文館”本來是宋代接待外國使節的招待所之一。因為它具體負責接待高麗人,高麗與大宋同屬漢文化圈,高麗也使用漢字,屬於“書同文”,所以有此命名。清廷把教授自己子弟學外語的地方取了這樣一個怪名字,真是怪怪的。
同文館一經開辦,立即受到頑固派的詆毀。在大學士倭仁等人的煽動下,一時間“京師口語藉藉,或貼紙於前門,以俚語笑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有人特意作了這樣的對聯,予以挖苦:“‘未同而言,斯文將喪’,還雲:‘孔門弟子,鬼穀先生!’”更為膽大者竟在同文館門口貼了一副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
同文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招不到學生。當時,彌漫社會的是科舉崇拜,誰肯學習洋鬼子的話?人們普遍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隻有讀儒書,學八股,考秀才、舉人、最後中進士、入仕途,才是人生正道。
同文館最初隻能在“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歲以下八旗子弟”中遴選。即使是旗人,也受到漢人科舉至上風氣的影響,一些旗人擔心子弟學了洋文,就會把靈魂賣給了洋鬼子,所以,都不太願意把他們送進同文館。朝廷隻好采取物質刺激的辦法,多給助學金(當時稱作“膏火費”,意為晚上點燈閱讀的花費),每月三兩白銀(《儒林外史》中開篇講的那位鄉村塾師周進,一年薪金才十二兩白銀),讀一兩年後,可升至六兩。學習成績好,高班學生如能輔導低班學生,還有報酬,最多的一個月可以拿到十五六兩。這樣一個學生一年下來可以拿到近二百兩。而一個七品知縣,年薪不過七八十兩。學生的夥食更是天天三頓宴席,夜裏聽戲回來晚了,還可以叫廚子起來做宵夜,送到寢室。就是這樣來學習的學生仍覺得矮人一頭。同文館優秀學生張德彝後來做了駐英國、法國等國公使,官至三品,他晚年回憶自己的一生時,還對子弟說:“餘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可見洋務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之低。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同文館在總署隔壁開學。太仆寺卿徐繼佘(1795—1873,山西五台人,字牧田。著有《瀛環誌略》)因“老成重望為士林所矜式”,被任命為總理同文館事務大臣,聘英國人包爾騰為教師。最初連學製都沒有,是個混飯吃的地方。光緒十一年(1885),同文館整頓、製定了《同文館章程》18條,《續增同文館條規》8條。以後又陸續開設法文、俄文、德文和東文(日文)館,同文館教學才逐步走向正規。
同治四年十月(1866年12月),奕訢、李鴻章等主張在通曉西語基礎上,進一步學習西方的“推算之學,格物之理,製器尚象之法”,掌握“一切輪船火器等技巧”,對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朝廷表示同意。次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27日),兩宮太後發布懿旨,獎勵恭親王、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
可是,在同文館增設算學館的建議一經提出,就遭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正月二十九日(3月15日),禦史張盛藻攻擊說:“若令正途科甲人員習為技巧之事,又藉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無氣節安望其有事功哉?”並認為自強之道不在製造輪船、洋槍,而在於精通國學,“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培養氣節。有了氣節就可以“以之禦災則災平,以之禦寇則寇可滅”。慈禧當天就發上諭予以駁斥:“朝廷設立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原以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該禦史請飭廷臣妥議之處,著毋庸議。”
二月十五日(4月1日),大學士倭仁也上奏反對:“竊聞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人才之眾,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須師事夷人?”還有人緊隨其後,咒罵同文館是“不祥之物”,把當時的久旱不雨、陰霾滿天、疫病流行等自然現象,都說成是同文館引起的。
恭親王於三月初二(4月16日)再上一奏,對這些謬論加以駁斥,指出:“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之議,並非矜奇好異,震於西人術數之學也。蓋以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今中國議欲講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苟不借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巧之原,製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枉費錢糧,仍無裨於實際。……查西洋各國,互相師法,製作日新。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習文字,究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亦必成。西洋各國,雄長海邦,各不相下者無論矣。若夫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憤為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
倭仁是理學大師、同治帝師、軍機大臣,權高位重,影響很大。不放倒倭仁,算學館休想辦成。幾經思量,三月十九日(5月3日),恭親王終於想出了“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策略,上報當天,兩宮太後就降下懿旨:
“至倭仁原奏內稱:‘天下之大,人才之眾,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該大學士自必確有所知,著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飭講求,與同文館招考各員,互相砥礪,共收實效。”並“命大學士倭仁在總署行走”。
恭親王與兩宮太後聯手,狠狠地“幽”了倭仁一“默”。兩天後,倭仁舉手投降:“近同文館既經特設不能中止,則奴才前奏已無足論,應請不必另行設館,由奴才督飭辦理;況奴才意中並無精通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倭仁既不敢牽頭再辦一所“同文館”,與同文館分庭抗禮;也不願擔任總署大臣,直接與洋人打交道。
三月二十四日(5月8日),針對倭仁的辭呈,慈禧不依不饒,再發懿旨:“總署公務關係緊要,倭仁身為大臣,當此時事多艱,正宜竭盡心力。以副倭仁,豈可稍涉推諉?”竟不準許倭仁辭職。
倭仁被一“將”到底,毫無退路,整日神情沮喪,不知如何是好。他占了一卦,得“訟之初六,履之初九”,都是在位不吉之兆。三月二十九日(5月13日),是太廟祭祀的日子,各位大臣都要站班。站班之後,倭仁爬上馬去,意外“失足”摔下,借用別人的轎子抬回了家,被免職休養,才得以解脫……
經過恭親王等人的力爭,在慈禧的支持下,算學館終於成立。此後,同文館又逐步擴充各種自然科學課程,學生也陸續增加到一百二十名,實際上成了一所培養外語和自然科學人才的高等專科學校。
同治八年八月(1869年9月),美國公使兼清廷總稅務司赫德決定,請丁韙良擔任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想了想,把手一攤,說:“我並不反對出來修剪一下燈芯。但條件是,你必須提供充足的燈油。”赫德說:“好吧。你負責修剪燈芯,而我來提供燈油。這樣,就可以讓同文館這盞燈在大清的夜空裏更加明亮一些。”從此,丁韙良開始到同文館授讀,並在總教習位置上,一幹就是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