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照一鳴驚人,成為京師耀眼的政治明星,也成為眾人爭相效仿的楷模。一時間,各種條陳、奏折像洪波湧起,劇成高峰。據統計,從六月十五日(8月2日)至七月十八日(9月3日),在32天時間裏隻有27人次31件上書,平均每天不到一件;從七月十九日(9月4日)至八月五日(9月20日),在16天時間裏卻有312人次386件上書,平均每天收到上書超過24件。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緒皇帝發布上諭,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四章京”走馬上任,參與新政。同一天,張元濟上了一奏,提出了包括“滿漢通婚、去發辮、除拜跪”等一係列“更改祖製”的大膽建議。
王照雖然得到了獎賞,但是,卻進一步加劇了皇上與太後之間的矛盾。“此詔書一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而震恐,繼而切齒。”(梁啟超語)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都是太後的親信。被罷官後,懷塔布領著內務府數十人跑到頤和園,環跪在慈禧麵前,哭訴著告狀,乞求“給奴才們做主”。太後一方麵“令其暫且忍耐”,另一方麵,又指使懷塔布去天津找榮祿密商對策。
未經請示懿旨,就罷免禮部六堂官,任命軍機“四章京”,嚴重觸動了慈禧敏感的權力神經。請安時,太後大發雷霆。光緒皇帝流涕辯解:“祖宗而在今天,其法必不若是;兒寧忍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世笑也。”事後,梁啟超認為:“皇上於二品以上大員無進退黜陟之權。彼軍機大臣及各省督撫等屢抗旨,上憤極而不能黜之。此次乃僅擇禮部閑曹、無關緊要之人一試其黜陟,而大變已至矣。”
李鴻章雖然在賢良寺深居簡出,但時刻關注著朝廷的風吹草動,並市場發出一些議論:“朝廷銳意振興,講求變法,近日明詔多由康有為、梁啟超等慫恿而出,但法非人不行,因循衰憊者豈有任事之才,不過敷衍門麵而已。”“學堂之事,上意甚為注重,聞每日與樞廷討論者多學堂、工商等事,惜瘦駑庸懦輩不足讚襄,致康有為輩竊東西洋皮毛,言聽計從。近來詔書皆康黨條陳,藉以敷衍耳目,究之無一事能實做者。”⑵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些議論很快就傳遍了京師。光緒皇帝聽到匯報後非常震怒,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他下令:裕祿為總署大臣,李鴻章、敬信毋庸在總署行走。並正式任命裕祿、李端棻為禮部尚書。 四
一夜之間,李鴻章變得身無半職,一下子成為一個平頭百姓。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可能是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老狐狸,他一生殺人如麻,戰鬥中多次死裏逃生,所以,官越大年齡越高,也就越貪生怕死;他的身上有太多的“定時炸彈”,也有太多的仇人要置其於死地,如果沒有烏紗帽罩著,他一天也別想安泰。光緒皇帝撤職的諭旨,讓他死路一條,他豈能坐以待斃?
進入夏季,不僅天氣越來越燥熱,知了聲聲叫著夏天,而且,光緒皇帝對於維新的心態也日趨迫切,行動變得更為衝動、激烈,甚至有些不計後果。他下詔裁通政司等六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各省之不辦運務之糧道,引起“公務員”隊伍的極大恐慌。當時有人這樣描寫太仆寺被裁撤後的情形:“寺中自奉旨後,群焉如鳥獸散,闃其無人,匪特印信文件,一無所有,即廳事戶牖,均已拆毀無存。”“戊戌變政,首在裁官,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舉京師謠言紛紜不可聞,皆謂康有為欲盡廢京師六部九卿衙門,彼盈廷數千醉生夢死之人,幾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修整北京街道,改變環境衛生,本來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吏役們執法態度粗暴,方法簡單,把街頭擺攤的小商小販攆得雞飛狗跳,鬧得沸沸揚揚,怨聲載道。六堂官被“一鍋端”,不僅引發了眾多大臣的抵觸情緒,而且,改革陣營也產生了很大的意見分歧。《楊參政公事略》記載:“一日六堂官革職,大臣頗自危,(楊)銳複奏情詞剴切……頓腳歎息曰:‘皇上始誤聽於誌銳,繼誤聽於李盛鐸,今又誤聽於康有為,殆哉!’”楊銳還在給友人的信中大膽預測:“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動。”
光緒進士、翰林院編修蔡元培曾經是改革派積極爭取的人物,但蔡元培對康梁等人的作派很是看不慣,對他們的邀請當麵加以拒絕。多年以後,羅家倫當麵請教蔡元培當年為何能做到“眾人皆醉我獨醒”時,蔡元培從容解答說:“我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要想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這全部腐敗的局麵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我並且覺得,他們的態度也未免太輕率。聽說有幾位年輕氣盛的新貴們在辦公室裏彼此通條子時,不寫西太後,而稱‘老**婦’,這種態度,我認為不足以當大事,還是回家鄉去辦學堂吧。”⑶
就連駐京外交人員如竇納樂、戈頒等,也認為康有為推行不切實際的改革(如變易服色、剪發等)是魯莽冒進,對其政見也不盡讚同。康廣仁也很為哥哥的前程擔心,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坦言:“伯兄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故常謂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
但康有為卻不以為然。他說:“死生命也。我昔經華德裏,飛磚落麵,若逾寸中腦死矣;加中風痰,頃刻可死。有聖主在,吾以救中國,豈忍言去?”
康廣仁又勸道:“伯兄平時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中國殺身無益。”
康有為不聽,還是自比聖人,一意孤行。
沒有不透風的牆。張謇聽到康梁準備“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來變法”,十分驚詫,趕緊找到康有為,勸他不要逞一時之快,破壞變法大計。但康有為根本聽不進去,支支吾吾,把他支走了。回到住處,張謇覺得無能為力,“在京聞康有為與梁啟超諸人圖變政,曾一再勸勿輕舉,亦不知其用何法變也。至是張甚,事固必不成,禍之所屆,亦不可測。……餘嚐規諷之,不聽。”⑷
精明的張謇預感到“朝局自是將大變”,因此,他“作辭壽州(即孫家鼐)奏派大學堂教習啟”,匆匆離開京城,返回南通,以規避殺身之禍。