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隨後,英國人在華開辦的《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對中國與日本對待愛國青年的不同做法,發表了意味深長的評論:

在北京,有六個年青的改革家為那位殘忍暴虐的老太後(遲幾天就是她的生日)所殺害,但他們個個都具有殺身成仁的意義。我們常常對中國表示灰心和絕望,但是任何一個國家能產生像這樣一些勇士,是沒有理由對他絕望的。“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同樣地,這六個青年的鮮血也將是新中國的種子。

中國野蠻地謀殺了她的第一批愛國青年,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她與她的鄰邦的一個鮮明對比。在日本,這一類青年是深受歡迎的,被給予榮譽的地位的;……在那個島國中,他們奔放的熱情是有出路的,因而可以變成有利於國家的力量。由於這個緣故,近年以來,日本有很多人得以發展他們的才能,成為強健的政治家。

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因為保舉康有為而被逮捕,麵臨被處決的危險。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聲稱1897年張蔭桓曾代表中國政府參加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即位60周年慶典,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處決張蔭桓將引起嚴重後果。清政府被迫退讓,將張蔭桓免於處死,改為流放新疆。

戶部郎中兼軍機章京陳熾遇此挫折情緒低落,整日借酒澆愁,時而高歌,時而痛哭,患了精神分裂症,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900年6月9日),死於北京贛寧會館,享年46歲。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被永遠監禁,湖南學政徐仁鑄(徐致靖的兒子)被革職,永不敘用。

李端棻被革職,流放新疆。

宋伯魯被革職,永不敘用。不久,朝廷又下令通緝他。宋伯魯聞訊避禍上海,一度又到日本。因與康梁仍舊保持聯係,深受頑固勢力的攻擊。後來,宋伯魯回到陝西,陝西布政使樊增祥出於嫉恨,又捏造罪名,專擢呈奏,將宋伯魯監禁於西安城南皇子坡,時值新任“伊犁將軍”長庚道經陝西,約宋伯魯赴新疆,宋便隨長庚道赴新疆為幕僚,一去數年。

六君子犧牲後,要抓張元濟的謠傳滿天飛。張元濟卻一反常態,天天到總署衙門去上班,而且是早到晚退。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即使自己被抓,也不會在家裏讓母親親眼見到受刺激、傷心。一個半月後,他的處分命令終於下達:“革職,永不敘用。”母親知道後,寬慰他說:“兒啊,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你這麽年輕,又有很好的才學,何愁幹不出一番大事業?”為何隻受到這麽輕的處分?張元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同年11月,他在南下前夕,去拜別老師廖壽恒時,才在無意中揭開謎底。原來,在朝廷研究給王錫蕃、李嶽瑞“革職,永不敘用”時,光緒皇帝特意補充了一句:“張元濟也曾上書,妄圖國事,應同案辦理。”這一動議,明顯是掩護張元濟免遭更大的迫害。

時隔多年,張元濟對康有為的所作所為深為遺憾,甚至認為康、梁好大喜功,不是“任事之人”,其激進行為不但無助於維新,恰恰相反,是幹擾、禍及了維新大業。當年,“時詔各省廣設學堂,考試並廢八股。餘勸長素乘此機會出京回籍,韜晦一時,免攖眾忌,到粵專辦學堂,搜羅才智,講求種種學術,俟風氣大開,新進盈廷,人才蔚起,再圖出山,則變法之事不難迎刃而解。而長素不我從也。”⑵康有為“接見人士日以數十,戶外屢滿。夜則代草奏稿,鼓言路,及能上摺者上言。”(康廣仁致友人信)“陳奏不已,益急進,遂有八月六日之變。”⑶

在“戊戌事變”第二天,張之洞就向管學大臣孫家鼐發了一封急電,率先痛斥梁啟超。報文指出:

康已得罪。上海官報,萬不可令梁啟超接辦。梁乃康死黨,為害尤烈。方今朝野正論賴公主持,天下瞻仰,企禱,企禱。竊思如有品學兼優之人,接辦官報固好,否則,不如暫停,從緩再議。⑷

在這份電報中可以看出,張之洞對梁啟超的態度,與以前判若兩人。此時,清廷並沒有點名要抓捕梁啟超,而張之洞已提前指出,梁乃康之死黨,“為害尤烈”,可見,張之洞的政治嗅覺是何等靈敏,行動是何等利落。

不久,一個德國記者采訪李鴻章。在談及戊戌變法夭折的原因時,李鴻章說:“年輕的官員們是有責任的。年長的和有經驗的官員們受到年輕官員們的排擠,那些年輕人缺乏任何國務活動的實踐。他們就是這樣胡亂料理國家事務,終於弄得寸步難行。通過這場危機,年輕人被除掉了。”

曾積極參與變法的蔡元培痛心疾首:“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清醒地意識到:“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於是,他義無反顧地“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教育”⑸,走上了教育救國之路。從此,朝廷裏少了一位年輕官僚,中國卻誕生了一位教育大師!

注釋:

⑴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頁。

⑵《張元濟詩文》,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2頁。

⑶張元濟:《戊戌奏稿?跋》,《涉園序跋集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頁。

⑷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九卷),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759頁。

⑸蔡元培:《冷眼觀變法》,《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